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的解密文件显示：当时的专家认为，中共的做法是，首先遴选一位毛的直接继任者——这个“直接的继任者”，毛泽东已经明确是第一副手刘少奇——在这位继任者之后，还有一个“第三人”。然后才可能从第二代中培养出可信赖的接班人。“第三人”是谁？
谁最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在六十年代初中期，是西方政治家们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熊向晖先生《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一文
(载中央党史出版社《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真实地披露了毛泽东与蒙帅之间的交谈，以及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带有谋略的考虑。这刚好验证了西方大国此时的一种动态。
蒙帅和毛泽东的这次会谈是在１９６１年９月。当时，对中国人说来，毛泽东的回答，即他的继承人“很清楚，是刘少奇”，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实际主持着党和政府的工作。此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还不太愿意考虑毛主席的继承人问题，因为大家对他无比崇拜，相信他能长久领导新中国前进，那个时候怎么会有“百年”问题呢？即使有，大家也不情愿去想。蒙哥马利元帅在中国各地访问时，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国人提问“最拥护谁”，而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是“毛泽东”，就表明当时中国人这样一种“唯一”的心态。
但在西方人看来，毛的“继承人”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这恰好和中国形成了对照。首先，１９６３年之后，毛泽东已满７０岁。对西方人说来，这是一个生理界限。７０岁的人绝对是老人了；其次，从各种不能确定的消息来源中他们得知，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六十年代初的某个时候甚至得过“中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好战”，是极端的“左翼”势力，对西方国家已构成愈来愈大的威胁。特别是在苏联向西方抛出“缓和”的橄榄枝之后，他们越加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关注起来。因而理所当然地，他们希望知道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不仅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英国政界意图的蒙哥马利，利用来华机会着意探询“继承人”问题，美国的情报部门更是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笔者在美国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研究期间，就曾见到不少记录有关这类事情的档案。其中最完整的，是中央情报局写于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日的一份“情报备忘录”，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继承问题》。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运行程序，这类报告首先是送总统参阅的，为总统提供最新情报动态，并给出中情局自己的判断。因此它是密级很高、具有权威性的文件。
文件导语首先肯定了下述几个看法：１.目前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所有人员都属于第一代的革命者。在政治局的１８个人中间，年纪在６０到７０岁的占了绝大多数，而毛泽东本人已经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度过了他７０岁生日；２.没有人在威望和权威方面超过毛泽东，因而目前中共的最高核心是基本稳定的；３.毛泽东所认定的继承人是刘少奇，而刘和毛同属第一代；４.在中共的“第二代”中谁将可能成为毛的继承人，目前还一无所知。所谓“第二代”，是指现年４０至５０岁，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担任中下级职务的官员。据估计，这样一个群体的数量在８００人左右。
在熊向晖先生的文章里，曾记录蒙哥马利元帅在得到确定的答案——刘少奇是毛的继承人以后，接着向毛提出第二个问题：“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这时很潇洒地回答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这实际上给西方急于知道答案的人们出了一个谜。据麦克法夸尔教授著《文化
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披露，蒙帅出访中国前，正是该书作者建议蒙帅向毛提出继承人问题，特别是关于刘的后续继承人问题的。不管麦克法夸尔教授是出于学术兴趣还是别的什么目的，这个问题的提出，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对刘地位，和他们对刘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班干部人问题的极大兴趣。
不过，中情局的分析家们与蒙哥马利元帅不同。后者在同毛泽东的谈话里，举出了西方大国老一代领袖在选定自己接班人时的种种顾虑，说明他们面对着选择的困难。而前者认为，像中国和苏联这些共产党国家，在挑选接班人时才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如中情局文件所说，尽管中共目前解决自身接班人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是，在老一代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后，新一代的继任人是否能继续保持革命精神，这是老一代人最为关注也最难以确定的——因为有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教训。
中情局的专家认为，中共的做法是，首先努力遴选一位毛的直接的继任者。在这位继任者之后，还有一个“第三人”。然后才可能从第二代中培养出可信赖的接班人。
这个直接的继任者，已经明确为毛的第一副手——刘少奇。中情局专家对刘少奇的评价是：他从１９４５年起就开始作为毛的最主要副手而工作；从１９５９年起，刘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使他成为毛泽东继任人的地位明确起来。他目前是中共意识形态最主要发言人。除去毛，刘的著作是唯一要求全体中共党员学习的经典。《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还被誉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发展。在中苏论战中，刘少奇的文章也是全党学习的重要材料。
但是，中情局的观察家认为，刘也有明显的缺陷。这就是，他缺少色彩，没有幽默感，无法同毛泽东一起分享那种“超凡权威”。最重要的是，刘仅比毛小５岁，已届６６岁，作为继承人，这个年龄差距实在是小了点。因此，中情局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必须找到第一代领袖中“排队”接班的第三个人。
接下去，中情局专家们对中共领导核心的逐一分析变得有意思起来。
除1958年以来去世的两位政治局委员，即林伯渠（１９６０年５月）、罗荣桓（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和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被实际废黜的彭德怀之外，他们排除了政治局里年岁较大的委员，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接班的可能性。这一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把贺龙元帅也归入这一行列。另一个部分被认为暂时没有接班希望的，是他们所说的“新人”，即１９５８年以来新进入政治局的委员，如柯庆施、李井泉和谭震林等人。从跟随毛泽东革命的经历看，这几个人在威望和职位上都还不能同更老资格的人相比。
另外，在他们看来，作为中共党内首席经济学家的陈云，自１９５９年以后就“失宠”了，其原因显然是在大跃进问题上同毛的分歧。而另一位党内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自１９３６年以来已经有５个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据信，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李富春疾病缠身，于是健康原因也成为李不可能再上升的根据。
中情局的报告，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另外三位政治局委员语焉不详，而他们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三位政治局委员是：彭真、陈毅和李先念。这其中，彭真实际主持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毅是毛泽东亲自选定接替周恩来的外交部长；而李先念则早在１９５８年５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就被增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报告只是在研究周恩来时说，陈和李属于周的一派。此外，报告也没有提到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和薄一波这六位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样，想象中排在刘少奇之后的接班人就剩下了三位：周恩来、邓小平、林彪。
可以说，中情局专家们对这三个人分析是最饶有兴味的。
首先是林彪。专家们注意到，林彪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当时只有５６岁。作为国防部长，他在战争年代里有显赫的战功；又出人意料地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应该说，这是作为接班人的相当明显的迹象，但是，专家们最终否定了林彪做继承人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所知，林患有“慢性结核病”。对专家们说来，身体条件的不足是致命的。
其次是周恩来。在一般西方人的观察中，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具有威望、资历和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可以说，周恩来排在刘少奇之后、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是无可争议的。正因为这样，蒙哥马利元帅才向毛泽东说透了自己的估计：“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中情局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列举周恩来的重要作用，比如，说周恩来在中共领袖中是最成熟和干练的。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知道为中国建立一种和缓、亲善的外交形象的重要性。他的外交风格灵活、机智，这使得他更容易为外人所接近。事实上，许多非共产党国家的人们甚至苏联人，都更愿意同他打交道。例如，他和陈毅最近对非洲和南亚的出访，就相当成功；专家们认为，周还是中共党内最为务实的领导人之一。这种务实的态度往往可以在中共领导核心中起到平衡作用。此外，周还是中共同知识分子的联络者。当中共需要同知识分子修好时，总是由周恩来出面作发言人。
但尽管如此，中情局的分析家们还是否定了周恩来作“第三人”的可能性。其根本的原因，除年龄因素外，是他们认为，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是“温和派”的代表，而“温和派”在意识形态日益激进的趋势下面，是不可能占有更主导位置的。所谓“温和派”，在中情局分析家看来，与“激进派”并不存在着一个壁垒分明的界限。它们大多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但近年来“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分野，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在同苏联的关系和激烈论战上面。专家们认为，作为国家的总理，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政策，但相对说来较少有机会发表言辞激烈的反苏言论。他们判断，周对苏联的不满，主要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着眼于边境纠纷、苏联对印度的袒护等事情上。他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是，正是这种“温和”态度，决定了周恩来不可能成为“第三人”。
从而，中情局认析家们的一致结论是中共党内的“第三人”只能是邓小平。
他们的论据是：１.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之一；２.相对于其他老资格的委员说来，邓是最高领导核心里的“新人”——他１９５４年调进北京，１９５５年才进入政治局。但是，他无疑又属于中共的第一代，在长期的革命历史中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３.在目前中共政治权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实际权力的人物之一。他执掌着中央书记处这个最重要的职能机构，这使他实际列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的第“激进”的一派。分析家们特别对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严辞批评，以及１９６３年邓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与俄国人的针锋相对，留有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们得出结论说，邓小平是当前最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器重，在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最可信赖的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分析，中情局专家们肯定，邓小平是中共继承人序列的“第三人”。
三年前，即蒙哥马利元帅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的《星期泰晤士报》上第一次发表他同毛泽东有关继承人的谈话时，西方世界对此的反应是既新奇而又不满足的。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访苏期间据说曾向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问题。当时毛泽东说，在他以后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这是毛自己谈接班人问题时第一次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但这个信息直到７０年代《赫鲁晓夫回忆录》出版以后，才为西方人所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出于战略考虑，依据所得情报再次加以研究，终于得出了他们比较满意的结论。这个结论或多或少地左右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看法。
然而，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历史的汰涤，今天可以说，中情局分析家们的讨论是大谬不然了。
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在两年之后，既没有选用刘少奇，也没有交班邓小平，而是选中了林彪作他的法定继承人。之后。由于林彪的叛国出逃，他又曾中意于王洪文，最后在不得已中，挑选了华国锋。即便如此，他在临终时仍是放心不下，说了将来可能是“腥风血雨”这样的话（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甚至包括林彪，都不曾想到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它不仅改变了原本的政治秩序，也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无数人的命运）。本来，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对自己接班人的安排是充满了信心的。这从他对斯大林教训的评论和他谈话时的挥洒自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由于国内国际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最终没能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这个“没有解决好”是意义深刻的。它至今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中情局报告真正的荒谬不然，在于它又采用了一贯的“激进”、“温和”、“保守”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政治。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可用的理论模式。然而，当他们使用这种模式时，几乎是屡试屡败，毫无可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实在是对中国的知识太少，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了解太肤浅了。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政治和历史都是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充满矛盾，但有自己运行规律。中情局专家们真是想不到，邓小平在１９６６年之后又经历了两次政治沉浮，最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而他们当时承认还无法预测的中国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领袖，也顺乎其然地产生了。
西方的分析家们，在这种郑重的历史选择面前，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他们既占有不了全面信息(如在中情局报告所附的邓小平简历里，专家们就承认，他们对邓小平的私生活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说：“与其他党的高层领导人不同，邓的妻子从来没有与他一同露面。很可能，邓未婚。”)；又对“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律缺少认知。这样，他们的结论就显得实在太“脆弱”了些。
谁最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在六十年代初中期，是西方政治家们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熊向晖先生《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一文
(载中央党史出版社《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真实地披露了毛泽东与蒙帅之间的交谈，以及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带有谋略的考虑。这刚好验证了西方大国此时的一种动态。
蒙帅和毛泽东的这次会谈是在１９６１年９月。当时，对中国人说来，毛泽东的回答，即他的继承人“很清楚，是刘少奇”，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实际主持着党和政府的工作。此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还不太愿意考虑毛主席的继承人问题，因为大家对他无比崇拜，相信他能长久领导新中国前进，那个时候怎么会有“百年”问题呢？即使有，大家也不情愿去想。蒙哥马利元帅在中国各地访问时，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国人提问“最拥护谁”，而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是“毛泽东”，就表明当时中国人这样一种“唯一”的心态。
但在西方人看来，毛的“继承人”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这恰好和中国形成了对照。首先，１９６３年之后，毛泽东已满７０岁。对西方人说来，这是一个生理界限。７０岁的人绝对是老人了；其次，从各种不能确定的消息来源中他们得知，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六十年代初的某个时候甚至得过“中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好战”，是极端的“左翼”势力，对西方国家已构成愈来愈大的威胁。特别是在苏联向西方抛出“缓和”的橄榄枝之后，他们越加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关注起来。因而理所当然地，他们希望知道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不仅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英国政界意图的蒙哥马利，利用来华机会着意探询“继承人”问题，美国的情报部门更是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笔者在美国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研究期间，就曾见到不少记录有关这类事情的档案。其中最完整的，是中央情报局写于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日的一份“情报备忘录”，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继承问题》。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运行程序，这类报告首先是送总统参阅的，为总统提供最新情报动态，并给出中情局自己的判断。因此它是密级很高、具有权威性的文件。
文件导语首先肯定了下述几个看法：１.目前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所有人员都属于第一代的革命者。在政治局的１８个人中间，年纪在６０到７０岁的占了绝大多数，而毛泽东本人已经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度过了他７０岁生日；２.没有人在威望和权威方面超过毛泽东，因而目前中共的最高核心是基本稳定的；３.毛泽东所认定的继承人是刘少奇，而刘和毛同属第一代；４.在中共的“第二代”中谁将可能成为毛的继承人，目前还一无所知。所谓“第二代”，是指现年４０至５０岁，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担任中下级职务的官员。据估计，这样一个群体的数量在８００人左右。
在熊向晖先生的文章里，曾记录蒙哥马利元帅在得到确定的答案——刘少奇是毛的继承人以后，接着向毛提出第二个问题：“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这时很潇洒地回答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这实际上给西方急于知道答案的人们出了一个谜。据麦克法夸尔教授著《文化
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披露，蒙帅出访中国前，正是该书作者建议蒙帅向毛提出继承人问题，特别是关于刘的后续继承人问题的。不管麦克法夸尔教授是出于学术兴趣还是别的什么目的，这个问题的提出，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对刘地位，和他们对刘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班干部人问题的极大兴趣。
不过，中情局的分析家们与蒙哥马利元帅不同。后者在同毛泽东的谈话里，举出了西方大国老一代领袖在选定自己接班人时的种种顾虑，说明他们面对着选择的困难。而前者认为，像中国和苏联这些共产党国家，在挑选接班人时才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如中情局文件所说，尽管中共目前解决自身接班人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是，在老一代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后，新一代的继任人是否能继续保持革命精神，这是老一代人最为关注也最难以确定的——因为有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教训。
中情局的专家认为，中共的做法是，首先努力遴选一位毛的直接的继任者。在这位继任者之后，还有一个“第三人”。然后才可能从第二代中培养出可信赖的接班人。
这个直接的继任者，已经明确为毛的第一副手——刘少奇。中情局专家对刘少奇的评价是：他从１９４５年起就开始作为毛的最主要副手而工作；从１９５９年起，刘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使他成为毛泽东继任人的地位明确起来。他目前是中共意识形态最主要发言人。除去毛，刘的著作是唯一要求全体中共党员学习的经典。《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还被誉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发展。在中苏论战中，刘少奇的文章也是全党学习的重要材料。
但是，中情局的观察家认为，刘也有明显的缺陷。这就是，他缺少色彩，没有幽默感，无法同毛泽东一起分享那种“超凡权威”。最重要的是，刘仅比毛小５岁，已届６６岁，作为继承人，这个年龄差距实在是小了点。因此，中情局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必须找到第一代领袖中“排队”接班的第三个人。
接下去，中情局专家们对中共领导核心的逐一分析变得有意思起来。
除1958年以来去世的两位政治局委员，即林伯渠（１９６０年５月）、罗荣桓（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和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被实际废黜的彭德怀之外，他们排除了政治局里年岁较大的委员，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接班的可能性。这一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把贺龙元帅也归入这一行列。另一个部分被认为暂时没有接班希望的，是他们所说的“新人”，即１９５８年以来新进入政治局的委员，如柯庆施、李井泉和谭震林等人。从跟随毛泽东革命的经历看，这几个人在威望和职位上都还不能同更老资格的人相比。
另外，在他们看来，作为中共党内首席经济学家的陈云，自１９５９年以后就“失宠”了，其原因显然是在大跃进问题上同毛的分歧。而另一位党内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自１９３６年以来已经有５个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据信，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李富春疾病缠身，于是健康原因也成为李不可能再上升的根据。
中情局的报告，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另外三位政治局委员语焉不详，而他们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三位政治局委员是：彭真、陈毅和李先念。这其中，彭真实际主持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毅是毛泽东亲自选定接替周恩来的外交部长；而李先念则早在１９５８年５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就被增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报告只是在研究周恩来时说，陈和李属于周的一派。此外，报告也没有提到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和薄一波这六位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样，想象中排在刘少奇之后的接班人就剩下了三位：周恩来、邓小平、林彪。
可以说，中情局专家们对这三个人分析是最饶有兴味的。
首先是林彪。专家们注意到，林彪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当时只有５６岁。作为国防部长，他在战争年代里有显赫的战功；又出人意料地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应该说，这是作为接班人的相当明显的迹象，但是，专家们最终否定了林彪做继承人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所知，林患有“慢性结核病”。对专家们说来，身体条件的不足是致命的。
其次是周恩来。在一般西方人的观察中，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具有威望、资历和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可以说，周恩来排在刘少奇之后、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是无可争议的。正因为这样，蒙哥马利元帅才向毛泽东说透了自己的估计：“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中情局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列举周恩来的重要作用，比如，说周恩来在中共领袖中是最成熟和干练的。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知道为中国建立一种和缓、亲善的外交形象的重要性。他的外交风格灵活、机智，这使得他更容易为外人所接近。事实上，许多非共产党国家的人们甚至苏联人，都更愿意同他打交道。例如，他和陈毅最近对非洲和南亚的出访，就相当成功；专家们认为，周还是中共党内最为务实的领导人之一。这种务实的态度往往可以在中共领导核心中起到平衡作用。此外，周还是中共同知识分子的联络者。当中共需要同知识分子修好时，总是由周恩来出面作发言人。
但尽管如此，中情局的分析家们还是否定了周恩来作“第三人”的可能性。其根本的原因，除年龄因素外，是他们认为，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是“温和派”的代表，而“温和派”在意识形态日益激进的趋势下面，是不可能占有更主导位置的。所谓“温和派”，在中情局分析家看来，与“激进派”并不存在着一个壁垒分明的界限。它们大多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但近年来“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分野，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在同苏联的关系和激烈论战上面。专家们认为，作为国家的总理，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政策，但相对说来较少有机会发表言辞激烈的反苏言论。他们判断，周对苏联的不满，主要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着眼于边境纠纷、苏联对印度的袒护等事情上。他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是，正是这种“温和”态度，决定了周恩来不可能成为“第三人”。
从而，中情局认析家们的一致结论是中共党内的“第三人”只能是邓小平。
他们的论据是：１.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之一；２.相对于其他老资格的委员说来，邓是最高领导核心里的“新人”——他１９５４年调进北京，１９５５年才进入政治局。但是，他无疑又属于中共的第一代，在长期的革命历史中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３.在目前中共政治权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实际权力的人物之一。他执掌着中央书记处这个最重要的职能机构，这使他实际列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的第“激进”的一派。分析家们特别对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严辞批评，以及１９６３年邓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与俄国人的针锋相对，留有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们得出结论说，邓小平是当前最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器重，在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最可信赖的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分析，中情局专家们肯定，邓小平是中共继承人序列的“第三人”。
三年前，即蒙哥马利元帅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５日的《星期泰晤士报》上第一次发表他同毛泽东有关继承人的谈话时，西方世界对此的反应是既新奇而又不满足的。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访苏期间据说曾向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问题。当时毛泽东说，在他以后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这是毛自己谈接班人问题时第一次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但这个信息直到７０年代《赫鲁晓夫回忆录》出版以后，才为西方人所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出于战略考虑，依据所得情报再次加以研究，终于得出了他们比较满意的结论。这个结论或多或少地左右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看法。
然而，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历史的汰涤，今天可以说，中情局分析家们的讨论是大谬不然了。
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在两年之后，既没有选用刘少奇，也没有交班邓小平，而是选中了林彪作他的法定继承人。之后。由于林彪的叛国出逃，他又曾中意于王洪文，最后在不得已中，挑选了华国锋。即便如此，他在临终时仍是放心不下，说了将来可能是“腥风血雨”这样的话（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甚至包括林彪，都不曾想到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它不仅改变了原本的政治秩序，也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无数人的命运）。本来，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对自己接班人的安排是充满了信心的。这从他对斯大林教训的评论和他谈话时的挥洒自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由于国内国际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最终没能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这个“没有解决好”是意义深刻的。它至今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中情局报告真正的荒谬不然，在于它又采用了一贯的“激进”、“温和”、“保守”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政治。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可用的理论模式。然而，当他们使用这种模式时，几乎是屡试屡败，毫无可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实在是对中国的知识太少，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了解太肤浅了。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政治和历史都是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充满矛盾，但有自己运行规律。中情局专家们真是想不到，邓小平在１９６６年之后又经历了两次政治沉浮，最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而他们当时承认还无法预测的中国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领袖，也顺乎其然地产生了。
西方的分析家们，在这种郑重的历史选择面前，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他们既占有不了全面信息(如在中情局报告所附的邓小平简历里，专家们就承认，他们对邓小平的私生活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说：“与其他党的高层领导人不同，邓的妻子从来没有与他一同露面。很可能，邓未婚。”)；又对“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律缺少认知。这样，他们的结论就显得实在太“脆弱”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