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从井冈山起，到文化大革命，一直紧跟毛泽东，也曾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毛泽东被神话之后，林彪也跟着被神化成为除毛泽东之外最英明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大家。他摔死几十年之后，最近又成了热门话题，他的神话再度被人提起。然而，从中共的历史来考察，与他同时期的中共将领相比，他的才能究竟如何呢?林彪毕业于黄埔第四期，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随朱德，陈毅到湘南，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井冈山期间，看不出林彪有什么特殊的才能。被毛泽东称为井冈山游击的经典之战—捉了敌师长张辉瓒的龙冈伏击，还是粟裕指挥的红六十四师主打的。但有一点要肯定的是，林彪刚出道时，特别老实听话，上面如何说，他就如何做。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林彪时，正碰上他在给战士讲毛朱的割据道理，说土匪在这一带都能活下来, 红军也能割据一方。毛听了林彪的讲演，对他有了好感。加之当时红军中学军事科班出身的人才不多，他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重用，从营长，团长，一直升到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军长和红一军团长。当毛泽东务实的军事战略方针受到教条主义者博古和洋人李德的否定，主张以硬碰硬，短促突击，打破老蒋的围剿时，带兵出身的红三军团长彭德怀一看就知道洋教条行不通，在战场上大骂李德“仔卖爷田心不痛”。林彪不仅看不到博古李德的那一套将把军队引入死路，而且写专论“论短促突击”，阐述洋教条的可行性，将其提升到军事理论的高度来鼓吹。遵义会议后，一惯听话的林彪终于有了一次犯上的行为，但却反映出林彪在宏观战略上的无知和幼稚。红军的长征，实质上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逃窜，并无明确的地方可去，到处有蒋介石的军队围追堵截。避强击弱，冲出包围，保存实力，是红军的主要任务。为达到此目的，红军四渡赤水，反反复复才走出重重包围。但林彪看不透毛泽东三人军事小组的意图，对这种跑弯路的做法不可理解，给彭德怀打电话说：这样的指挥真叫人担忧，再这样下去是要垮台的呀。还是你出来指挥，我们服从你！并给中共的领导机关写信提出了这一看法。在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上，曾受到毛泽东的嘲笑：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可见，手握红一军团大权的林彪的目光还仅仅停留在局部或战术的层面。毛泽东在霸主地位还没建立时，对于反对他的人，只要你认错，向他表示服从，还不至于向后来那样，立竿见影的报复，永不重用。林彪向毛泽东认了错之后，并没影响毛对他的信任。这时，林彪的堂兄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回来，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张浩带着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支持毛泽东，从此毛泽东更把林家兄弟当自家人看。抗战期间，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师长，其堂兄张浩被任命为119师政委。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对日作战唯一与林彪挂得上的战役就是平型关之战。中共的资料宣称消灭的是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有1000多人，并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装备。然而，据台湾公布的资料，消灭的是板垣师团的一个运输队，只有400多人。据当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总结与日本人作战的经验教训披露的资料，平型关大战，仅缴获枪支100多条。消灭日军1000人的说法应该是有水分的。即使按中共的说法，平型关之战在整个抗战中，也只能算一次小的战术胜利，对全局的影响不大。中共为了其政治目的，同时也借此向蒋介石争取更多的军费，曾一再提高平型关战役的成果和意义，林彪也因此沾光，被渲染成战神似的人物。平型关战役后，林彪负伤，随后去了苏联治病，直到1942年才回到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按照当时中共的说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就是要开展敌后的抗日游击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队伍。但是这一时期，林彪既没去前线指挥抗战，扩展自己的队伍，也没在抗大的校长任期内对中共的抗战和扩展提出过什么有眼光，有建设性的看法。从1938年林彪负伤，到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任人民自治军司令之间的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实际指挥和参与对日作战和敌后扩充力量的最艰难的工作。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派林彪去统一指挥东北境内的中共军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始终认为林彪是个听话的人, 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决策，保证进入东北的军队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现在很多人都把东北决战的胜利归功于林彪的指挥，其实战争的胜负，往往还取决于战争之外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苏联红军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在美英的压力下，不得不撤回。中共立即派黄克诚的新四军的第三师3万5千人和山东梁兴初的八路军一部进入东北。同时，向东北派出一支几乎囊括中共高干精华的干部队伍。其中包括陈云，彭真，高岗，李富春，罗荣桓，黄克诚，程子华等人，这一大批干部与初期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在东北收编伪军，斗争地主，大搞土改，分田分地。在很短的时间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后来，东北的中共军队，要人有人，要粮有粮，扩充到百万之众，把国民党的军队孤立于长春，锦州，沈阳等几个大城市，进而被彻底消灭，应该说中共当时的总体决策迎合了民众的心理和利益，比国民党高明太多。林彪在军事上的成功，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上司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而且，也不是一帆风顺。当他的上级的这种指挥脱离实际，林彪就打败仗；当这种指挥符合实际，林彪就打胜仗。林彪在东北指挥的几次战役，对此做了很好的注证：两次四平之战，是毛泽东军事决策的败笔，林彪作为一线指挥，并未说服毛泽东改变错误的决定，而是跟着这一决定，一错到底。1946年春，原黄克诚新三师十旅钟伟部，赶走了占领四平的国军107师刘翰东部，占领了四平。随即，蒋介石派孙立人的新一军，陈明仁的七十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共十个师，试图夺回四平。林彪则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指挥十万共军与国军大打出手，死守四平。双方精锐尽处，前后打了一个多月，死伤惨重。据中共公开的数字，东北民主联军死伤8000多人，实际的伤亡远远不止此数。因为，毛泽东在开仗之前曾说过，要把四平当作东方的马德里来保卫，死伤几千人也在所不惜，所以，公布的数字不能超出毛的估计。后来，不但四平守不住，整个守城和增援共军有被全歼的危险，只好灰溜溜的退出战场。四平战败后，东北民主联军站不住阵脚，连连后退，竟被国民党军一直撵过了松花江，一溃千里。第二年六月，林彪以二十四个师的兵力企图夺回四平。当时国军陈明仁部在四平的守军只三万人，林彪以七个师约七万多人攻城，其余十七个师用来打阻援。双方血战二十多天，最后受到长春和沈阳国军的夹击，不但四平没打下来，而且损失比保卫四平之战更大。伤亡人数，共军试图隐瞒，国军试图夸大，众说纷纭。有的说1.2万，有的说2.5万，有的说4万，即使取中间数也在2万以上。如此重大的伤亡，在国共战史上都极为少见。两次四平之战，第一次毛泽东承认是他要打的，第二次，打败了，谁也不敢往毛泽东身上推,但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没有毛泽东的指示，林彪绝不敢贸然行动。林彪的问题不在于作了错误的决策，而在于当攻守能力还不具备，对于四平这种只具战术意义的战役，只知道盲目的执行命令，不知变通，不惜代价地打下去。特别是第一次四平战役，要不是蒋介石犯错，停止追击，羽翼尚嫩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有可能被一举歼灭，由战术的失败转为战略的失败。第二次四平的攻城血战成了林彪心中的恶梦。他对城市攻坚战产生了畏惧心理。在一年后的辽沈战役中，林彪先是对打长春徘徊不定，后是对打锦州犹豫不决。在攻打长春几个月不能得手，陷入胶着状态，还一意孤行，循序渐进，逐次增兵，不敢从中突破。最后，还是在毛泽东的严令之下，才选定了锦州作为决战的突破口。才有了辽沈战略决战的胜利。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实际上已成了中国革命的皇帝，全党，全军，全国都必须以毛的意志为转移。当时，很多的中央领导人已看出其危害，对毛泽东无法无天的行为暗中有所抵制。毛的东搞的人民公社化，导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饥荒。在无情的事实面前，毛泽东不得不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错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亦想借此机会，制约一下对国家已经造成危害的毛泽东个人迷信。彭真在会上挑起对毛的批评：“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 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人也一起呼应，挑起与会各级领导发泄对毛泽东的不满，他们本人也对毛泽东的错误作了含沙射影的攻击。大会的气氛对毛泽东极为不利，毛泽东遇到了比庐山会议还要严重的危机。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他受了一肚子窝囊气。此时，林彪跳出来讲话，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他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从而使大会风向一转，没能纠正毛泽东的路线错误，并为他后来发动文革埋下了伏笔。会后，毛泽东称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马列主义的讲话，建议发至全党学习。而不少中央领导则私下议论，不知道林彪是没长脑子，看不到毛泽东的造成的全局性错误和人民的痛苦，还是别有用心。其实，这些私下的议论说到了点子上。如果说刘少奇当年在延安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是为了使各地拥有武装的诸侯不至于个自为王，不听调遣，以保证中共的胜利，还不令人费解，而林彪的发言不是没有眼光，就是心怀叵测，或二者兼而有之。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从不提学毛泽东思想，连队里几乎找不到毛选。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抓军队建设，而是抓紧造神运动，把毛泽东吹成天才，顶峰。还搞出红宝书毛语录，要大家活学活用。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正是在林彪的手上被推向中国的每一城市，每一乡村和每一家庭。毛泽东先是利用林彪打垮彭德怀，后又利用林彪在文革中打垮刘少奇，邓小平。林彪曾一度被毛泽东假心假意的钦定为接班人，并写进中共的党章，但他就是看不透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建立毛家天下，让江青做他的接班人。他跟着被他神化到了极致的毛泽东的指挥棒转，一直被毛泽东玩到神魂颠倒，甚至被毛泽东甩掉了，都不知道在何处冒犯了神。最后不得不仓皇出逃，连死都不明不白，还搭上了老婆孩子。 粟裕参加南昌起义时，只是班长，跟随朱德和陈毅上井冈山后，因不是学军事的科班出身，开始并没像林彪那样引人注目，受到重用。他是从基层打拼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一级级地升到红4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等职。在井冈山割据时期，他指挥红六十四师参加了对张辉瓒的伏击，并活捉了张辉瓒，表现出了他的军事才华，令毛泽东刮目相看，并写下“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词句庆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和李德将红七军团改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为北上抗日，实为调动敌军的诱饵，好让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向南转移，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意思。红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师后，成立红十军团，粟裕任参谋长。1935年1月，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几乎全军覆灭。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粟裕，刘英竟带了五百余人突围出来。在与中共完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领导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浙南根据地。挫败了国军多次“进剿”和两次兵力各达40个团的大规模“围剿”，使浙南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能在五百人的基础上，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带重建游击根据地，可见粟裕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有过人之处。他提出了一套比毛泽东的游击战更具体的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于消灭敌人而在于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浮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在敌人后方，越容易成功。正是这些理论原则与实践的结合使粟裕的浙南根据地和红军得以存活下来。国共合作后，粟裕的队伍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初试锋芒的一仗就是妇孺皆晓的黄桥之战。1940年7月粟裕率部挺进苏北，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参谋长。他一到苏北，就明确了这一时期的战略任务，就是要在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黄桥镇位于江苏东部，控制了这一地区，就控制了长江的通道，可与江南的新四军连成一片。而驻扎在这一地区国军韩德勤部，认为这是他们的地盘，不容新四军染指。对中共的发展而言，这是一场有战略意义的战役。粟裕在这里奇袭韩军精锐，歼敌1万1千人，使华中新四军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地盘。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能在江北恢复和发展，积累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逐鹿中原的本钱，无疑得益于陈毅和粟裕早期在这一地区的经营。最能看出粟裕的战略和战术水平的是在解放战争中能及时发现统帅部战略方向的错误，并说服毛泽东和统帅部改变原来的设想和命令。国共内战的第一阶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曾命令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率华中主力第一，第六师和第七纵队共3万多人，西进淮南，到津浦路蚌浦段与山东野战军陈毅配合。也就是说，放弃有群众基础的苏中根据地，到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外线去与强敌人作战。这一命令，反映了粟裕与毛泽东在对付强敌全面进攻的第一阶段的不同战略，即是：坚持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是与强敌硬碰硬，还是攻其薄弱环节，各个击破。粟裕及时地看到了上级命令的问题，认为，华中野战军先留在苏中，打几次大仗，对扭转整个战局更有利。当时，连陈毅都看不透局势，一味用中央和新四军总部的既定方针向粟裕施压，要他向山东野战军靠拢。最终，粟裕还是说服了毛泽东改变主意，才有了后来的苏中七战七捷。七次战斗，华中野战军以３万多人拖住了国民党军１２万多人，首创一个战役歼敌５．３万余人的纪录。对于扭转整个解放区南线战局的被动形势有重要的意义。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陈毅率山东野战军则在两淮和鲁南节节失利。华中野战军进入山东与陈毅的山东野战军会师后，粟裕建议两军合并，统一指挥。此议得到毛泽东和中共的赞同。两军合并后，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 但由于陈毅前段指挥的失误，已显示出其军事指挥上的无能，不得不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副司令粟裕。粟裕能得到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指挥权，靠的是自己的战绩和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不像林彪那样，一开始就得到毛泽东的信任，空降东北，受以大权。粟裕果然不负众望，两军合并后先后取得了莱芜，泰蒙，孟良崮，南麻、临朐等战役胜利。特别是孟良崮战役，虎口拔牙歼灭国军精锐整编七十四师。因该说，七十四师的被歼，是蒋介石对山东的重点进攻，由主动攻势转为被动防御的转折点。粟裕的第二次战略性建议改变了毛泽东浪漫式的战略跳跃，使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进程大大缩短。1947年6月，中共与国民党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军的机动兵力大大减少。毛泽东作出了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把战火推向敌占区的决策。但是，刘邓大军4个纵队，十二万人强渡黄河后，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战斗力大减，挺进大别山后，受到白崇禧的围剿，损失惨重，仅6个月，减员五万多人。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与陈谢兵团围歼黄维的战役中，不得不着重依靠华野增援的包括炮纵在内的五个纵队才解决问题。其实，刘邓大军的这一挺进，并未取得预想的成绩。但毛泽东并不承认这是他战略决策的败笔。试图再度派孤军深入敌人统治的中心，来减刘邓大军的压力。1947年12月毛泽东向华野陈毅粟裕提出分兵渡江计划，准备实行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第二个战略跃进。要粟裕率第1、4、6三个纵队渡江，在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迫使蒋介石从中原调动80个旅中的20-30个旅回防江南。粟裕认为，带三个纵队过长江，势必削弱中原黄淮地区共军的力量，不如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场大的歼灭仗。其潜在的意思就是要让毛泽东明白，派三个纵队过江，不仅难以调动敌人，而且自己很难站住脚，完全有可能重蹈刘邓的覆辙。并接连四次向毛泽东斗胆直陈己见。最终说服毛泽东暂缓渡江计划。直到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央军委于7月14日才明确改变了渡江计划；济南战役胜利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做出“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的决策。可见，粟裕在这一时期，其视野甚至高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统帅部。当毛泽东及其统帅部刚刚转变战略思想，还在就华野如何单独作战，打一场“小淮海战役”和“中淮海战役”的思考之中，粟裕又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大淮海战役”的建议。集中华野，刘邓和陈谢兵团共60余万人，与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和副总司令杜聿明所辖的四个兵团 , 三个绥靖区的部队以及黄维兵团 , 总共约 八十余万人进行战略决战。正是粟裕改变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于中原和黄淮地区地区的建议，才有了淮海战役以60万消灭80万奇迹，中共问鼎中原才得以成功。以新四军为主干的华东野战军，原本是博古以各种借口留在被放弃的根据地的老弱病残，是当时中共的弃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被中共认为，挽救了中共和红军，但南方的游击队，并非毛泽东挽救出来的。他们在与中共失去联系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活了下来，几乎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成长壮大的。相反，这支队伍的主力，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粟裕陈毅带出来的。毛泽东一方面要利用这支队伍，另一方面，又对它放心不下，总是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制约。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一把手，而总设计师和战役总指挥粟裕仅得一挂名委员，就可看出毛泽东用心良苦。全国解放后，粟裕曾受的彭德怀的批判，被撤销参谋总长的职务。直到现在，不少人还认为，这是彭德怀在泄私愤，对粟裕打击报复。作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与作为总参谋长的粟裕在工作中发生矛盾在所难免。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存心要给粟裕一个下马威，杀鸡给猴看，消除粟裕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常胜威信，让华野的骄兵悍对毛泽东服服帖帖，彭德怀根本不能开展对粟裕的批判，更不可能将粟裕撤职。后来，肖劲光对毛泽东说，粟裕为人正派，对您没有二心，是忠于您的。毛泽东才放了粟裕一马。可见，粟裕挨整，更深的原因是毛泽东对他的忠心存疑。彭德怀只是被毛泽东当枪使了一回。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受到毛泽东的整肃，毛泽东曾试图利用粟裕整彭德怀。毛泽东对粟裕说：五八年整你，不要怪我，是彭德怀他们搞的。鼓动粟裕起来揭发彭德怀。粟裕不为所动，并告诉要帮他说话的部下：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有人说粟裕只懂军事，不懂政治，其实这正是他在政治上眼光高于别人的地方。粟裕对毛泽东解放后整人的帝王之术，早就看透了，他不想被毛泽东再当枪使。因而也就没有像林彪那样，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去整别人，最后又被逼死在毛泽东的手下。五八年后，他早早的退出了政治舞台，置身于毛泽东整人的循环之外，连文革也没受到大冲击。回过头来看，粟裕在政治的战场上也是相当高明的。 有人说黄克诚能评上大将，是托了彭德怀的福。其实，论资历，论贡献，论眼光，他不仅领衔大将当之无愧，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就宏观的战略层面而言，他比林彪还要高明。1927年湘南暴动时，他曾任农军的团党代表，与朱毛会师井冈山整编后，任永新独立团团长，湘南游击司令，那时，林彪也不过是个营长。回湘南打游击失败后，几经周折，被中共派往红三军团，开始任支队政委，后任师政委。黄克诚是湘南起义的参加者，也是起义失败的见证人。当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主张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命令红三军团攻打武汉，饮马长江时，黄克诚冒着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危险，写信给军团长彭德怀，力陈不能立即攻打武汉的理由。避免了无谓的牺牲。因而，也受到彭德怀的重视，心里认定黄克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明白人。虽然形势所迫，不能重用黄，但彭德怀为了统一思想，撤了固持己见，要求打武汉的红八军军长邓乾元的职务。1931年黄克诚任师政委后，还是不屈不饶地反对攻打大城市，反对肃反扩大化，要不是彭德怀的保护，他差点被当作AB团被干掉。在苏区打AB团的第二阶段，黄克诚不仅在他所在的师进行了抵制，而且从中领悟到，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在当时是正确的，但他打击不同意见，任人唯亲的组织路线是有问题的。在红军的初期，就能把毛泽东看得这么透彻，可见他眼光独到。黄克诚抗战初期，任八路军115时344旅政委，在旅长徐海东回延安养伤后，与代旅长杨成武一起将这支只有几千人的队伍，发展到了两万多人。并担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和军政委书记。这期间，他敏锐地看到，受到资源的限制，部队很难有大的发展。建议毛泽东将这支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原地，发展根据地，一部分越过陇海铁路，向华中发展。并强调，“将来在全国发生突变时，华中是我军的生命线”。黄克诚是最早提出从八路军中大举分兵进入华中，建立大苏北根据地的中共将领。毛泽东十分重视黄克诚的提议，将陆续进入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小股部队与黄克诚带来的一万多人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统领整个华中的八路军。后来发生皖南事变，新四军叶挺和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及其总部几乎全部被歼，幸亏有了陈粟和八路军在江北积蓄的力量，新四军才能迅速重建和壮大。重建新四军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司令兼政委。由于经营有方，该师在进入苏北的五年里，由两万余人发展到七万多人，开辟了四万多平方公里，八百万人口的解放区。是新四军中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师。当时，粟裕在苏中的新一师，也只有三万多人。日本投降后，黄克诚的目光立即放到了东北。1945年9月，他在新四军总部，向饶漱石提议致电毛泽东，派大部队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战略根据地。饶漱石对黄克诚的看法不以为然，拒绝以新四军的名义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黄克诚只好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发报。他认为，与国民党谈判不会有结果，必须立足于打。目前共产党的军队占地大，兵力分散，难以坚持长期的大规模战争。因而，必须立即从华中和山东抽调大部队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战略根据地。具体的做法是：1.从山东派3到5万人，华中派3万到6万人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人去主持工作，建立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2.以晋.绥.察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求控制晋，绥，察，西北部和太行山地区；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各地为关内两大根据地之卫星，争取局部胜利，如不行，则以游击的方式与敌周旋。3.将奉命调去江南的新四军主力第一师从长江以南立即调回江北，加强江北的力量。他认为一师在江北难免被国民党截击，瓦解，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虽然，黄克诚的构思还很粗糙，对与国民党的决战的规模也比后来发生的规模小得多，但是主体的方向是很清晰的：即要建立东北，华北和西北一部分，以及山东三个阶梯式的战略根据地。与国民党逐次决战，最终将其打败。当时的中共统帅部在这个时刻，都还没有这么明确的构想。后来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略决战，以及彭德怀的一野与胡宗南在大西北的决战，与黄克诚的构思大致是吻合的，只是现实规模更大，更具体。同时，他对新四军第一师回师江北的看法，也与后来粟裕华中野战军留在江北，集中力量打大仗的看法不约而同。黄克诚派大军进东北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黄克诚9/13日给毛泽东发报建议，9/23日就接到命令，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万5千人，火速进军东北。黄克诚到东北后，其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他向毛泽东建议，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不要与实力还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而应避其锋芒，占领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把民众组织起来，建立根据地，放手扩军。后来，东北共军的主力如以刘震为司令的二纵；洪学智为司令的六纵；邓华为司令，陶铸为政委的七纵都；钟伟为司令的十二纵队都是在新四军第三师为主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军退出东北重镇四平后，共军乘机占领了该城，缴获大量物资，对共军而言，是很有实际意义的。随后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尽出，试图将共军赶出四平，死守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黄克诚认为，死守四平，与敌硬打，将伤了共军的元气。曾致电林彪建议不要死守，把城市让给蒋介石的军队，让他们背上沉重的包袱，把部队撤到中小城市和农村发展根据地，等蒋军的包袱背不动了，再回头来消灭他们。但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只好给毛泽东发电，重申自己的看法，并进一步建议，四平保不住，长春也不要硬守，毛也不回电。最后，林彪被打得损兵折将，大败而逃。直到庐山会议，毛泽东重提此事，说是我叫打的，黄克诚才得知内幕。当众顶撞毛泽东，“你要打的，也是错的”。应该说，毛泽东在四平问题上，完全违背了自己曾同意的刘少奇1945年11月20日给东北局的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而黄克诚却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看到正确的方向。事实上，毛泽东也是在四平吃了大亏，受到黄克诚等来自一线将领的建议后，才真正下决心要东北共军从行动上落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既定方针。黄克诚在东北，先后做过西满军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后勤司令，冀热疗书记兼政委，东野二兵团政委，解放后，又做过天津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是当时既能搞军事，又能抓地方经济工作的将领。而且他往往眼光独到，见解不凡。天津刚一解放，他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奉毛泽东之召，到毛的家里汇报工作。毛问黄，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设么？，黄克诚答道：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说不对，主要是阶级斗争。可见，毛泽东刚刚进城就开始犯糊涂了，他与蒋介石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不知道夺取了政权之后是要发展经济，让人民安居乐业。相比之下，黄克诚更清楚人民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攻击毛泽东的公社化运动，他还没上山。后来毛泽东召他上山，他本可与彭德怀划清界限，溜之大吉，但他选择了站在彭德怀一边。此时，他又意识到，如果不制止毛泽东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狂热，中国将有大难临头。他的这一作法，颇有当年谭嗣同“我自横倒向天笑”的气概。由于林彪和罗瑞卿在关键时刻站在毛泽东一边，对彭德怀，黄，张，周上纲上线，以反革命集团定调，使得原来赞成彭德怀意见的人立即转变立场，批彭赞毛。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试图通过彭德怀的>发起对毛泽东错误路线的批判，缩小其错误对全国的影响的设想落了个空。后来，毛泽东其所以要把黄克诚也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与他怀疑和担心黄克诚是彭德怀身后，给他出主意的黑参谋不无关系。可见在毛泽东的内心中，黄克诚始终是个出主意的高人，他必须把这些人彻底清除才放心。随后而来的60年到62年的全国饥荒，恰恰证明了彭德怀，黄克诚这帮人跳出来批毛的道理。如果当年中共里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多一些，能站到彭得怀一边，也许能对毛泽东的胡作非为有所制约。有人不可理解的是，受尽毛泽东折磨的黄克诚复出后，并不主张彻底否定毛泽东，与邓小平和中共的口径完全一致。因此，他一方面受到反毛民众的攻击；另一方面则受到拥毛民众的称赞。彻底否定毛泽东，也就是对中共的彻底否定。黄克诚跟着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不可能自己出来毁掉自己选定的平台。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果过早的清算毛泽东，彻底否定毛泽东，一夜间搞垮共产党，出现权力真空，使中国出现混乱，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渐进式的民主改革。无论从那一角度审视，还是可以看出他政治眼光的不凡。 从林彪，粟裕和黄克诚在中共的历史的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来看，三者的高低深浅和在中共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已非常明了：林彪在红军初期和解放战争中指挥打了许多胜仗，三大战役，有两大战役是在林彪的指挥下取得大胜的。不可否认，林彪对战役的指挥，组织，安排，协调等方面，要比黄克诚有魄力，与粟裕相比也不相上下。然而，如前所述，这些胜利都是在忠实执行统帅部的战略设计的情况下取得的，上面对了，他就打胜仗，上面错了，就打败仗。在军事战略和总体的设计上，他从来不曾有过出奇制胜的作品和建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从没单独主持过具有战略意义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和在艰苦的条件下，大规模扩展军队的经历。林彪被毛泽东派到东北，指挥关内共军，颇有派他去在桃子的意思。解放后，他在政治上每次出手，都是败笔，把毛泽东捧得越高，自己摔得越惨。纵观林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不断告诫别人的那样，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看法，他的成功，失败，以至生命的终结都是沿着毛泽东划定的路线一路走过去的。虽然他的官做得比粟裕，黄克诚大，还有元帅头衔，但很难把他归为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类，充其量他只能算中共内一位非常杰出和优秀的军事施工队长。粟裕在红军初期，特别是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始终把建立根据地作为头等重要的战略任务。他能够搞出一套游击战，运动战的新办法，不仅保存了力量，而且在抗战中把这支力量和后来整合的其他游击队发展成华中的劲旅，说明他很有战略头脑和创业的才能。他的战略眼光既务实，又长远，因而在抗战胜利后，他能够看出统帅部指令的错误或不切合实际的地方，先说服毛泽东将部队由江南移江北；又说服毛泽东先内线作战，后外线作战；再建议华中和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然后向毛泽东力陈分兵江南的弊端，劝阻毛泽东放弃分兵的计划；进而从毛泽东小淮海的设想发展到大淮海的总体设计。同时他能出色地指挥，组织，安排，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实现自己的设计。与林彪相比，粟裕强在战略眼光和独立思考能力。不论在军事战略和战术上，他都是中共内最货真价实的大家。解放后，他出局较早，在政治上只能采取守势，但他至少没有败笔，没有像林彪一样被毛泽东忽悠得身败名裂。黄克诚在抗战中向毛泽东建议分兵苏北，建立大苏北根据地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而且在皖南事变前，就看到华中是共军的生命线。在进入苏北的几年时间里，把新四军第三师发展到7万多人（包括地方部队），打了五千多次仗，一步步地建立了四万多平方公里，八百万人口的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他提出从山东和华东大举掉并进入东北，建立东北，华北和西北一部分，以及山东三个阶梯式的战略根据地，与国民党逐次决战的建议，实际上已划出了三大战役的草图。进入东北后，反对与国民党在四平硬碰硬，主张把大城市的包袱让给国民党区背。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可以看出，它不仅仅是个高级将领，而且是个眼光独到的军事战略家。虽然，他在战术指挥上没有林彪那么果断和大胆，但是他在整体和方向的把握显然要比林彪高出许多。解放后，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他与彭德怀等人身体力行批判毛泽东公社化的错误，试图淡化毛泽东的个人迷信，限制毛泽东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危害，虽然没有成功，但无疑是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他的政治眼光，特别是对毛泽东认识也是比林彪高明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