吴煜已经一抖袖，一亮嗓，唱起了《龙凤呈祥·甘露寺》选段：
念晚生刘备最孤单/和关张结义在桃园/大破了黄巾兵百万/我弟兄威名天下传……
周教授的手在膝盖上轻打着节拍，吴阿姨在厨房里下饺子，眼哥和范然在低声说着什么。小葳，你呢？你在哪儿？我心下黯然，站起来进了厨房，“阿姨，有没有小葳的消息？”
“这傻丫头，快别惦记她了。你现在有孕在身，且放宽了心，好吃好睡，别委屈了自个儿和孩子。我做妈的，哪有不疼她不挂念她的道理。只是小葳这孩子从小任性，样貌比别人稍好，人又伶俐，有时难免嚣张，不知道的以为她多厉害，其实从小到大吃的亏多了去了。可即使这样，她对自己看重的人也从来都是掏心掏肺的。这几年她来回左右折腾，我多多少少也知道些，劝她管她，她哪里肯听，也只能由了她去。她对你的情义，阿姨全看在眼里呢。她出生时她爷爷就给的玉，她都给了你。那可是他爷爷1942年从缅甸腊戍随远征军撤离时带回来的，说是从日本兵手底救下来的一个缅甸女子给的。悦波，你们都年纪不小了，应该知道，这世上除了顾念自己，更得顾念他人，哪里就能活得自由自在、事事遂了你的愿呢？阿姨说句话，你别不爱听，惜取眼前人呀！小葳是现在不在这儿，她要在，我照样说她。你放心，她迟早会回来，她不会就这样扔下她妈……”饺子开锅了，吴阿姨又往里添了些凉水。
我摸摸胸口的玉，无限怅惘。
他们怕我累着，没有守到子夜就散了。
第二天下午，眼哥一个人登门。
范然看他的样子，“要不你们俩聊，我出去转转。”
“范然你别走，你也一起听。”眼哥说。
“小葳走之前，来看过我。”
我“啊”一声站起来，范然连忙上来扶，“你悠着点儿！”
“也不知道她从哪儿弄到的探亲证。这么多年了，她第一次来看我，没想到是告别。”眼哥笑笑。
“她说没说打算去哪儿？”范然问。
“没有。她来看我，就为了说声对不起。”眼哥停顿一下接着道，“她说原打算等我出狱了就跟我结婚，可后来发现她做不到。她已经对不起我一回，不能再骗我一次。她对我，只有朋友情义。咳，其实我从头到尾也没怪过她，根本犯不着什么道歉。”
“三儿，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只有十八岁，对人既有满脸的戒备又有小心翼翼的试探。小葳呢，又骄傲又张扬从不把任何人放眼里。可是，在对方面前时，你们俩就象完全换了个人，既有孩子的天真单纯，又有女人的风情无限，而你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你们彼此对对方高度的接受性更是形成一种外人无法涉足的致密的沟通关系。”
我眼眶起了湿意。
“是人就有软弱的地方，这不是什么羞耻的事，也没必要论个对错。小葳从前太执着，她这次离开，我想，即使没有完全放下，也是放下了很多。她是相信范然，相信你找到了幸福，才会舍得离开。三儿你如果继续现在这种精神状态，非要事事较真儿，那你真是不仅辜负了她，也辜负了范然，更让我看轻了你。”
“眼哥！”我眼泪无法抑制。
“眼哥你别说了。”范然试图阻止他。
“你们听我说完。爱一个人，却不能在一起，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小葳的痛苦，我曾经感同身受。她走，不是逃避，不是懦弱，只是不想再造成更多的错误、伤害和罪过。我这几年，也想通了很多事，要是真的爱，也许，只要那个人活着，无论她以什么样一种形貌展开她的人生，就已经是对你爱的最大回报了。”
“三儿你得爱惜自己身体，毕竟是要做妈妈的人了，况且三月份还要答辩。我最近写了一些东西，狱警只允许我带这么点儿出来，你俩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只是第一稿，还在修改。还有，谢谢你们俩这么多年一直抽时间陪我爸，老头现在疼你们比我这儿子都多。”
眼哥留下的半截手稿叫《生命尽头的春天》，写了七个死刑犯的临刑前夜。大年初一的晚上，我和范然既在阅读审视亡灵，又在体会感受新生。我们站在路上，看向路的两端，不知道哪一个方向蕴藏着更多的烦恼。
我并没有一般孕妇嗜吃嗜睡的症状，体重反而有减轻的趋势，范然很是担忧。我看他着急忙慌的样子，总觉得比自己更象孕妇。
怀孕八周，我去做第二次产检。听到婴儿急速而欢畅的心跳时，范然激动得语无伦次，我则是热泪盈眶。这心跳，于我，具有一种启蒙意义。从前我不相信机缘，可是现在，我相信，是机缘让我与这个孩子血肉相连。他（她）来的附加使命，是为了完成我做为女人一生从出生到初潮到初夜到生产的生命轨迹。从鸿蒙初开，生命就不仅仅是奥妙，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夜里，我梦到奥地利画家Gustav Klimt的“Hope II”，只是画面里多出一个婴孩，在暗沉却又耀眼的金绿色画面里，吮咂母亲丰腴的乳房，是生命之火，是希望之光。这世上，同心而离居之人无数，因了这个婴孩，我兴许不会再忧伤以终老。
三月来的时候，我的论文已经完成，只等着月底的答辩。
北京的春天更多地存在于语言和修辞的范畴，绝对没有吹面不寒扬柳风，更诚实地讲，哪里有什么春天，只是卷着黄沙铺天盖地的风呼啸着就从塞外而来，如此而已。站在窗边，我的手指象超声波一样扫描我的孩子，在水的世界里，不再只是蝌蚪了吧，想象中的小小头颅，柔软手足，吹弹可破的肌肤。用了七年的时间，我幼年雪国的梦想才做完，原来我身体里流淌的仍然是热带的血液。北京，与故乡无关。这里没有油绿的棕榈，没有火红的凤凰，没有芳香的烟草，没有永恒的春天。小葳走了，那个我以为即使我弹尽粮绝无以为继也会给我依靠的人走了，这个城市里，还有什么可以继续眷恋？也许，我也该问问自己“明天醒来我会在哪一只鞋子里？”也许，只有疾步行走，才能抵抗我内心一直潜藏的强大的无法驱逐的不安。
沉默是一种传染病，象渐长的白昼，在这个春天肆虐。范然嘘寒问暖和偶尔高声谈话的背后，是没有形貌没有轮廓的沉思。我无法辨认，我探究不出那些陌生的构建他思想的点与面。清晰与混淆之间，没有界线。
我终于还是向他开了口，“哥哥，不如我们……”
他打断我，“不如我们离开北京吧？”
我诧异地看着他。
“我早有此打算。与其看你日日消沉，不如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我自己心里也有个地方，一直想去。”
“是缅甸吗？”
“三皮，你永远最了解我。我怀疑我们俩的DNA里都有疯狂的因子。只是你原来答应陶老师留校的，现在得好好跟他解释一下；我的工作大概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交接，顺利的话，四月我们就可以离开北京。”
陶教授对我的决定表示遗憾但谅解。
而周教授则反应强烈，“胡闹，纯粹胡闹！两个孩子都前途一片光明，怎么能如此意气用事？悦波也就罢了，一直容易头脑发热，范然你怎么也依着她胡来？”
“周老师，不光是悦波的主意，我自己也想离开北京。关于职业规划，关于前途发展，这些道理我们俩都懂，只是现在，对我们来说，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
“那你们打算去哪儿？工作找好了？”
“还没有，暂时先回云南，然后……然后可能会去缅甸住一段时间。”
“缅甸？”周教授一拍桌子，滕地站了起来，“你们俩这是瞎折腾！那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又是军人执政，常年战火，毒品走私泛滥，你们两个书生去那儿有何用武之地？”
范然低头沉默，我开口道，“周老师，范然过世的母亲是缅甸克钦族人，我们一直想回去看一看。”
周教授眼光一黯，重新坐回去，“周老师也年轻过，理解你们的冲动，但冲动不能做为天真的藉口。二战的时候，中国十万远征军奔赴缅甸，只有四万人活着回来；文革时，多少中国知青参与缅共与政府军的战争，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什么？八九年缅共就已经分崩离析，现在只剩民主联盟和民族武装力量在与政府军周旋，但几乎一半的武装力量都是借‘独立’之名，行‘发财’之实。你们回去看看可以，只可短住不能长居，就当是旅游和探望亲友，记住周老师一句话，绝对不要参与任何克钦族的独立运动。年轻的时候，都以为游历是增长见识的最好方式，但也很可能是一辈子都好不了的伤口。”他说到这儿，往后一靠，眼角已经泪光闪烁。
四月，我们给眼哥写信道别，留下了两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北京，我来的时候一个人一只箱，走的时候三个人两只箱。飞机起飞时，有强劲而有力的胎动，那是我对新生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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