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史（中）
一、对外扩张和美元外交
1945年12月29日，苏联领袖斯大林最终下定决心，退出布雷顿森林协议。斯大林的理由很简单：苏联不能成为美元外交的棋子和美元霸权的附庸；苏联经济亦不需要借助美元货币金融体系之帮助。斯大林之决定被英美解读为“冷战时代”真正的起点。两个月之后的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给美国政府发出著名的“长电”(Long Telegram)，正式宣称战时盟友苏联业已成为美国的敌人。紧接着就是邱吉尔到杜鲁门家乡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讲”（Iron Curtain Speech），是为冷战的宣言书。当美国启动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时，坎南建议美国假装邀请苏联加入该计划，苏联肯定不会参加，它就必然背上分裂欧洲的骂名。
此乃二战尘埃落定伊始，国际金融外交最惊心动魄的一幕。然而，美元外交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却远在近半个世纪之前。那是1909年，美国战胜西班牙、夺得菲律宾和波多黎各，对外扩张小试身手便取得辉煌胜利，立刻成为大举进军世界的巨大鼓舞。塔夫托(Howard Taft)总统和诺克斯国务卿（Philander C. Knox）决定启动“美元外交”。
所谓美元外交，那就是由美国政府牵头，由华盛顿之外交军事力量和华尔街之金融势力组成强大的对外贷款联合军团（Foreign-Loan Syndicates），以发放巨额贷款为武器，达到控制借贷国金融、货币、基础建设、海关收入、国内税收、乃至整个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之目标。Ron Chernow之名著《The House of Morgan》对此有极其生动的描述：“新的联盟当然是双赢互利的强强联合。华盛顿需要借助华尔街强大的金融力量，诱使或强迫外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和服务敞开市场的大门，采纳符合美国利益或亲美的政策。反过来，华尔街需要一个强大威慑，迫使外国政府按时偿还贷款，他们自然希望政府之军事势力随时待命。政府之军事威慑，从来都是强迫外国迅速偿还贷款最绝妙的武器。当华尔街投资银行Kuhn-Loeb考虑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放贷款时（后者以关税收入做抵押），Kuhn-Loeb的老板Jacob Schiff问他伦敦的合伙人Ernest Cassel爵士：假如他们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谁替我们征收关税？爵士回答：你们的海军陆战队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二、首选目标：中国
“塔夫托－诺克斯美元外交”之首选目标正是中国。世纪之初，列强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美国是一个后来者。但此时的美国，早已非比寻常，她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她要将自己的经济金融财富转化为世界舞台的发言权，她要压倒欧洲老牌的帝国主义，称霸世界。那时的中国，王朝没落、大厦将倾、民生凋敝、乱象丛生，本来不是华尔街金融巨头的风水宝地。然而，美国的最高利益就是华尔街的最高利益，摩根银行立即牵头，迅速组成美国金融财团（官方名称是American Group，成员包括Kuhn-Loeb, The National City Bank, The First National Bank，后二者1950年代合并，即是今天大名鼎鼎的花旗银行），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进军中国的特殊使命。
目标非常明确：其一，美国银团占中国贷款之份额，不能少于欧洲列强之份额，必须平起平坐（欧洲列强早已筹划给中国发放巨额贷款，美国后来居上）；其二，贷款之目的，乃是控制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和基础设施。第一笔银团贷款就是著名的湖广铁路贷款，高达2500万美元。第二笔银团贷款就是“货币改革贷款”，数额是5000万美元！条件之一就是贷款国委派总监，全面监督中国的财政金融（列强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委派一名荷兰人任此要职）。摩根财团代表签约后兴奋异常：“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创造伟大历史，我们为一个帝国制定规则！我们如此规定贷款条件，是因为我们要完全依照我们的意愿，来实施中国的货币改革。想想吧：我们就要为一个4亿人口的大国确定崭新的金融体系，我们挥舞权杖，决定命运，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多么伟大的协议！”其三，他们要充当间谍、负责为美国政府收集重要情报。当时摩根财团的中国代表，同时也是“美国国务院在长城以北的唯一代表”。
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极度混乱的年代，华盛顿政府和华尔街银团依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美元外交。1920年，摩根财团掌门人拉蒙特(Tom Lamont)对中国做了一次“帝王巡游式”的访问，以探询再次启动中国银团贷款之时机是否成熟。拉蒙特会见了孙中山。他向孙中山转达威尔逊总统的问题：中国南北两方是否能够统一并恢复和平？孙中山回答：“怎么不能？拉蒙特先生，只要你给我2500万美元贷款，我立刻武装两个军团，不用多久就扫平中国，统一华夏。”然而拉蒙特对孙中山印象极差，贷款之事烟消云散。拉蒙特随即转向日本，与日本中央银行、各大财团和日本皇室建立了密切合作。
1919年凡尔赛合约的谈判和签署、1920年代德国赔款的协调和融资、国际清算银行的成立、国际金本位制的恢复和管理，乃是美元外交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二战期间，尽管罗斯福政府对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不那么信任，美元外交却以新的战略和策略，取得长足进展。最著名的就是旨在援助英国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它是摩根为首的华尔街和罗斯福为首的华盛顿共同努力之结果。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和马歇尔计划
二战临近结束的布雷顿森林会议（1944年6月），标志着美元外交进入到全新的时代。如果说此前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尚有一定的发言权，那么，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将完全操纵于华盛顿和华尔街之手，人类迎来了真正的美元霸权时代。布雷顿松林体系的主要缔造者、英国财政部的首席谈判代表凯恩斯，要求伦敦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总部所在地，被美国断然拒绝。美国政府直截了当，将两大机构总部置于华盛顿、紧挨白宫和财政部，绝对不是随意而为。它向世界表明：IMF和世界银行必须禀承美国意图行事（做为一点儿小小的妥协，美国同意欧洲人担任IMF总裁）。事实上，今天的两大国际金融机构，本质上不过是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
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说：“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的国际货币制度，正是美国主宰地位的全面反映，是美国政治、产业、金融主宰地位的直接结果。”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说：布雷顿森林制度不过是“美元交响曲的新乐章”。美元本位制正式加冕。
1947年开始启动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元外交的划时代创举。总额高达130亿美元的巨款，将欧洲从战争废墟里拯救出来，成为美国忠实的盟友。此外还有对日本和南韩的大量援助。当然，输出的不仅仅是美元，它涵盖了美国的金融服务、企业管理、私人投资、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文化产品。1945年之后的十年，是“美元短缺”时代，美元比黄金还要抢手，因为欧洲、日本复兴所需要的关键物质和技术，都必须从美国进口，美国当然要求他们用美元结算。美元成为世界记帐单位、关键货币、合约单位、价值储藏手段、交易媒介、干预外汇市场的主导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延期支付的货币单位以及国际储备货币。
1945－1971年，尽管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国际货币体系，但多少还要受一点儿约束，因为那时各国政府有权利将美元钞票拿到美国财政部、直接要求兑换成黄金。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是欧洲制约美国无限制货币扩张的唯一武器（而且是不那么有效的武器）。然而，就像历代帝王君主和各国政府一样，滥发通货以榨取更多的“铸币税”，实在是难以咕艿挠栈蟆Ｕ瓶厥澜缤ɑ醯拿拦?膊焕?狻?950年代，美国国际收支开始出现赤字，且逐年放大。欧洲、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固然是美国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重要原因，但是，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本原因却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庞大军事开支和相关支出。正如《美元的命运》作者马丁·迈耶所说：“美国国际收支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而是因为美国不仅要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还要维护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
1962年，肯尼迪宣称：“美国可以在一夜之间使国际收支恢复平衡。我们可以撤回我们的军队、减少对外援助、规定对外援助款项只能用于在美国购买商品，并且限制美国对外投资或对外投资者使用美元的方法。美元的基本实力让这些措施既不明智亦不必要。”
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全球驻军、越南战争、国内社会发展的庞大规划，让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随着世界各国（主要是欧洲）将大量美元钞票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美国不愿意紧缩货币发行，尽管美国的通涨已经非常严重，欧洲则指责美国滥用“美元特权”，向欧洲输出通货膨胀。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货币战争愈演愈烈，气氛相当紧张。戴高乐痛斥“美国用美元来擭取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厂”，康纳利（尼克松政府的财长）则反唇相讥：“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
四、尼克松的美元外交：“将美元推销出去之后，再让它贬值”
美国终于决定彻底摆脱黄金对美元的约束，实施最彻底的美元本位制。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他“最全面的新经济政策”，涵盖国内外。针对国际金融、货币和对外经济关系，尼克松首先引述多次发生的货币危机，指责“投机者业已发动针对美元的全面战争”，然后宣告：他已经命令美国财政部长：“暂时终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此项行动不会为美国赢得国际货币交易界的任何朋友。然而，我们最关切的却是美国工人，是世界范围内的公平竞争。”
尼克松深知：终止黄金兑换，是美国单方面粗暴践踏国际协议，拒绝履行其国际义务承诺，所以他保证美国将“继续是一个着眼未来、可以信赖的朋友”，美国政府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合作，“实施必要的改革，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此乃世界之迫切需要。”他紧接着宣布美国将对所有美国进口征收10％的附加税，旨在“确保美国产品不会因为不公正的汇率而处于劣势。当不公正之汇率消除后，附加税亦将取消。尼克松强调：“确立公正汇率的时刻已经来临，以确保主要大国之公平竞争。美国参与国际竞争，一直手却被牢牢束缚住，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尼克松美元外交战略，与人类历史上所有强权国家之“货币掠夺策略”并无二致：即通过货币贬值向使用此种货币的人们征税（铸币税），货币贬值必然造成通货膨胀，通涨之负担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所以又被称为“通货膨胀税”。有史以来，掌控货币垄断发行权的国王或皇帝，将货币金属含量降低，使货币之真实价值（金属货币本位时代，货币之真实价值就是货币金属含量的市场价值）远低于货币的“法定交易价值”，是世人皆知的惯用伎俩。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支柱，乃是美国承诺依照固定价格（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允许各国将美元钞票兑换为黄金，此亦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钞票发行（或全球流动性）的基本制约，类似历代帝王承诺流通货币具有某个固定的金属含量。尼克松悍然撕毁布雷顿森林协议，等同于将美元钞票之内在黄金价值连根拔起，之前美国大搞财政赤字所发行的巨额美钞无法兑换为黄金，之后美元钞票的发行就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唯一的限制就是美联储的克制或其货币政策哲学）。难怪当时的有识之士如此尖锐地评价尼克松的美元外交策略：“美国将美元推销出去之后，再让它贬值！”。戴高乐的猛烈抨击更是令人恰如醍醐灌顶：“美国滥用国际货币发行的特权，以掠夺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厂！”
1971年之后，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因就是美元之发行完全失去最基本的控制（货币失去最基本的“锚”）。美元象滔滔洪水一样、泛滥世界，乃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源泉。尽管美国自身亦经历了通涨的严重困扰，然而，由于美元的世界通货地位，世界其他各国不仅必定要承受美元泛滥之后果，而且所受到的伤害往往比美国自身要深重得多。可惜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竟然要好久之后，才明白美元泛滥对人类经济金融体系的深远影响。
五、美国为什么要推销浮动汇率：“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服务。”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教科书，对1971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冲击”，皆未能给出清晰而深刻的阐释。好些论者以为：尼克松冲击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小小插曲；美国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应付当时国内危机的仓猝之举；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垮台，非美国一家之过，其他国家亦有责任。如此等等，皆是肤浅错误之辞。
仔细研究尼克松冲击前后的历史记录，我们完全明白：尼克松冲击乃是美国政府深思熟虑之举。早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高官就已经明白：取消美元的黄金约束、实施浮动汇率，才是对美国最有利的货币体系。1975年，亨利·罗斯（Henry Reuss）终于一语道破天机：“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服务”。罗斯长期担任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下属之“国际汇率和支付委员会”主席，是1960－1970年代美元外交策略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正是罗斯委员会、尤其是罗斯本人的巨大压力，迫使国际社会同意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八条款第二修正案”，正式宣布和鼓励各国应该采取浮动汇率制度。早在1974年。罗斯就多次致函负责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二十国委员会”，强烈反对该委员会最初倡议的、重建固定汇率体系之方案：“各国应该采取浮动汇率，那才是正常的汇率制度。”
美国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浮动汇率制度？为什么世界银行、IMF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自此之后，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政策？从拉美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IMF和世界银行提供援助的基本前提条件，就要要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取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政策甚至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构成部分。个中原因，笔者《不要玩弄汇率》一书有精辟分析，请允许再次引用一下：
决定转向浮动汇率，美国一举多得。
其一，铸币税急剧增长。今日全球接近5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美元资产占80％以上。美国由此获得巨额铸币税（事实上的铸币税收入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
其二，美元储备资产以天文数字剧增，极大地拓展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广度和深度。今日美国资本市场绝对主导全球。相应的，美国投资银行基本完全垄断了全球的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风险基金等等数之不尽的金融工具和中介机构，构成了最强大的金融势力，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全球的金融业，占据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最高端。这是今日美国霸权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19世纪的英国、法国之金融势力，与今日美国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美国联储之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之货币政策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传统经济学之见解以为：固定汇率束缚了各国央行的手脚，取消了各国货币政策之独立性。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各国才能重新拥有货币政策独立性。此论点大错特错。浮动汇率体系加上巨量投机资本，汇率成为各国货币政策之主导变量，而各国汇率之波动，相当程度上操纵于美国联储和财政部之手（当然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美国总统和高官的一席话，就可以改变各国汇率之预期和走势。所谓浮动汇率下之独立货币政策，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大多数学者对于浮动汇率体系下，汇率转变成货币政策之决定变量，依然不甚了了，依然在传统谬论中过日子，岂不悲哉！
可不是吗？好些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相信：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乃至完全浮动有助于提高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他们相信浮动汇率自动趋向稳定的“弗里德曼谬论”；相信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并非没有善意！的确，从公开言论看，美国财政部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浮动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将提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之独立性，美国政府仿佛是完全站在中国立场上讲话。
天真幼稚，莫过于斯！马丁·迈耶《美元的命运》曾经详细描述美国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迫使各国采取浮动汇率体系之后，世界各国所经历的痛苦历程。他的基本结论就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政府远不能成为自己房子的主人，他们失去了用货币政策达到国内目标的力量。”1976年，当美国人庆祝浮动汇率产生的自由化效果时，意大利央行行长Rinaldo Ossola就尖锐而清晰地指出：一旦汇率出现持续的贬值或升值（当年的意大利是持续贬值，今天的中国是持续升值），本国货币政策将完全失去控制本国经济之能力。他说：“理论上，人们似乎都知道浮动汇率允许货币政策独立于外部限制。但是，现实世界里，通涨性偏差始终存在。汇率之持续贬值，让外部均衡永远无法实现。持续性的里拉贬值只会加重意大利的通货膨胀，恶化贸易条件，妨碍经济稳定。”一次国际会议上，同样代表欧洲观点的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和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行长Jelle Zijlstra嘲讽地宣称：“这是1970年代最奇怪的事情。上帝的荣光降临我们：浮动汇率被发现是大真理！然而，市场先生们最清楚真相。”
当然，以蒙代尔、麦金龙为首的许多世界一流经济学者，始终不遗余力地论证和批评浮动汇率之害。近40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欧元的诞生，就是欧洲各国摆脱浮动汇率之害的划时代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