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披露:胡平、于大海、王军涛、王炳章、王丹、高瞻、李少民都是台谍

介绍海外民运的著名人物:鲍戈、魏京生、王丹、吴弘达、阮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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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王风波”导致“民运”分崩离析 台媒体首度披露内幕
台“军情局”为控制“民运” 当年命胡平林樵清围攻王炳章

【大公報訊】 據《中國時報》二十四日報道,台灣軍情局歷時二十餘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所謂「民运分子」接触,前後分別以「移山專案」、「文正專案」、「崑崙專案」、「致廣專案」、「致遠專案」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运分子的兴起、轉移、發展與沒落。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大陸留學加拿大公費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與王直接聯繫,王也派寧嘉晨來台洽商合作。

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一九八三年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翁衍慶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繫指導,對內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職稱「君平公司」負責人。

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是軍情局與民运分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軍情局每年提供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虛設的「貫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軍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分子之力,撼动中国大陆内部社会制度。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是軍情局與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擬組政黨 被軍情局斷糧

一九八四年十月,發生「江南案」,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總統」核定,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一九八六年五月,美國FBI約談翁衍慶,指其為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諾,被迫於兩周後返台。

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反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還處戒嚴時期,不能組黨,軍情局停止與王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一九八八年,海外民运分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軍情局商議,軍情局又恢復已停止一年的經費援助。

從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是軍情局與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一九八九年,大陸發生那場風波後,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在大陸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十個告密給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遭判刑八到十年。

民运分子失作用 遭台遺棄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組織,僅經援「中國之春」雜誌。這是軍情局第二度中止經費。

從一九九四年到二○○○年,則是合作的第四階段,亦是合作的尾聲。這個階段,大陸有計劃的切斷海外民运分子的联络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海外,讓民运派系更加复雜。軍情局攪進民运分子的「战国时代」。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大陸試射導彈,軍情局任務改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海外民运分子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终至沒落。

民進黨執政後,軍情局大幅刪減民运经费,僅存極少數的個案合作。

2007-9-25
http://www.takungpao.com/news/07/09/25/TM-800095.htm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 收集250件情报
DWNEWS.COM– 2006年11月15日5:42:3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王丹承认收扁20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后,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道,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后,他终于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250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DWNEWS.COM-- 2007年9月24日4:26:2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中国时报 吕昭隆/ “移山专案”,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专案”到中期的“文正专案”,及至后期的“昆仑专案”、“致广专案”、“致远专案”,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七十二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七十一年到七十四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专案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七十五年到七十八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 王拟组党遭断援

七十三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七十五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七十七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七十九年八十二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 “策联”十人被逮

七十八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八十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八十三年到八十九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双方合作已近尾声。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画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 合作告终

八十五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九○年李少民、高瞻失事 美曾高度关切

民国九十年二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七十八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XX见面。

中共是在八十九年底盯上全案,九十年二月十一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文件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八十九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九十年二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九十一年七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九十二年二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文件。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恐怖活动”,兴趣不大。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9_23_16_26_26_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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