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徒的独特使命
--选自王志勇《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原理传习录》
当今基督教在欧洲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在非洲和拉美地区，基督教虽然在数字上来看有很大的复兴，但是因为不重视牧者神学教育和会众的品格塑造，众多表面上已经归信耶稣的人，在生活上和不信的人没有任何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教会并没有成为当地社会道德重建的支柱，只是靠那些奋兴家走灵恩的路子提提精神。当然，在21世纪，美国教会在基督教世界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很快成为拥有基督教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经有人声称中国有一亿三千万基督徒）。随着中国在政治和经济势力上的崛起，我们更需要迫切地寻求上帝对中国的旨意。上帝对中国教会必有他特别的托付，唯愿我们殷切地寻求上帝，认识上帝赐给我们的独特使命。中国教会必须深刻地认识上帝对自己的独特使命，必须具有明确的使命意识。章诒和在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强调说：“他们的内心都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1]可惜，在各种错误神学的影响下，中国教会议向缺乏对终归社会的责任感。笔者深信，雅哈博神学所探讨和表达的以律法和福音并重为特色的改革宗圣约神学，就是上帝对21世纪的中国的特别带领和供应。
1．改革宗神学在中国面对与欧美各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改革宗神学在欧美的发展有其本身独特的处境。16世纪改革宗神学兴起的时候，所针对的主要仇敌一直是罗马天主教（当然，基督教在欧洲上千年的传播，也在社会上确立了对法律和次序的基本尊重，这是目前的中国教会和社会所不具备的）。当时罗马天主教在教义上坚持败坏和错谬的道理，利用各种政治势力疯狂反扑，甚至直接大规模地绞杀那些真心改革教会的人。因此，从事基督教神学研究不仅需要敏锐的智力，身心方面长期的预备，更需要殉道士那种为真理而舍命的执著和刚毅。当上帝兴起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所面对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是基督教教会外部，天主教异端在神学和政治上残酷的迫害和反扑；二是在基督教内部的左右两翼。左翼就是再洗礼派反国家、反神学的极端倾向，右翼就是伊拉斯特派[2]强化国家权力，淡化教会权柄的极端倾向。21世纪的中国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问题和处境，上帝也必然会赐给我们新的带领和供应。
2．基督教在二十一世纪中国所要面对的七大问题
在中国目前阶段，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七大问题：（1）基督教教会本身在神学和组织上的软弱；（2）无神论国家在政治和教育各个方面的逼迫；（3）来自儒道释传统文化的误解和抵挡；（4）新兴宗教和异端思想的抗衡与侵蚀；（5）中国从专制极权国家向自由宪政国家的转型；（6）社会道德和次序的崩溃。（7）民众在经济和教育上的赤贫。因此，欧美各国的神学思想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亚洲非洲其他国家的神学思想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古老的神学也不能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会通古今中外，扎根圣经启示，用我们自己的眼泪、汗水和鲜血建立适合并引导中国归向上帝的中国神学。对于21世纪中国的传道人来说，实在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3]
3．二十一世纪基督教继续担负挽救国运，重建国家的使命
很显然，作为中国基督徒，我们不能回避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一直面对的问题。林荣洪博士在分析1900年至1948年中华神学的时候，总结说：“五十年的中华神学却环绕着一个显明的主题：挽救国运、重建国家。这个主题涵盖了半世纪以来中国信徒宗教的经验、理性的思维、道德的挣扎和一致的抉择。”[4]1949年无神论者共产党窃取国家政权，残酷镇压基督教。21世纪的中国必然面对共产党统治的彻底崩溃，这一邪恶的极权政体崩溃之后，中国仍然面对艰巨的重建任务和挑战。但是，纵观近现代历史，在中国社会中最可悲的现象就是，一方面那些认识到自由和民主宝贵性的人本主义者，并没有追本溯源，认识到基督教才是自由和民主在价值和信仰上的根基；另一方面，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虽有重生的经历和宣教的热情，却受各种错误神学的影响，既没有积极地塑造个人属灵的美德，又丧失了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关注，当然更谈不上从圣经中挖掘关于自由和民主的丰富教导来引导社会的发展了。本书希望担负这种桥梁的作用，一方面正本清源，使中国教会回到圣经所启示的整全的真理中来；一方面仔细辨析，使中国社会认识到圣经真道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指导意义。
4．中国教会也必须摆脱虚浮的以数字自夸的恶风陋习
因此，本书是神学著作，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神学著作。首先，本书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神学院的教授和教会内的牧者，甚至也不是唯独为了基督徒，乃是面向整个社会，直接面对生命与生活的问题，使人不仅晓得基督教真理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答案，而且归向上帝，荣耀上帝，积极地遵行上帝所吩咐的爱人如己的诫命，使人生充满意义。所以，本书所注重的并不是不同神学家和神学派别之间的争议，而是以圣经为最终的尺度，以历代大公教会信经和改革宗信条为参照性的标准，并根据历代神学家和思想家的亮光，直接对我们时代所面对的问题作出思考与解答。钟马田先生在传讲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时候，反复指出，今日基督教会的特征和问题就是“肤浅”，神学上的肤浅导致生命上的肤浅，使得基督教丧失应有的见证和力量：“今日世界正在寻找、非常需要的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不厌其烦，一再给大家说，今日教会所需要的并不是组织传福音的运动，把外边的人吸引进来，今日教会所需要的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如果教会确实做到这样，就必会有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地涌进我们的教堂。”[5]无疑，中国教会也必须摆脱虚浮的以数字自夸的恶风陋习，把广度与深度结合起来，使每个基督徒都通过谦卑的学习，敬虔的操练，成为主耶稣基督在世界各个领域中的精兵。
5．《基督教圣约神学世界观原理讲义》是一本严肃的“血书”
我一直深深地意识到，本书是一本严肃的“血书”。顾准在反思五四事业的时候强调说：“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由笔杆子，要由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6]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血腥的世界，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共产主义暴政在全世界的蔓延，使得无数人死于战争和暴政。20世纪的中国更是一个充满血腥的国家，满清政权的瓦解、军阀的混战、日寇的入侵、共产党的崛起，使得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战争和暴政的阴影之下。现代欧洲哲学和神学的思考，不能摆脱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阴影，为什么在基督教文明和现代科学的土壤上，却出现了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现代俄罗斯哲学和神学的思考，不能摆脱苏联共产党古拉格群岛的阴影，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几千万和平的居民被流放、被屠杀？现代中国哲学和神学的思考，不能摆脱天安门广场为标记的种种流血事件，为什么中国这个以儒道释为文化根基的文明大国，这个声称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伟大民族，却在几十年的和平时间内自行以各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屠杀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同胞？这是21世纪中国基督徒和神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其实，罪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总是把责任推在上帝或他人的身上。当初亚当吃了禁果之后，上帝追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回答就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3:12）。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怨天尤人！那些不承认上帝存在的罪人更是变本加厉，把罪责完全归到别人的身上，他们试图通过杀死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力量，证明唯独自己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自己所谓的理想；证明达尔文所提倡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邪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该隐就这样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创4：1－16）。从此，人类历史充满了文争武斗，彼此屠杀，兄弟阎墙的悲剧。
本书从2000年开始动笔，作者一直是用自己的心血写作。作为1989年民主运动参与者和见证人，在我的下意识中一直是蘸着死去的年轻学子的鲜血写作。更重要的是，上帝逐渐引领我，使我得以认识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所流出的鲜血的意义。上帝因着他测不透的恩典，存留我的性命，使我在
一九八九年六四学生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共产主义”的迷信和神话在中国完全破产。同时，六·四运动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共产主义”极权政体在苏联和东欧各地纷纷崩溃。许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借助暴力和谎言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但是，“共产主义”的谎言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拆穿，连中国共产党自身也不再高举“共产主义”这个招牌。“共产主义”不仅在上帝眼中是藐视上帝、践踏人权的可憎之物，浑身上下充满兽的印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也已经成为为占有权力而不择手段的可憎之物。此处我们之所以给“共产主义”打上引号，乃是因为不管是在前苏联及其卫星式附属国，还是在中国大陆，共产党人所实行的“共产主义”从根本上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共产主义”，乃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幽灵借尸还魂，以“共产主义”的招牌出现。不管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与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东方专制暴君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作为上帝的仆人，福音真理的执事，笔者所针对的并不是一个政党、若干党魁和其他党员。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都在罪恶之下”（罗3：9），都需要认罪悔改，都需要信靠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作为基督徒，我们绝不能把“共产党”和“共产党员”都妖魔化，简单地贴个标签，然后统统一棍子打死。关键的是我们要明白，共产主义并不是横空出世，无中生有，而是自亚当堕落以来，各种形式的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哲学的本质就是以虚拟的自主性的个人代替创造天地的上帝，以人所臆测的有限的思想取代上帝所启示的绝对的真理，否定人性的败坏，试图靠人的力量改造社会，建立人间天堂，却把地狱带到所到之处。当然，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实践来看，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是各种世俗人本主义中最浅陋、最粗暴、最无耻、最专横的表现形式。
2005年6月5日，笔者于美国波士顿布郎大学图书馆，再次细读原苏联作家索忍琴尼所著的《古拉格群岛》的全译本。“你被逮捕了！”那令人恐怖的声音还在我的心中回荡。一边阅读，一边心中泣血，那些在暴政、酷刑、放逐的折磨下被摧残、屠杀的无数灵魂，一直深深震撼着我的灵魂深处，使我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制度充满无比的憎恨和蔑视之心，对于无数被暴政践踏的灵魂感到深深的怜悯和同情。中国的暴政与苏联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饱受暴政的荼毒，连孔子当年都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慨叹。自从1985年进入大学读书以来，我一直在思考造成专制制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归信基督之前，百思不得其解。归信基督之后，蒙主光照，认识到追本溯源，暴政的根源就在于人的堕落与犯罪所导致的人性的败坏。人人心中都有称王称霸的独裁心态，人人心中都有唯我独尊的暴君毒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描述的就是索忍尼辛笔下的罪人的暴政：“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上帝”（罗2:10-18）。不信上帝，不怕上帝，乃是万恶之源。假如不信上帝，我们还信什么呢？假如不怕上帝，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行呢？
因此，笔者深信，二十一世纪中国所要对付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民进党”或其他人和党派。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所要对付的仍然是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的幽灵，不管这种幽灵是在教会内部出现，还是在教会外部出现，都是人民的公敌，基督徒都应当呼求上帝的怜悯，尽自己的本分，消除各种暴政的荼毒。但是，正如王阳明所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基督教让人们首先要对付的并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当然，基督教也不是单纯的“心学”，而是全方位的“律学”或“法学”，上帝也在西奈山启示了一整套的法律和制度，既帮助我们对付心中贼，夜帮助我们对付山中贼。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会必须高举两大利剑，一是用上帝的真道作为圣灵的宝剑来对付自身内在的心贼，培养真正的自由人当具备的公民品格，奠定自由与宪政的主体性和内在性根基；二是建立敬畏上帝，施行法治的宪政政府，用法律的利剑来对付各种各样的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奠定自由与宪政的客体性与程序性根基。
6．中国基督徒必须兴起发光
当然，对于基督徒而言，关键不是批判什么，关键是用什么批判；关键不是谩骂黑暗，关键是兴起发光。与其坐着谩骂周围的黑暗，不如起来点燃一支小小的蜡烛。何况我们所得到的是来自基督的大光？因此，我们必须用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来装备自己，如此才能使我们在这个价值混乱，弯曲悖逆的时代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赛2:3）。1898年，荷兰改革宗神学家亚伯拉罕·凯伯尔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讲授加尔文主义的时候，首先把加尔文主义作为一个全方位的世界观。他说：“两大世界观一直在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战；现代主义决心根据自然人的理念建造世界，根据从自然中得到的知识塑造人。与此相反，那些以敬畏之心归顺基督，敬拜他，以他为永生上帝之子，也是完全的上帝的人，则立定心志要拯救‘基督教传统。’”[7]因此，凯伯尔在其演讲中谈及“加尔文主义与宗教”、“加尔文主义与政治”、“加尔文主义与科学”、“加尔文主义与艺术”、“加尔文主义与未来”五大主题。亚伯拉罕·凯伯尔对加尔文主义的突出贡献就是：通过他在教会、社会和国家生活各个领域中的理论和实践，他强有力地阐明，加尔文主义绝不仅仅是救恩神学五大要义，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教会治理，甚至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神学体系，局限于现代人通常理解的宗教领域。加尔文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为根本，以上帝所启示的圣经为标准的全方位的世界观，贯穿政治、法律、经济、科学、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7．我们对绝对真理的理解不是绝对的
唯独上帝的真理是绝对的，但我们对上帝的绝对真理的理解却不是绝对的，我们对真理的遵行更是时时有亏欠。并且，个人、社会和自然界都是复杂的，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把握。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和亮光，当继续不断地寻求圣灵的关照，上帝的怜悯，积极地追求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与改良。
8．上帝之下，依法治理，自由生活
基督教的核心就是法律与福音的平衡，教会内外的各种偏颇都是在法律与福音的关系上出问题。笔者在2001年年终接受教会按牧的时候，就撰写了一篇《从改革宗神学角度看法律与福音的关系》的论文。长期以来，传讲法律与福音平衡之道一直是笔者的负担。作为一个民族，以色列人的历史教训就是：“一个民族只有对上帝矢志不渝，才能过真正独立自由的生活，这也就是说，人须遵行法律，尽心、尽意、尽力侍奉上帝。”[8]《启导本圣经》在注释《申命记》4章6节的时候说：“一个守法的民族才是真有智慧的民族。上帝把规章律例颁给了以色列人，要他们遵守，为一个民族建立大国奠下基础。法治的重要今天已为大家所承认，但违犯法律，凭己意行的事，仍层出不穷；要是社会法纪荡然，哪能有和平生活。” [9]在总结“登山宝训”的时候，《启导本圣经》首先指出：“旧约法律是基督国度的正式法典。”[10]并总结说：“‘登山宝训’不是要废弃法律，而是要贯彻加强法律的真精神。”[11]
可惜长期以来，中国教会始终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一真理的重要性，并且一直因为传统文化中的反律主义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廉价福音所倡导的藐视旧约法律的潮流的冲击，使得中国基督徒也长期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之下。弟兄姊妹，这样的教会怎能得蒙上帝的祝福呢？这样的教会怎能成为社会的祝福呢？中国社会的改良必须首先从中国教会的改革开始；中国教会的改革必须从神学的归正开始；神学的归正必须首先从正确地认识法律与福音的关系开始。
唐佑之博士在其《从以西结书看教会》讲道中呼吁：“今天华人教会，甚不平衡，重此轻彼，偏斜偏差，十分危险！求主帮助我们如何走得正当。从圣经中看，我们教会需要先知型的信仰经验，注重上帝的话语，也需要祭司型的信仰经验。教会须走祭司的路，就是好好敬拜献祭，医治疾病，教导法律，作差传工作；要注重实际，勿重形式。可惜华人教会不大注意，很可能，我们敬拜，仍是随随便便的敬拜！我们更需要智慧型的信仰经验，正如旧约的智慧者一样；他们注重道德，但并非忽略了属灵的事，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一直求神给这个给那个，但在行为上却没有表现出信心来；在生活上怎能有圣洁的见证呢？智慧重理性，但并非取代信心；而是信心里面要有理性。信心非理性的，也非反理性的，而是超理性的。有的弟兄姊妹，以为信心毋须带理性，以致于迷信，那就错了。求主怜悯！让我们有均匀平衡的生活，让教会所走的路，是正直正当均衡的。”唯愿上帝感动更多的华人信徒认识到反律主义毒酵给中国社会和教会所带来的危害，勇敢地传讲合乎圣经的法律与福音平衡之道。
9．尊重上帝所设立的个体性架构
在社会变革中，首先我们要尊重上帝所设立的个体性架构。在上帝所设定的创造次序中，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上帝创造了不同的物种，同样的物种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使同一个个体，本身又有不同的方面。这些方面的组合形成各种各样的组织性架构。这些组织性架构既体现在单数性的个人身上，也体现在复数性的人群中。人是独特的实体，他的行为并不受重复性和本能性的局限，有无数的变量。人类历史是在一个统一的宇宙中展开的。因此，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乃是出于上帝的设计，有着内在的一贯性，并不对立。也就是说，事物的存在样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却有着内在的次序。因此，从正常的角度而言，受造物虽然具有多样性，人类社会也丰富多彩，但本来并不具有内在的冲突和紧张。冲突是源自违背次序的行为，也就是在塑造文化和组织的历史过程中，不顺服上帝所设立的创造次序。也就是说，冲突并不是受造界的多样性所造成，乃是因为人违背上帝所设立的次序。
10．深刻地认识历史性变迁
同时，我们要通达时务，深刻地认识历史性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各样的组织性架构有历史性的变迁和整合。上帝的法律是自由的法律，也就是说，法律的精义并不在于限制人的自由，乃是保障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乃是有次序的自由（ordered liberty）。不能把人所创制的制度视为永恒不变的模式。在创造的次序内，人的责任就是充分地发挥个人的潜力，修理看守，使得受造界美丽多姿。从刻木结绳到发明文字，从个人抄写到活字印刷，然后再到网络时代，文化的进步，科技的发明，艺术的创新，大学的出现，上帝不断呼召人通过劳动分工和社会合作，突破历史上存在的各种障碍和壁垒，使社会不断走向开放，个人享有更大的自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更多地走向双嬴的模式。历史就是上帝的旨意不断显明的的过程（the opening-up process of history），当然也是善恶两大阵营不断分化的过程（a differentiating process）。最终而言，历史的意义这一问题始终围绕人的身份、人的本源以及人的最终命运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打转。超出创造、堕落、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成全这一圣经所启示的基本模式，这个问题就无法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人类文化展开过程中所出现的冲突和张力源自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而且每个绝对化都是源自背道之灵，源自世界之城的幽灵。假如耶稣基督没有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人类以及整个人类文化进步的过程就没有任何盼望。这一中心并不局限于西方文明，也不局限于其他任何文明，而是带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人类走向其真正的命运，因为它已经藉着在其自我牺牲中所显明的爱胜过了世界。
11．注重创造性的重建
最重要的是落实在创造性重建上。人类有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根据上帝所启示的公义的法律、历史性的教训，圣灵新的光照，不断调整各种个体性架构，更加接近上帝的心意。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中，任何组织对个人都不得声称有绝对的权力。国家的权柄只是用于维护社会和谐和公共利益，确保所有公民都享有个人自由和待遇平等。国家不可直接参与家庭、公司、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否则国家就会担负参与者与审判者的双重角色，所导致的就是权力的滥用和集中。在上帝面前，个人、家庭以及个人自愿结合所组成的各种组织，在法律地位上与国家平等，都拥有自己不可侵犯的权柄，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自己的作用。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绝对化。国家的责任就是通过行使公法赋予的权力确保公民在私法领域中的自由。
12．基督教既是生命的学问，也学问的生命
基督教是生命的学问，是学问的生命。基督教所教导的是全新的全方位的世界观，所倡导的是全新的全方位的生活方式。同时，作为独一的真宗教，基督教不仅关涉到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以圣经中所启示的创造天地的三一上帝为独一中心，以上帝所启示的自证内证的无谬圣经为至高标准，一以贯之，将人生和社会的各个层面结合为有机的整体，为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权威、最系统、最深刻的真理体系。
基督教既不是唯独以今生为中心的享乐主义，也绝不是唯独以来生为安慰的消极闭世。《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掷地有声的回答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因此，这一问答显明基督徒的一生是荣耀上帝的一生，同时个人的主体性不仅没有完全消失，反倒清楚地凸现出来，并且融汇在永恒之中。更重要的是，我们荣耀上帝绝不是死后升天之后才荣耀上帝，而是在现在开始，在我们所在的家庭、教会和社会岗位上，尽心尽意爱我们的上帝，造福他人。
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教既高举上帝的主权，又注重个人的尊严。上帝是赐福人的上帝，他是顾念人的上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前5:7）。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的终极关怀是上帝，上帝的终极关怀是人。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乃是让人得福。在文艺复兴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代表佩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强调，人本身及其问题，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应当是人类思想的中心。人文主义关怀与基督教改革宗正统神学并不冲突。改革宗神学虽然强调上帝的主权，但也非常强调人的尊严和责任。神学的最终目的固然是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但我们也当晓得，上帝本身并不缺乏荣耀，也不需要任何东西，甚至也不需要我们的侍奉。上帝的心意用旧约先知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6:8）。“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徒17:24-25）。当世界历史达到完全的时候，圣经中所启示的最理想的境界就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21:3-4）。因此，基督徒生命的核心并不是加添上帝的荣耀和幸福，因为上帝本身是至为荣耀和幸福的，既不需要加添，也绝不会减少。但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彼此相爱，幸福生活。因此，先知摩西在向新一代以色列人重申上帝的法律的时候，再三强调：“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申10:12-13）。因此，在使徒约翰的教牧书信中，他再三重申：“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约贰5-6）。
唯独上帝所启示的圣经才是至高无上、绝对无谬、永不改变的、四海同行的真理标准，唯独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才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施行审判、全知全能的至高主宰，唯独在基督里罪人才能够得享真正的自由、丰盛的生命和满足的喜乐。
13．建构基于圣经启示，合乎教会正统，针对中国文化和需要的神学
二十一世纪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基督教传递到我们所在的中国文化中去，如何以圣经为根基，以教会传统为参照，创建针对中国具体国情的中国基督教神学。福音派[12]神学家卡尔·亨瑞，在谈及福音派在学术研究上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强调说，福音派人士固然高度重视圣经的权威性，但却一直忽视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并且许多圣经学者所探讨的问题与目前的时代根本没有关系。因此，福音派人士不能仅仅是重述过去的辉煌，重复一些只有基督徒才懂的陈词滥调，构建封闭自己的隔都，“如果我们不用我们这代人所感兴趣的语言说话，使重要的神学问题与当今社会的思维方式和关键问题结合起来，我们不过是在自言自语而已。”[13]
大卫·威尔士曾经感叹，二十世纪是神学死亡的世纪，特别是在福音派阵营中，似乎有教会，却没有神学；似乎有神学，却没有上帝。教会成为人的娱乐中心，神学成为以人为中心的人学。在教会历史上，不管是在教会中，还是在学院中，神学都包含三个基本的因素，一是信条的因素，二是对信条的思考，三是基于前两者而培养的一系列德行。如今这三者都已经是荡然无存了。[14]他在《福音派思想的丑闻》一书中的第一句话就是“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就是根本没有什么福音派思想。”[15]
因此，《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原理传习录》这本书不仅是写给基督徒的，也是写给没有归信基督的人士的。我们以圣经启示为出发点，以大公教会正统神学为基本框架，以现实生活为落脚点，努力以目前中国通用的语言，探讨、阐述基督教真道，以及基督教真道对个人所面对的各种人生和社会问题所提出的答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唯愿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督徒不再躲藏在种种错误神学构建的各种形式的隔都之中，勇敢地在社会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直到听到天使的号角吹响，大声宣布：“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启11：15）。
[1]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42页。
[2]伊拉斯特派（Erastian）：源自一个名叫托马斯·以拉斯特（Thomas Erastus，1524-83)的人，他曾经在巴塞尔学习神学，后来在德国海德堡从医。他主张国家有权力干预教会事务，认为教会无权把成员逐出教会，只有国家才是上帝所设立的惟一的有形的政府，基督教国家的教会只是国家的一个部门，教会的权柄只是说服、劝诫，无权禁止犯罪者停止参加圣餐。
[3]《论语》。
[4]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2页。
[5] M. Lioyd-Jones, 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0), P. 18.
[6]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出版社，1994年，367页。
[7]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p. 11.
[8] 《启导本圣经》，余也鲁主编，624页，1998年。
[9] 《启导本圣经》，余也鲁主编，300页，1998年。
[10] 《启导本圣经》，余也鲁主编，1351页，1998年。
[11] 《启导本圣经》，余也鲁主编，1352页，1998年。
[12] “福音派”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称号。本文作者所采用的标准是：“只要坚持圣经无谬性，就可以算是福音派人士。”参考D.G. Hart, Deconstructing Evangelism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p. 148.福音派所存在的问题就是，虽然大家一直赞同上帝的无谬性，但在如何解释圣经上则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改革宗坚持圣经的无谬性，以圣经为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标准，同时强调教会的信条和信经是辅助性的权威，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能任凭个人的私意，应当以教会所认信的信经和信条为解释的规范。
[13] Carl F. G. Henry, “American Evangelicals and Theological Dialogue,” Christianity Today, 15 January 1965, p. 29.
[14] David F.Wells:
[15]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