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孙立平剖析社会结构演变与社会底层的生态保护
●人们通常假定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我觉得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如何使社会的底层，能够有一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
| |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等重要概念和理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口述社会史的研究工作。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处境的《断裂》、《失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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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比较畅通的流动渠道，让人即使贫困也不至于绝望。 图/CFP |
演讲人：孙立平 演讲地：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底层的生态环境值得关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诸如此类的现象，一个老头、老太太被车撞了，肇事的车跑了，另一个开车的人送老头到医院里，然后就被赖是他撞的，不但不感恩，而且是恩将仇报，这不是一个道德堕落的过程吗？但是你去想，事情是这么简单吗？其实他根本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你想他被车撞了，断了一条腿，手术需要一万五，肇事的车跑了，抓不到人这一万五就得自己承担，而这对他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然后一看救他的这个人，开的还是不错的车，长的白白胖胖的，看起来还比较有钱，算了你就好人做到底，再多出一万五吧，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人们通常假定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从某种意义来说在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所以这样我们在感情上非常困难地要去面对一句话，那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感情上可能很难接受这句话，而且不能说可怜之人就一定有可恨之处，但是可怜之人当中有部分人有可恨之处，这应当说是一种不能否认的现实。
无论为432块钱的月工资收入而离婚也好，还是为了一两万块钱谋财害命、伤天害理也好，它体现的是一个生存生态在不断恶化的底层当中荒谬而残酷的逻辑。而在这样一种逻辑、这样一种生态当中，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我们可以说从感情上很难接受的现实，什么样的一种现实呢？就是底层的堕落，或者我把它叫做底层的沦陷。
资源配置正逐渐走向集中
我觉得我们从九十年代以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非常值得重视，这两个过程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结局。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讲一个最基本的思维方式问题。我们过去老是说改革以来、改革前后，仿佛改革以来我们都朝同一个方向走，这对不对？对，这是一个坐标，但是这个坐标会使我们对改革以来这三十年发生的重要变化、重要转折失去敏感，事实上，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在发生着一些重要、根本性的变化。就说资源的配置，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用一个朦胧的眼光去看的话，它是由中心向周围扩散的过程，那个时候农村开始有了生机，所以彭丽媛唱《在希望的田野上》，小城镇繁荣起来了，城市当中的底层成了最早的万元户。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过程。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整个的方向改变了。中国的事情很奇怪，1997年前后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原来社科院社会学所老所长陆学艺跟我说，我到上海去，上海人跟我说，1997年之后上海是一年一个新变化，我见到农民，农民则说，1997年之后我们是一年不如一年。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整个社会的资源在向少数地方集中，从农村向城市集中、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从大城市向特大城市集中，在大城市当中向少数群体、少数阶层、少数个人手中集中，资源是一个集中的过程。
前几年有一个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就是所谓“大树进城运动”，各个大城市都从农村弄了很多长了多少年甚至上百年的大树，而一棵也就五百块钱，栽到城市里来了。据说成活率只有50%.什么意思？就是你那个地方，连长一棵漂亮点的树都不配，弄到城市里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说明什么？资源的集中。贫富集聚的变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造成的。
资源集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格局完全变了，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处于凋敝的状态，小城镇除了少数的地方，开始败落。城市当中原来的底层地位复位。现在百分之三四十的农村，年轻人都跑光了。这是一个资源集中的过程。
社会结构正逐渐定型
第二个是结构定型的过程。什么是结构定型的过程？穷人和富人，谁是穷人和富人？八十年代也有贫富，但是一会儿他穷了，一会儿他富了，总是在变化，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在座的还是年轻的朋友比较多，你们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也有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凡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到现在还没有富起来的，我说够呛了。这个社会定型了，不太容易改变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的门槛高了。现在，你去菜市场摆一个菜摊，可能都进不去，因为那得靠人脉的积累、得靠经验。这个社会开始定型化了，定型之后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其他的问题我不讲了，和今天这个主题相联系的是什么？是一个开始固化下来的底层，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出现了。
刚才讲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个体户哪儿来的？个体户曾经成为中国第一批富人，个体户哪儿来的？个体户当时往往是中国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知青回城，家庭没有背景，机关进不去，国营企业进不去，只在街道的福利厂里。还有那时说什么人富起来？不三不四的人富起来了，还有山上下来的。什么是山上下来的？就是刑满释放回来的。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人，获得最早改革开放机会的人。但是如果现在还是在底层的，上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这就是在一个社会结构定型化背景下的底层的状态，或者说底层状态是和这样的一个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给每个人生存的希望
第三个大问题，我想谈一下优化社会结构，营造多数人生存的空间。
我最近在很多地方一直在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的社会当中，我们如何使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有一个生活的位置，能够有一个生活的空间？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近些年来底层的状态实际上是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就是底层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他已经分出来，刚才说已经定型了，整个底层在社会当中已经越来越找不到位置。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我觉得我们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是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哪一个个人，只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成员，他在这个社会当中都应当有一个生活的空间、生活的位置。这个生活的空间、生活的位置，不是说要靠平均主义，原来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日的说法，如果要把这个套用过来的话，最高纲领是你活得好、活得成功，你在这个位置当中能够安居乐业，而你活得不好、活得不成功，这个社会也有一个地方，你起码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这是最低纲领。
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底线，不仅仅是一个伦理的底线、道德的底线，或者是一个正义的底线，我们要有一个很现实的底线，就是使得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能力最差的人、活得最差的人、最贫穷的人，在这个社会有一个立锥之地，能够安身立命，因为这是人，不是动物。这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构建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优化我们的社会结构。优化社会结构，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些是直接关联，还有一些不直接关联，比如说发育中产阶层。
为底层创造谋生机会
就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优化社会结构，至少有两点。第一，保护弱者的社会生活空间。保护弱者社会生活空间，使他能有一个能够生存的生态。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有一些好的进展，比如说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各级政府用于扶助弱势群体、扶助贫困群体的开支在增加，增加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叫贫困群体也好叫弱势群体也好，或者底层也好，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存在，所以仅仅靠政府的再分配是不够的。这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使社会的底层，能够有一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谋生的机会谋生的能力，是在什么地方？我最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生存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明白我说的意思。
在上海，浦东刚刚开发的时候，浦东的条件还不是很好，上海有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那时候在民间有一个说法，如果在浦西老城区，即使夫妻两个人都失业没有工作，没有关系，一天煮一百个茶叶蛋卖出去，一家老小的生计就不是问题。但是这个茶叶蛋能够卖出去是有条件的，是在老城区的社会生态里。如果到了浦东，不要说煮一百个茶叶蛋，就是二十个，都可能剩回十五个来。社会生态改变了，谋生的机会和能力就因为生态的改变而丧失了。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造就这种生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比如说原来上海把多少平米以上的小食摊、小饭馆全部取缔了，一般市民的感觉是吃早点没有过去方便了，但是更为重要的，可能十几万人就因为这个失去了谋生的机会，如果要搬到一个楼里去，收费高，人们又不愿意去，他生存的机会就丧失了。当一个大城市把马路的摊贩赶尽杀绝时，可能几十万人生存的机会就丧失了。当我们看到所谓城中村、贫民窟、城乡接合部，看着有碍观瞻都要改造掉时，可能又有无数人的立锥之地丧失了。你把这种东西改造掉，给铲平了，这些人能够马上搬到别墅里吗？不可能。能够马上搬到三居室、二居室、一居室吗？不可能。只能是原来的生存之所完全没有了。
我觉得包括在座的各位，其实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接合部的受益者。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受益者，但是我们忘恩负义，我们不想这一点，我们也是拆掉脏乱差的积极鼓吹者。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城市不需要秩序。我们城市需要秩序、需要管理，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出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刚才说过的，马路上没有秩序行吗？没有秩序，像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四十万辆，现在上班，路上没有小摊小贩，车都车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就别上班了。关键是管理的问题。我们现在要么就是放任，要么就是一刀切。
疏导社会的流通渠道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如何来保护，甚至是改善底层的生存生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当中，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就业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是在发展中小企业。还有要优化社会结构，如何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就是你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底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底层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是还是多少有希望的一个生存空间。如何造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流动的机制。
我们这个社会，刚才说门槛太高了，你改变自己的地位机会少了，而且地位已经开始在世代之间传承了。前几年我们就有一个词叫“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财富的继承、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传递，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又开始出现另外一个词，“第二代穷人”，表明的是贫困的继承和传递。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我觉得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这种社会流动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就业。历史上，传统社会当中我们还有一个科举，每年考上秀才、举人、进士的为数寥寥，但是给无数人提供了一种希望，你这个渠道得有。
这里尤其要强调一点，就是在保护和改善底层生存生态当中的政府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南方都市报》发了一个很好的社论，“以国家的名义捍卫文明的底线”，这一点应该是我们需要不断加以强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