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乱臣贼子周文王和周武王
儒教把持的历史，把篡夺商朝周文王和其子武王美化神化，其实，他们就是商朝的乱臣贼子，本该受到儒教的批判，但是，孔子这个儒教的祖师爷却是在春秋时代坚决主张复辟周朝的，于是另一个儒教弟子司马迁就更加丑化商朝而表扬商朝的乱臣贼子周文王和其子武王，儒教的无耻和双重标准可见一斑。
此外，易经不是周文王所写，夏朝是周朝和后世儒教弟子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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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商末“周族”首领。姓姬名昌，“季历”之子。商纣时为西伯侯，故亦称“伯昌”。任用“太颠”、“散宜生”等能人，施行裕民政策，国力日盛，却为纣所忌，囚之于羑里，后献“有莘氏之女”、“骊戎之文马”等宝物及疏通朝臣始得获释。他曾解决虞、芮两国的争端，出兵进攻犬戎、密须、黎国、邗，又击灭崇国，修建都城丰邑，并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等流域，作灭商准备；文王43年，改元“受命”。在位50年，传说其晚年已取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正妃太姒为其生十子：依次为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
文王临死时嘱其次子姬发早图灭商。姬发继位后，秉承父志。受命十二年（约前1046年），武王见时机己到，发兵行都朝歌，讨伐纣王。两军战于牧野，商军大败，昏庸的纣自焚于“鹿台”，商亡。
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首先追封父亲姫昌为文王。
传说现在通行之《易经》及《后天八卦》（故又名《文王八卦》）皆为文王所著（先天八卦则属于远古河图洛书） 。
传说周文王是黄帝的后裔，世系如下： 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蟜极——帝喾高辛氏——后稷（周始祖，西伯）——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毁渝）——公非（公卯）——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周太王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姬昌
武则天改国号周时，自称武家为姬昌后代，追尊周文王为南周始祖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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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 —约前1043年），西周的创建者，姓姬名发，谥号武王，是周文王的次子。约前1050年文王死，他继承王位，沿用“受命”年。武王母亲为“太姒”，其正妻为“邑姜”。
文王临死时嘱其早图灭商。武王继位后，继承父志，重用姜尚、周公、召公等人治理国家，周朝日益强盛。受命十年（约前1048年）在盟津（孟津）大会诸侯，前来会盟的诸侯竟有800个。
受命十二年（约前1046年），商纣王已把商朝搞得一团糟。武王见时机己到，便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亲率战车300辆，虎贲3000、甲士45000人，进攻商纣行都朝歌，讨伐腐朽的商朝。两军战于牧野，因商朝奴隶兵阵前倒戈，商军大败，昏庸的纣自焚于“鹿台”，商亡。
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首先追封父亲姫昌为文王和另外作出一系列调整：
将被纣王诛杀的比干改葬，释放被纣王囚禁的箕子。
对其他部族实行大分封：神农氏的后人封于焦，黄帝的后人封于蓟（天津蓟县），尧的后人封于祝（江苏赣榆），舜的后人封于陈（河南淮阳），夏朝的后人封于杞（河南杞县），
由于商朝的实力还在，于是将纣王的儿子武庚安放在商朝的首都殷。为了包围武庚的地盘，又分封了自己三个弟弟：管叔（姬鲜）于管（河南郑州），姬度于蔡（河南上蔡），霍叔（姬处）于霍（山西霍州），是为三监。
为了加强对已经受周朝的控制下土地管理，对周的元老实行大分封：召公于燕（河南偃师），姜尚于齐（现今山东）。
灭商三年后武王逝去，时年四十三岁．由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和太公姜尚辅佐继承人成王。传统上，周武王，周文王，尧舜禹和汤一向为后世所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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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中国商朝末代君主，姓子，名受，号帝辛，史称“纣王”，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他在前1075年—前1046年在位。纣是帝乙之子，有雄才，致力于用兵东南；牧野之战中周文王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在距离朝歌（今河南淇县）七十里外的牧野击败商军，商纣王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商朝灭亡。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又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宠信妲己，建立酒池肉林；为人凶残成性，创立炮烙、虿盆等多种酷刑；杀害忠臣义士，如其叔父比干；囚禁异己，如西伯侯姬昌被幽禁于里（今河南汤阴）七年之久。纣在中国长期被认为是暴君，与夏桀并论。这一段历史，后人加上幻想元素，写成了《封神演义》（又称《封神榜》）。成语有“助纣为虐”、“助桀为虐”。
不过，有观点认为，很多对帝辛的反面评价存在历史上的递增性。先秦文献对他的指责并不很多，甚至许多文献称赞纣王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是难得的英主，但随着时代的推进，各种各样对他不利的指责越来越多。子贡也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很有道理的。近人顾颉刚撰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意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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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己（汉语拼音：dá jǐ），为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商纣王的宠妃。己姓，妲为字。传说为苏姓，不过有关苏的来源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其父亲乃是诸侯苏护；另外一种说法是，妲己来自一个叫苏的部落(有苏氏)。
史籍记述
根据《史记》的记载，妲己是有苏氏诸侯之女，乃一个美若天仙、能歌善舞的美人，在商纣王征伐苏部落时被好酒贪色的纣王掳入宫中，尊为贵妃，极尽荒淫之能事，酒池肉林等乃是纣王为博她欢颜而创，并为了讨好她发明炮烙之刑。后被周武王所杀。
小说演义
妲己在小说封神演义中亦被描述为一个美艳无比的女子，不过她本性善良仁慈，后在入宫途中被九尾狐狸精害死，并被其附身，方有后期一连串令人发指的恶行。她怂恿纣王残害忠良，滥杀无辜，曾在情挑周文王之子伯邑考未遂下令将他剁成肉酱，做成包子让周文王吃下。她性喜听人痛苦的惨叫声，为此纣王滥用酷刑，创出炮烙、锤击、蛇咬等可怖酷刑。大臣比干在纣王面前谏曰：“不脩先生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她为报复设法让义妹胡喜妹（由一只九头野鸡精所化）进宫和她一起陷害比干。一日三人在鹿台上游玩时，妲己忽然心痛，胡喜妹告诉纣王她们在冀州时妲己也发过这种病，要用“七窍玲珑心”来医治，而朝中只有亚相比干是玲珑心，纣王立刻下令要比干剖心。妲己还尝设计让大将黄飞虎的妻子贾氏被纣王逼奸，使其羞愤自尽而亡，其残酷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后来武兵来讨，纣王于鹿台自焚而死，妲己亦被以祸国妖女之罪处死。
夏朝是周朝人编造出来的？！--皇帝为什么叫“九五至尊”
“九五”源于《易经》。《周易》六十四卦的首卦为乾卦，乾者象征天，代表帝王的卦象。乾卦由六条阳爻组成，是极阳、极盛之相。从下向上数，第五爻称为九五，九代表此爻为阳爻，五为第五爻的意思。九五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第一爻。这里的“九”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判别数字阴阳属性的符号。九五是乾卦中最好的一爻。第五爻是君位，代表帝王，在乾卦中阳气在这个位置达到最盛，代表广施德行，慢慢积累，从初九到达五爻，最中正刚健，是帝王之德的象征，别的身份不可能配上这一爻。九六，超过九五，过犹不及，就成了“九六，亢龙有悔”。
后来人们把“九”和“五”作为具体的数字运用，是为了契合代表帝王的“九五“之爻，“九“和“五“两个数字在建筑上的使用也符合美学原则。 中国古代把数字分为阳数和阴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
北京故宫作为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宫廷建筑，处处体现着帝王的至高无上，如天安门城楼其城台设五个门洞，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故宫中许多建筑物的开间多为九间或五间，惟独太和殿的面宽是十一开间，在整个故宫是独一无二的。《周易》的释义词句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北京故宫太和殿名字的由来据说就源于此。
《易经》又称《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
《易经》以一套符号系统来描述状态的变易，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它的中心思想，是以阴阳两种元素的对立统一去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易经》最初是占卜用的书，但它的影响偏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医学、天文、数学、物理、文学、音乐、艺术、军事和武术。广义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分为《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由于《易经》成书很早，大约在西周时期，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易经》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撰写了《十翼》，又称为《易传》，以解读《易经》。
现在流传下来的《易经》版本据说为周文王所演，因此也称为《周易》，《史记》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 。春秋时期的孔子被认为是《十翼》的创作者。 《十翼》是对《易经》的诠释，有十篇：一、彖上传，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称“大象”），四、象下传（又称“小象”），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八、序卦传，九、说卦传，十、杂卦传。汉武帝以后，《十翼》被称为《易传》，并被视为《周易》的一部分。
然而，据现代考古学研究，周文王、孔子不是《易经》的作者，《易经》作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孔子尊重周朝，在春秋时代主张复辟周朝，而后世无耻的儒教弟子更是把孔子当成祖师爷，不断的给孔子和周朝贴金，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制造的谎言无数，比如，美国学者研究(Sarah Allen ,1991)，夏朝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是周朝编造出来的朝代，证据是夏朝的文字记载都来自周朝和后世的儒教弟子，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而且，编造出来的夏朝的象征刚好和商朝相反，周朝和后世儒教弟子伪造的夏朝，目的是为了周朝篡夺商朝正名和制造舆论，可怜现代人依旧在考证所谓的夏朝，但是，包括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记载。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工程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感谢现代的考古学，发现了商、周朝的占卜用的兽骨和龟甲上的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钟鼎文；1970年代，湖南长沙的西汉马王堆出土了将近完整的、公元前二世纪的《易经》、《道德经》和其它书籍，是现存《易经》的最早版本，并包含了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著的《易传》。这些资料揭穿了儒教制造的关于《易经》版权的天大谎言，不是什么周文王或者孔子写的《易经》。比较马王堆出土的《易经》和周朝的钟鼎文，《易经》不可能是周文王写的，成书日期应是西周后期，大约公元前九世纪末。现时一般认为《易经》并非任何一个传说或历史人物的著作，而是西周时期占筮用的文字编纂而成。儒教的罪恶远远不止于国家浪费了大量钱财考证其编造的“夏朝”存在，儒教是中国落后西方的罪魁，详细的参见，“从宋元明清四朝历史，看中国挥刀自宫－－国学，亡国之学也”。
附：
Sarah Allen (1991), 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Mythical Opposite of Shang: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 Sarah Allen noted that many aspects of the Xia are simply the opposite of traits held to be emblematic of the Shang.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ians such as Sima Qian had access to records going only as far back as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implied dualism between the Shang and Xia, Allen argues, is that while the Shang represent fire or the sun, birds and the east, the Xia represent the west and wa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ythical Xia, Allen argues, is a necessary act on the part of the Zhou Dynasty, who justify their conquest of the Shang by noting that the Shang had supplanted the Xia.
附：
从宋元明清四朝历史，看中国挥刀自宫
－－－－－－－－－－国学，亡国之学也
经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产生为什么比西方晚？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责任到底是谁呢？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普遍观点是清朝应该负责任，对此，我已经在我的系列文章中进行了批判。此文将从中国和西方由封建转变成资本主义的历史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中国落后于西方，应该负责任的是明朝，再扩展一下，造成中国落后的责任者还有，汉朝的独尊儒家，隋唐的科举制度，宋朝的理学，明朝的八股文，清朝对明朝落后体制的继承。中国历史上是否有机会摆脱落后西方的命运呢？答案是有的，这个朝代就是元朝。元朝和西方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注重商业，都有开放的心怀，更主要的是元朝不独尊儒家，正因为元朝不独尊儒家，才受到中国文史界的丑化和诬蔑，也正因为元朝不独尊儒家，中国有了先秦诸子的风气，先秦的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家产生最多的时代，元朝的科技发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其中，元朝元曲的产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摆脱儒家限制的一个例子和标志。
一。西方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是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个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是欧洲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
文艺复兴发端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词源于意大利语Rinascimento，意为再生或复兴，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16世纪达到鼎盛。1550年，瓦萨里在其《艺苑名人传》中，正式使用它作为新文化的名称。此词经法语转写为Renaissance，17世纪后为欧洲各国通用。19世纪，西方史学界进一步把它作为14至16世纪西欧文化的总称。西方史学界曾认为它是古希腊、罗马帝国文化艺术的复兴。
14世纪时，随着工厂手工艺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据已引起普遍不满，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欧洲各国大众表现了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出现了反映新兴
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
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城市林立的状态，各城市都是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14世纪后各城市逐渐从共和制走向独裁。独裁者耽于享乐，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大力保护艺术家对世俗生活的描绘。与此同时圣方济各会的
宗教激进主义力图屏弃正统宗教的经院哲学，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罗马教廷也在走向腐败，历届教皇的享乐规模比世俗独裁者还要厉害，他们也在保护艺术家，允许艺术偏离正统的宗教教条。哲学、科学都在逐渐地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中
发展，也酝酿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
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
成吉思汉和他子孙们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帝国，这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彼此交流，这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大批受到东方文化影响，还保留古罗马帝国精神的人
才逃往意大利，带回许多新鲜思想和艺术，在罗马开办教授希腊语的学校，促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形成。
二。《五经》
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
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
《尚书》古时称《书》，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尚书》
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说「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也称《易》、《易经》，是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
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着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三。《四书》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也被称为《四子书》或者《四子》。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之后，各朝都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确定了《四书》统治地位，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大学》是《礼记》中一篇，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按宋代朱熹和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是《礼记》中一篇，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认为《中庸》
是「孔门传收授心法」。
《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行。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和西方的圣经一样，都是后人写
的书，而不是孔子或者耶稣自己写的，其可信度值得怀疑。《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经，个人认为，都是欺骗和麻痹老百姓的玩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孟子》记载了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行。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到处贩卖自己的思想，和孔子一样，最终也没人理睬他们，战国时期，没有人理睬他们是对的，事实也证明了采用法家的秦国统一了六国，而自汉朝独尊儒家之后，儒家对中国的危害越演越烈，高度发扬儒家的宋朝不断的给西夏和辽等小国进贡，明朝不思进取却大修长城，元清初期富于进取和开拓，版图不断增加，但后来接受了儒家，开疆扩土明显减慢。西方人没有儒家保守思想的影响，到处殖民掠夺，充份符合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大大的超越了其他文明，比如中国的文明和穆斯林的文明，西方对自己国家的内部则讲究人文精神。因为儒家的影响，中国则对内强横，对外软弱，明朝的朱元璋甚至留下祖训，包括朝鲜在内的几个国家不可以侵略之类的，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好。
四。宋朝的理学：中国衰落的开始
朱熹，1130年～1200年，行五十二，字元晦，又曰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沧州病叟、云谷老人，南宋理学家，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朱子」，又称朱文公。有人认为他确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着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作为教本，儒家的思想经其整理注释被后世的科举定为标准答案。
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非常非常的严肃，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比如，1085年，第七任皇帝赵煦登极，只有十岁，正是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课时，偶尔折了一枝柳条来玩，程颐立刻正色阻止说：“春天时节，万物生长，不应该随便攀摘，那会伤害天地和气。”赵煦把那枝柳条悻悻扔掉，气得发抖。对一个十岁顽童，就作如此压制，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丧失人性。
朱熹吹捧儒家，但他自己并不干净，并非什么圣人。洪迈《夷竖志》记载，朱熹在任提举浙东刑狱的时候，与当时的台州知州，也是著名学者唐仲友起了纠纷，双方并且上奏朝廷互控。朱熹后来得知唐仲友相当欣赏当时江南一带著名的营妓严蕊后，就把严蕊抓起来，试图屈打成招，罗织对唐仲友不利的口供，不料严蕊宁死不屈，朱熹莫可奈何。这件事因为闹得很大，使得后来朱熹和唐仲友双双去职。《二刻拍案惊奇》记载了另一种说法，朱熹为了争夺严蕊不成才扯出这些风波的，这是反理学的表现。朱熹的学说曾经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但后来朱熹理学竟然成为官方哲学，还传到了朝鲜和日本。
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藉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在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道学家必须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理学，后来也被成为道学，以儒家学派的正统自居，而儒家学派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所以道学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此一正统，靠一个道学家所拟就的、庄严的圣人系统维持，所以这系统有时候也被称为“道统”。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引起人们的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获得了短暂的胜利，1196年，宋朝第15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朱熹被免职。但只禁了六年，1202年又被解禁。道学家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这有点政审的味道，知识分子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1063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宋朝在道学家的如此折腾下，下场可想而知。
五。元朝：和世界接轨，打断宋朝理学的危害
（一）商业繁荣
元朝初期，尽管对外不断的扩张，但没有影响社会经济增长。整个欧亚大陆地区处于大汗一统之下，交通和贸易，都有重大的发展。都市蓬勃，远超过唐宋时代。海运空前的兴盛，杭州、广州、泉州、温州、庆元（浙江宁波），都设有贸易船舶管理处（市舶司），管理中外船舶货运和产品销售。自东方的山东半岛，到西方的乌克兰平原，都有广阔和四通八达的公路驿站和旅馆，还有公路巡逻队（巡防弓手）保护商旅安全。在这种情形下，都市的繁荣，每日都在增加。欧洲威尼斯王国的商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随他父亲来到中国，十七年后，1292年离中国西返，他口述他在中国的见闻，由朋友把它写下来，即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
当时的杭州是这样的： 杭州的街道和运河，都相当广阔，船舶和马车载着生活日用品，不停地来往街道上和运河上。估计杭州所有的桥，有一万二千座之多。通往市场的街道都很繁华，有些市场还设有相当多的冷水浴室，有男女侍者分别担任招待。杭州人不管是男是女，终年都用冷水沐浴。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认为冷水对身体有益。当然，也有热水浴室，不过专供外国人使用，因为外国人不能忍受那冰一样的冷水。杭州市民每天都要沐浴，沐浴的时间，大都在晚饭之前。 另外还有艺妓区，艺妓之多，使我吃惊。她们衣服华丽，粉香扑鼻。艺妓馆设备豪华，并有许多女仆侍候她们。另外一个区域，则住着医生和卜卦算命的星象家。 杭州主要街道的两旁，矗立着高楼大厦。男人跟女人一样，皮肤很细，外貌很潇洒。不过女人尤其漂亮，眉目清秀，弱不胜衣。她们的服装都很讲究，除了衣服是绸缎做的外，还佩带着珠宝，这些珠宝价值连城。 这里强调一下，欧洲人当时基本不知道沐浴；绸缎是欧洲人非常羡慕的贵重奢侈品，而中国人竟很多人使用，所以马可波罗使马可波罗惊奇不止。
（二）元曲
元朝也是尊儒的，但远远没有达到过去独尊儒家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元朝受到了当今一些文史学者的普遍丑化和攻击。因为今天搞文史的这些人，实质上是儒家的徒子徒孙，对竟然敢不重视儒家的朝代当然就不客气了，各种诬蔑都加在元朝头上，儒家的“真善美”面目再次表露无疑，现在人们知道的元朝，通常是个只有杀戮，把汉人列为第四等的残暴朝代。其实，元朝的人分四等是根据对征服次序来定的，也和出生地有关系，比如，金人在南宋地区，也是四等人，金人出生在蒙古地区则被成为蒙古人，根本不是现在文人妖魔化的那样。对百姓来说，只要好日子过就行，管你什么谁统治，谁是几等人。主要是曾经高高在上的汉族知识分子对此耿耿于坏，面子上过不去。但这却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即知识分子可以不必再继续板着道学面孔，儒家学派一旦失去政权的支持，对知识分子也就立即失去控制力量。这就如当今一样，尽管有一夥人在吵嚷什么恢复国学（儒学），但没多少知识分子买他们的账。元朝因为没有从政府层面上支持儒家，让知识分子得到解放，知识分子不在因为搞文学艺术而羞愧，不在为搞科技而被其他知识分子而轻视，于是就出现了元曲和科技的繁荣。
元曲是戏剧文学部分，也是“词”的一种蜕变进步。过去，中国戏剧一直是民间的艺术，元朝的知识分子被政府驱出统治阶层后，他们开始向这方面发展，开始写作片段的唱词或整出的剧本，统称为“曲”，因为其在元朝时期的成就最为辉煌灿烂，所以称为“元曲”。 曲分为两种：一种称“散曲”，即没有对白的纯唱词，也就是现代所谓的流行歌曲；一种称“传奇”，即有对白的唱词，能够大规模在舞台上演出。 词是诗余，曲是词余，但曲所具有的字句的活泼，意境的超越，想像力的丰富，从前任何作品都很难望其项背。知识分子思想得到正常发展后，创造力极为兴旺。他们嘲弄帝王将相，调侃圣贤，歌颂爱情。其中，很少有圣人系统的意识形态，大多数被真实感情充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嘲弄帝王和圣人的事，意义重大，这已经不单纯是一种艺术，更是中国人的一次思想解放。真希望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哪样，中国就很有可能不会落后于西方。但中国似乎受了诅咒，后来的明朝把这些全部毁灭，再次拾起了宋朝的糟粕，甚至比宋之前更甚，中国在明朝时期，再次继宋之后，进入更黑暗的时代。
元曲中最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王实甫《西厢记》，写张君瑞和崔莺莺自由恋爱的故事。关汉卿《窦娥冤》，写少妇窦娥死于冤狱的故事。马致远《汉宫秋》，写西汉王朝皇帝刘爽跟宫女王昭君的故事。施惠《拜月亭》，写一对夫妇在战乱中逃散而又团聚的故事。高明《琵琶记》，写一个人弃妻再娶，前妻千里寻夫的故事。 上述作品中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数百页巨著。现在介绍一首散曲，作为元曲的代表，使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印象（方括弧中是曲牌名，舞台上演出时演奏的音乐谱调，圆括弧中是简单的注释）。 这首散曲，是马致远的《借马》：
[耍孩儿]近来时买了匹蒲梢骑（蒲梢，当时的方言，谓马），性命般看承爱惜。一夜间上草料数十番，喂饲得腰腿胖肥（膘，马的胸肋肌肉）。但有些秽污早忙刷洗，微有些辛苦便下骑。竟有一种无知辈，出言要借，对面难推。
[七煞]懒洋洋牵下槽，意迟迟背后随，气忿忿懒把鞍来备。我沉吟了半晌语不语（晌，片时之意），不晓得那浑人知不知。他也不是不精细，常言说，他人弓莫挽，他人马休骑。
[六煞]不骑时啊，西棚下凉处拴。骑时节，拣地面平处骑，将青春嫩草频频的喂。歇时节，肚带松松放，把那背上的马鞍款款移。勤觑着鞍和辔，牢踏着宝镫，前口儿（马口中衔勒）休提。
[五煞]饥时节，喂些草。渴时节，饮些水。挨着皮肤的马鞍休使尘毡屈（不要压得太重以致鞍上毡毛为之弯曲），三山骨（马尾骨）休使鞭来打，砖瓦上休教稳着蹄（不要在碎瓦碎砖上久站，以免伤足）。一句话你仔细的记，饱时休走，饮了
休驰。
[煞]抛粪（大便）时教干处抛，撒尿时教净处（清洁）尿，拴时节拣个牢固桩橛上系。路途上休要踏砖块，过水处莫教践污泥。这马知人意，似云长赤兔，如项王乌骓（云长，三国时代名将关羽别号，战马名赤兔。项王，西楚国工项羽，战马
名乌骓。二马皆历史上的名马，用以描写马主心理状态）。
[三煞]有汗时休去檐下控（以免风吹生病），洗马时休教浸着颐（颐，面颊），软煮草料煎底细。上坡时务把身来耸，下坡时休教走得疾。莫道人恁般琐碎，休教鞭着马眼，休教鞭擦着毛衣。
[二煞]不借时恶了兄弟，不借时反了面皮。马儿行嘱咐叮咛记，紧防店户将他打，刷子去掉硬毛不可疑。只叹的一声长吁气，哀哀怨怨，切切悲悲。
[一煞]早晨间借与他。日平西盼望你。倚门专等来家内。柔肠寸寸因你断，侧耳频频听你嘶。道一声好去，早两泪双垂。
[尾]没道理，没道理。忒下的（心狠手辣之意），忒下的。刚才说的一些话君专记。一口气不违，借与了你。
上述马致远的作品描述了马主人又怨又恨，又不得不借，以致愁肠百结，淋漓无遗的心态。现代人在不得不把心爱的自用新汽车，借给妻子的莽撞弟弟时的心理反应，和这个故事是多么的类似，我们会钦佩作者的观察入微。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它所显示的幽默情调，在唠唠叨叨，一阵又一阵之后，还拍胸脯说：“一口气不违借与了你！”，而幽默，正是宋朝及宋朝以前的文化最缺少的东西。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散曲”是和“剧曲”相对存在的。剧曲是用于表演的剧本，写各种角色的唱词、道白、动作等；散曲则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从体式分两类:“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叶儿，体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独立的曲子(少数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则由多支曲子组成，而且要求始终用一个韵。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如《叼叨令》、《刮地风》、《喜春来》、《山坡羊》、《红绣鞋》之类，这些名称多很俚俗，这也说明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着璀璨夺目的异彩。
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
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兴起并代表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就其本身而言则是由于元曲确立并完善了体制形式，曲的体制具体表现为六个方面： 1、宫调：宫调是指中国古代音乐的调式，曲与宫调出于隋唐燕乐。2、曲牌：俗称“曲子”，是对各种曲调的泛称，各有专名，如《点绛唇》、《山坡羊》等总数很多，元代北曲共335个，每一个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同时也规定了该曲的字数、句法、平仄等。 3、曲韵：元曲在押韵方面严守《中原音韵》十九部的要求而分平、上、去，用韵上有以下特点：平仄通押，不避重韵，一韵到底，借韵、暗韵、赘韵、失韵。4、平仄：曲在用字的平仄上比诗词更严，而特别注重每首末句的平仄。 5、对仗：曲的对仗要求比较自由，可平仄相对，也可平声相对，即平声对平声，仄声对仄声。曲的对仗形式有“两字对”、“首尾对”、“衬字对”等十三种，在语言的运用和词序组合上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有工对也有宽对，但宽对的现象更普遍；句中自为对；错综成对或倒字为对，如“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以俗语入对。 6、衬字：曲与词最显著的区别是有无衬字，有衬字的是曲，没有衬字的是词。所谓“衬字”指的是在曲律规定必须的字数之外所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韵、平仄、句式等曲律的限制，衬字一般用于句首。
元曲作家中留有姓名、曲作的共二百二十多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四千五百多首（套、部），其中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含带过曲），套数四百七十余套，杂剧一百六十余部（本）。在众多作家中，对元曲的形成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元好问，他生于金元战乱之际，是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巨星。他的作品清润疏俊，迥出时作，对元曲创作起着启导统领、规范的作用。
元曲的发展，分三个时期。 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鲫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
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而今人因为文史界的宣扬，似乎唐诗宋词才是中国文化的顶峰，这是错误的。应该说，中国各个朝代都有对中国文化有贡献，很难说谁比谁更好，比如，清朝的小说，只一本红楼梦，今天谁能超越？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元曲是这个：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诗主要表达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不由得感觉孤身的凄凉。解释一下，一条小溪穿过桥流到农舍的前方，在一条古老的路上,我骑着马朝着西面走去，太阳下山了，而我的亲朋好友却在遥远的他方。
（三）成吉思汗与元朝
美国最著名的《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分别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千年伟人”，西方学者惊叹成吉思汗缩小了地球，拉近了东西方的距离，改变了世界方向。800年来成吉思汗得到蒙古族人世代推崇、50多个国家学者的世代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成吉思汗学，而成吉思汗在中国在中国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及历史剧中却长期受到冷遇。 这是为什么？前面我已经解释了，是因为元朝没有象其他朝代那样独尊儒家，几天的儒家弟子们怎么可能正面研究和评价成吉思汗呢？此外，儒家历来妄自尊大，错都是别人的，儒家才是永远正确的圣人，而近代中国却落后了，得找个替罪羊，于是，元清就成了中国落后的代罪羔羊，而儒家依旧是伟大光荣正确。
成吉思汗是中国人么？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自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蒙古族都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民族。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在当今蒙古国境内的斡难河边，当时的蒙古对中国的另一个超大金朝称臣，因此，成吉思汗出生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
元朝算不算中国的朝代？当然是，详细的见我的十论元朝。元朝灭了南宋，不是中华民族的亡国灭种，而是改朝换代。蒙古族征服女真族或者汉族，既是民族战争又是统一战争，这个战争具有双重性。作为民族征服战争，汉族起来反对它征服这是对的，我们现在既肯定忽必烈，我们又肯定文天祥，他们都是民族英雄。 但是，在教科书上，赞扬文天祥的篇幅明显的多，这给一些人造成了错觉，似乎只有文天祥是正义的，中国只是汉族的中国，希望教科书能给于纠正。忽必烈统一金朝的时候出现过屠城，攻南宋的时候基本没有出现过屠城。投降不杀，工匠不杀，大臣也好，包括汉族人民的反对，成吉思汗采纳了这种意见，减少屠城。在他临死之前的一个月下了一个命令，不能屠城。
成吉思汗的西征是民族征服战争，不能简单归于侵略甚至“黄祸”。蒙古西征有对古代恐怖主义复仇的成分，花剌子模边将海儿汗杀死蒙古450人的商队，花剌子模国王又杀死了成吉思汗要求引渡罪犯的正使，烧掉了两个副使的胡须，烧掉胡须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胡须比生命还要重要。西征的起因是对方挑起来的，并非必然要发生的。当时成吉思汗正在打金国，他的主攻方向是打金，因为他要报仇。在打金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件事，成吉思汗才把主力部队调到西方。此外，征伐也是蒙古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最后，中世纪的疆界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意义不是一会事。最重要的是，西征主观上是为打通商路，客观上却推动了东西方文明沟通，如果没有成吉思汗改变了世界的方向，世界文明史的进程可能延缓几百年。因此中世纪以战争推动世界文明的成吉思汗，绝非现代希特勒可比。 人类的历史是战争的历史，不要把道德正义之类的东西来评论，如果人类没有战争，人类现在也许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尽管战争是残酷的，但这也是一个事实。
（四）元朝的科学技术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这在我的系列文章中已经谈到，看看广州和泉州的发展历史就清楚了。元朝的科学技术也是前无古人的，原因很简单，一是阿拉伯帝国时期的科技成就被引进到中国，二是元朝不独尊儒家，研究科
学不再象宋朝那样被人瞧不起。元朝的科技成就以天文，医学和数学等最突出。 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带来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这些天文学家还制造了许多新的先进天文仪器，元朝的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比西方最早的马廷·海贝姆的早二百多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否定，意义深远。
元朝是中国数学的黄金时期。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的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铁块是元初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可谓现在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阿拉伯数字实物例证，有一块陈列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 元代《秘书监志》中记载的一份外来藏书目录，其中数学部分有13种。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将穆斯林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在明代带到中国的（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四擘算法段数》15部）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方豪，《中西交通史》）。
在元朝，除了中医药学本身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外，还有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医药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人治病。 详细的见“盛唐是怎样意淫出来的－－科技篇”。
六。明朝：宋朝理学大发扬，中国文化进入黑暗时代
明朝，1368─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回族穆斯林所建的朝代，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定都南京，成祖朱棣时迁都北京。明朝初年国力比较强盛，后来国力逐渐衰落，到了后期，社会矛盾尖锐，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后来南明政权又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最后被清朝消灭。朱元璋最恨商人，祖训是禁海，大大减慢了中国商业发展的步伐。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到了阻碍作用。朱棣规定使用八股文。八股文的危害是内容方面，作八股文，不是用自己话表达，没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而是引用儒家圣人的话。明朝时期，欧洲的文艺复兴让知识分子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而中国的文化和科学却被明朝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中国的悲哀。
继朱熹之后，明朝大儒王阳明（王守仁）将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心学。王守仁（1472年─1528年），原名云，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他是心学之集大成者，儒家「格心」派代表人物，其学世称「阳明学」，于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国家影响很大。着有《阳明全书》。王守仁早期师承朱熹，为了实行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也病倒了。王守仁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王守仁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七。清朝：前中期继承宋明的理学，后期摆脱理学束缚
清朝和以往的朝代类似，继承了其前朝的文武官员和政治体制，宋明的理学和八股文也继承下来。但因为清朝的皇帝各个勤政，因此，没有出现明朝那样的太监帝国。
清朝和明朝一样的独尊儒家，但在后期，清朝出现了「反理学」，代表人物是颜元和戴震。颜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朝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的创始者。颜元的父亲曾被蠡县一位朱姓小官吏朱九祚收为养子，颜元生在朱家，因而姓朱，为蠡县人，后因不堪忍受朱家虐待，于明朝末年颜元四岁时，随清兵逃往关外。其母王氏因夫去杳无音讯，颜元12岁时改嫁。颜元便同其养祖父母一起生活。义祖母去世，代文居丧时，行朱子「三日不含，朝夕哭」的家礼，饥饿哀毁几至于死。这使得颜元逐渐产生反理学的思想。颜元提倡并实用主义。颜元创立的学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不同，主张读书的目的应该是「经世致用」，而非一味「格物致知」，自寻自证「天理」。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两途」（《颜习斋先生年谱》）。他说：「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朱蕉的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习齐记余」卷三「寄桐乡钱生晓城书」） ，「千百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也！」(《朱子语类评》)。颜元反对程朱的守静与虚学，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
戴震，1724 - 1777年，是清代语言学家，思想家。字东原。戴震小时聪敏，过目成诵，十岁读《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私塾老师说：「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但戴震接着指出周朝离宋朝有两千年之遥，为什么朱子能知道这些事呢？问的老师无言以对。戴震对经学、天文、地理、历史、数学、机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都有研究，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乾隆年间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在馆五年，以病卒。戴震对于音韵学很有研究，创立了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以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此外，他也精通训诂学，晚年所着《孟子字义疏证》则是其一生哲学思考的总结晶。后世出版有《戴震文集》、《戴震集》等。戴震哲学思想的产生，是对于中国以往「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他在否定朱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过程中，建构了「天道－性－人道」的思想逻辑结构，「天道论」是戴震的世界图式，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其核心内容；「天性论」是对于自然生命的关怀，肯定『欲』也是人性。戴震与章学诚算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结果。
总之，东方落后于西方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内在原因是儒家文化重农抑商，轻视科技。如果元朝不被明朝代替，中国有机会和西方同步发展，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差距，根本原因是元朝不那么独尊儒家。而西方，早期处于中世纪的黑暗，要走出黑暗就要求变，西方没有儒家，没有那么多包袱，同时，希腊文化和成吉思汉给西方带去了东方文明，两种文明的结合和碰撞产生了文艺复兴。西方没中国的科举，贵族世袭，因此，西方知识分子不必整天埋头于八股文，可以没事的时候做做试验，于是西方的发明远比中国多，我们有四大发明，而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西方发明有多少？让人不解的是，今天又有人提倡国学，真不明白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国学，亡国之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