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对越反击战

鲜血染红的对越作战日记:揭秘惊心动魄22天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有一支骁勇善战的连队，这就是某部9连，曾被广州军区授予尖刀连的荣誉称号，而且这个连队大多是湖北籍战士。近日，一本6万多字的战地日记，向人们揭开了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令人震撼的亲身经历。

毙敌156人，全连97人立功

鲜血染红的战地日记

王长安，今年46岁，襄樊市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大校军衔。他身材高大，待人和气。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他一直留在部队里，又在军事学院任教12年。这本是一个军人很普通的经历，可是他那记日记的习惯，使他成为一个英雄连队的记录者。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得知，王长安家里有一个珍藏了27年的“宝贝”战地日记。伴随着大炮的轰鸣，他一边行军一边记日记。这是枪林弹雨、惊心动魄的 22天，这是一个人历经生与死考验的22天，这是挑战人的耐心与意志极限的22天。硝烟早已离我们远去，可是，在这本发黄的日记里，我们仍能看到一个英雄的群体，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的内心独白。

时间倒退至1979年2月16日，381团9连（组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原铁道游击队战斗小分队）奉命参加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圆满完成“支麻”、“陆平”、“凉山”穿插战和“班日”阻击战等战役，击毙敌军156人，俘虏3人，是当年自卫还击战中伤亡最少（牺牲11人，伤57人），立功最多的英雄连，全连160人中97人立功。当时，王长安任9连7班副班长。他首次向记者展示了他那6万多字的战地日记——

（日记节选）

急行军（1979年2月16日）

在崎岖山路上经过两天颠簸的我们，整顿装备后，向边境出发了。沿着简易公路行进了约400米后，向公路右侧的一条小河沟穿插过去，开始向海拔1300米的公母山山脚接近。我同大家心情一样比较复杂，既胆怯又比较坚定，以死来保卫祖国，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可怕的呢？

夜渐深，不知道翻过了公母山的多少个山头，体力弱的战友坚持不住了，少数晕倒在路边，这时体力稍强的同志主动扛起那些战友的武器，搀扶起他们，以坚强的毅力继续前进。

在准备穿越国境线的时候，部队稍作停顿。由于战友们拼命赶路，加上复杂的山路和装备的负荷，使得每个人的两件单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这一停顿又是夜风一吹，便凉得人浑身颤抖起来。

最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顺利地翻越了公母山，秘密接近了敌阵地。

王新生，现在是武昌车辆厂职工医院总务主任，他曾任九连1班班长，他的补充，使记者对这次战斗有了更深认识。

记者：连队的战士在这之前有没有过战斗经验？

王新生（原一班班长）：都是第一次参加实战，有不少还是才参军训练三个月的新兵。

记者：当时每个人的装备负荷大概是多少？

王新生：步兵在30-40公斤以上，配属火器分队在40-50公斤以上。

记者：除了必要的武装外，还有没有带别的东西？

王新生：遗书。我们每个人都写了封遗书放在自己的背包里。

记者：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的？

王新生：既然要上战场，就没想过要活着回来。

遗书这个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词，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愿意提甚至不愿意去想的。然而，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王新生则丝毫没有露出迟疑和畏惧，回答得那样干脆、响亮，仿佛生死在他们看来也是寻常之事。战友一个个在身边倒下……

　 血与火凝结深厚友谊

（日记节选）

第一仗（1979年2月17日）

天已放白。上级命令我连在七连攻打612高地的同时，从612高地右侧与540高地之间的河沟穿插到龙头村，据侦察得知龙头村是敌指挥所所在地。

我连以最快的速度向指定的方向加速前进，沿着山腰向下直插过去，当正要翻越一条横向雨裂沟时，突然，枪声打破了寂静的早晨，七连在612高地的战斗打响了。我连迅速翻过雨裂沟，成一字队形展开向前推进。然而612高地和540高地的敌人发现了我连的行动企图，用高平机枪向我方猛烈射击，一排二班机枪副射手随即中弹，身负重伤。一排经过几次火力交替掩护，也未能通过。全连被敌540高地的火力压制在高地间的河沟里进退两难。

临到下午，团前指导员和营指挥所命令我连迅速收拢部队，组织人力和火力向敌540高地发起佯攻。4点30分左右，营配属我连重机枪6挺，从612高地右侧无名高地山腿采取火力交替掩护前进的进攻方式，攻打540高地。天下着毛毛细雨，雾气非常重，我们利用一道道梯田埂和少量小松树向前运动，越是接近 540高地，敌人的火力越猛，火力紧追着打。在一片茶叶林的掩护下，最终甩掉了敌人的火力追击。

完成了佯攻任务，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撤到612高地北侧山脚。

黄昏时分，612高地的敌人基本歼灭。在此次战役中，四排长刘连喜、战友邱国洪、童得纪，四班战士余耀进光荣牺牲。

王长安说，在攻打540、612高地的时候，迫于敌军强势的火力，我军一度陷入被动局面，举步维艰。战士们有的专注于战斗，连自己受伤也不知道疼。王长安那天偶然发现三排长头上有血，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被弹片炸伤，排长自己还浑然不觉，所幸伤得不深，于是王长安便用手抠出弹片，用纸包好交给三排长留作纪念，再简单包扎伤口后又继续前进。

战斗中，战友之间深厚的情谊是用生命和鲜血灌溉的，敌人再猛烈的炮火也不能摧毁。支麻战斗时，敌人火力突然向欲通过龙口村村口小河的尖刀班射击，一串串密集的子弹打得一班头也不能抬。一班的副班长被机枪打中，左手和右眼两处负伤，鲜血流了一地，疼痛让他抽动不已。副连长发现后，马上指挥机枪掩护，自己迅速跃到一副班长的身边，将他翻滚在背上背起来后撤。他们通过水沟时，敌人机枪子弹一路打在他们身后的水面上，形成一条条水柱。

王新生曾经亲眼看到自己的战友误入雷区后，瞬间粉身碎骨，而另一个则失去了双腿，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咬着牙，忍住悲痛继续前进，取得战争的胜利，为战友们在战场上报仇雪恨。而在二十多年后，战火远离的今天，那血肉横飞的场面，也常让他从梦中惊醒。

毒蛇蚊虫肆虐天天泥中滚爬

艰苦环境铸就铁军

（日记节选）

守卫（1979年2月20日）

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人也筋疲力尽，指导员走起路来身体摇摇晃晃。我们暂时吃了一些缴获来的干粮。连队就在400高地主峰上周围部署了兵力，我们在敌人原来搭的草棚里进行休息，看到山上还有敌人丢下的大半袋玉米渣和一口大锅，连队煮了一锅稀饭，一人将就一小碗，确实太香太好吃了，直至深夜饮事班同志给我们送来了米饭。到这时我们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吃到米饭了，吃压缩饼干终究没有米饭管用。

穿着唯独能够抵寒的雨衣，倒在湿漉漉的地上很快就睡着了；夜间寒冷、两腿僵硬、浑身打哆嗦，副指导员浑身冷得像打摆子一样把我惊醒了，我以为他生病了，推了他好几下才推醒。

为防敌夜间炮火袭击，我们搬到敌人挖的A型工事里休息，我和通信员陈发清两人在工事洞口担任警戒。整个晚上枪声不断地响着。夜间同指导员查岗两个小时，督促哨兵不要睡觉，我站在工事里两眼不由自主地闭上了，自己强迫自己好几次，但都无法控制自己，直到头往下点、鼻子触到堑壕边沿土上时，才猛然惊醒，发现刚才睡着了。

记者：当时战士们的生活环境怎样？

王新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军用锹，不要5分钟就能挖一个猫耳洞，晚上就睡在那里面。越南到处是山地，树林，毒虫蛇蚁到处爬，空气又潮又冷，到处是蚊子，根本没法睡安稳。打仗的二十几天，天天在泥水里打滚，没能洗一个澡。

记者：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王新生：部队有炊事班，一般用纸之类的把饭菜一起包在手里用手抓着吃，也不管手上是不是粘着泥。饿了，就都一起吃了。但往往交起火来，饭很难送到战士手上，多数的时候还是吃压缩饼干。我们也会备有一点大米。有一天晚上，我们饿得不行了，就想自己煮米吃，在附近的一个泥水洼里面捧水煮，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借着日光一看，那哪里是泥水洼，里面都是血水…… 仅有的压缩饼干喂给俘虏

战地村庄里发现“武汉造”

（日记节选）

抓俘虏（1979年3月8日）

这天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连队就地防守。

上午连队除留少部分人外，大部分人在阵地周围搜索残敌。1班副班长何庆德下山到河沟打水。刚到河沟边突然听见草丛中一阵骚动，转眼看见5名敌人沿河沟往下游走来，互相发现后，敌人开枪企图逃跑，何庆德果断地开枪还击，边开枪边喊叫“诺母松，空母也”（越语意“缴枪不杀”）。随后山上听到枪响的战友，迅速下山解围，当场俘虏两名，有一名手中握着一枚手榴弹没来得及拉弦，另一名拿着冲锋枪没有打开保险。经审问俘虏得知，他们是被我军打散后，同部队失去联系已经好几天了，幷供述周围有很多散兵。

他们显然是被饿出林子的，我们将他们绑好，等待后方的人来将他们押送回去，其间，不少战士拿出自己仅有的压缩饼干喂给他们吃。

战士们最乐于谈到的，就是在越南遇到的“中国制造”。在越南村庄中，随处可见停靠着的永久自行车。女人们用凤凰缝纫机裁剪衣物，家中吃饭用中国的洋瓷碗。其中一个武汉的战士还发现一个洋瓷碗底赫然印着“中国武汉”字样，便小心翼翼留作纪念，当作是在战场上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思念的一种寄托。

郝班长倒在泥水里，身边有11具敌人尸体

最为惨烈的班日之战

（日记节选）

胜利（1979年3月10日）

整个战斗临近尾声，拿下班日，我们就离回家不远了。

凌晨1点左右，我连的五班班长郝修常带领全班，奉命到一条公路右侧潜伏。他们刚进入潜伏地点，就遭遇到敌人的一个加强连，沿公路向我进犯，企图利用黑夜偷袭我后方阵地。他叫全班三个小组靠拢，做好迎战的准备。

五班潜伏地段是一片开阔的稻田地，由于没来得及修工事，就在田埂下面待敌。等敌人靠近十多米远时，郝修常大喊一声“打”，全班一齐开火，当即打掉一个班。敌人面对突然的阻击，被打得措手不及，乱作一团，但随即组织起力量，疯狂反扑，用重机枪、冲锋枪一起打来，还用60炮向我五班轰击。新战士李发根受了伤，七班的机枪手孙金明背着他往回撤，没撤多远孙金明和李发根同志就同时中弹倒在水稻田里，李发根当场中弹牺牲，而孙金明头部中弹。

敌人的火力压制住了五班，郝修常指挥机枪打掉了对我威胁较大的敌60炮。这时，疯狂的敌人又派一个排从公路左侧迂回，对五班形成了三面包围，幷用火力封锁了五班的退路，阻我援兵。在这种处境十分危险的情况下，郝修常要求全部每个人留一枚手榴弹，决心同敌人血战到底。战斗激烈进行，五班先后有两名同志牺牲，六名同志负伤。但在郝修常的指挥下，都越战越勇，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敌人偷袭计划完全被打乱。

利用黎明前的黑暗和雾气，郝修常决定了后撤的路线，命令轻伤员撤回连队后，便和三个同志留下，背着重伤员和烈士，边打边撤。硬是从敌群中杀开一条血路，直到最后爬不动了，才把伤员和烈士安放在一个安全地带。

下午战斗结束后，同志们在阵地上看到，郝修常壮烈牺牲，他全身泥浆，向前伏在田埂上，在他前面两米多处，倒着11个敌人，他右手握着冲锋枪，紧挨着还有一挺打坏了的轻机枪和一支步枪，他身上佩戴的冲锋枪子弹袋、两个步枪子弹袋、一个机枪弹盒内，子弹全部打完。在五班激战过的地方，摆着敌人56具尸体。

昨日，王新生向记者描述班日战斗的激烈：“七八门大炮向敌军高地狂轰乱炸一通，高地那边就像武钢开炉炼钢倒出铁水一样，火星四溅，红彤彤的半边天”。炮弹掀起的几丈高的浓厚土尘，四散在潮湿的空气中，久久难以落定。山那边炮声轰轰，开始还夹杂着敌人零星的枪声，和哇哇乱叫的呼喊声，一段时间之后则只剩下了单一的炮声。战士们脚下的地面，则被打得像绵软的糍粑糕，强烈的震动让人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