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9月21日（作者 石之瑜）汪精卫与马英九都是美男子，都曾经是积极反日的知识青年，都也在从政期间转而采取妥协谋和，向日本对华的统治正当性屈服。
自塘沽协定以降，汪精卫便主张放弃国土，换取和平；再到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为日军执行清乡，换取安定。他意图以自身的屈辱牺牲，保留未来中国的元气，号称是曲线救国，不幸为正史所弃。如今马英九面对台独基本教义派来势汹汹，一度夹在妥协与抗拒之间挣扎，但随着基本教义派近来变本加厉美化日本殖民历史，终决定以唱和方式，藉以谋求未来更大的政治空间，无异于曲线救国的当代台湾版本。
基本教义派追随日本法西斯的自由主义史观，捏造殖民统治的现代化神话，马英九为了避免对抗，故意提出所谓殖民现代性的模糊观念，隐藏对殖民剥削的批判，语焉不祥地认可殖民统治期间某种现代性的功业。他于是从此在思想上全面弃守，在论述上任人糟蹋。根据基本教义派的的殖民史观，台湾的现代化建设是日本打下的基础，他们举台湾糖业与台湾大学前身的台北帝国大学为例，说明殖民统治在工业与教育上的贡献，嘲弄国民党来台后毫无建树。马英九不懂糖业，不明究理，以致任人糟蹋也罢，但他是台湾大学毕业，岂有不知台湾教育历史与母校历史的正当理由？
国民党来台接收之际，日本帝国大学到底有几栋校舍不难查阅，当时膜拜天皇朝日的椰林大道也不过是碎石便道，就算近十年的建筑通通不算，马英九岂会不知国民党在台大有多少投资？日本帝国大学寥寥几幢，如何比较？遑论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政治大学乃至于南部的成功大学与中山大学，这些台湾名列前茅的学府，不也是国民党来台之后建的吗？
国民党为什么建立这么多大学？相较于殖民统治下的帝国大学主要为在台日人而设，更为帝国南进而投资，国民党的统治则是一视同仁，有教无类，因此有土地改革与九年国民教育让贫户农民翻身，而后人人有机会通过入学考试念大学。建设是根据需要而来，统治者把台湾人当成清国奴，自不可能将之纳入现代化考量。国民党则视国人如己，在中国传统重视教育的文化中，开创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普及的教育成就。说到生员增加与教育普及，又不能不提到国民党来台后取消养女制度，且进一步立法保障男女平等，尤其是亲属继承制度的更新，其中以恢复妇女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对教育普及最为相关，因为新立法解放在殖民统治下被歧视的妇女。值得顺便一提的，则是养女制度曾造成人口清算的遗漏，后来还基本教义派一律捏造并入二二八事件中的失踪人口计算。
严格说，马英九是陈水扁的恩人。他的家庭追随国民党加入对台湾的现代化建设，解放了出身自三级贫户的陈水扁，以教育与平等让陈水扁得以考进台湾大学就读，之后取得律师执照。这在马英九所谓的殖民现代性中毫无可能，因为照讲陈水扁也是清国奴的后人。如果陈水扁忘恩负义不足取，那反身配合他羞辱自己先人为压迫者的马英九，恐怕只能以曲线救国自况了。
台独基本教义派对日本殖民的美化，以国民党的平等为歧视压迫，却以日本殖民统治的歧视压迫为平等，无非是要摧毁国民党在台辉煌的建设记录，颠倒是非，以转移民进党八年执政造成的百废待举。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基本教义派必须摆出日本殖民统治者姿态，才能把殖民统治的作为视为对自己的现代化提升。马英九配合他们，要传统支持他的国民党群众让路，好让自己加入殖民现代性，共同清算国民党，甚至帮助延展挥之不去的日本殖民阴影。他与身边的党羽所采用的理由，与汪精卫几乎如出一辙，不外乎是要为国民党争取更长远的政治空间，中兴复国。但实际上，他则必须对老国民党执行“清乡”，以求基本教义派先接受自己。
后殖民政治文化的欺善怕恶不幸更加降临在马英九身上，基本教义派知他怯懦依附，已然变本加厉，除了诬蔑他的政党事小，就连他母校的历史都涂抹窜改则应为他个人的大事。但是他全面弃守，寄望有朝一日跻身大位，即便来到，他已无光荣面目，那将来也就只能在野史中偷偷帮他平反了。
（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