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6：一个劫打过来，一个劫打过去

　　
　　到现在我还是不很明白，那时候的大字报数量之多，口径之统一，到底是怎么来的。只知道那时候大家也披马甲，那就是“战斗组”。有的大字报天不亮就贴出来了，取个名字叫“揭老底”，或者“东方欲晓”之类，多数都是有点来头，来抛材料的。我只能够从大字报的字迹，口气，来分析这些人是老师还是学生。
　　被拘留审查的两位老师是第一位的众矢之的。薛老师出身贫下中农，抛出来的材料都是他如何追求女学生，追求侨生，追求生活享受的“丑闻”。在那个时代要把一个人搞臭，这是很有力的材料。孙老师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大字报就有很多内容是关于他家庭的问题，好像他祖父家庭出身是地主；有一个舅舅在香港。还有些揭发闪闪烁烁，好像说他在大学里的时候崇拜右派学生；说过“科学技术苏联不如美国”等等没人可以证实，但是分量蛮可怕的罪名。
　　两位老师那时候都不到30岁，没有结婚。说薛老师爱打扮，头发吹风抹油，那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说孙老师衣着讲究，那是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总之，什么话都有，听起来都是罪名。

　　排在第二位的众矢之的就是我了。开始的时候大字报都是指名道姓的，说我的父亲在美国，说我家里什么人57年是右派。连学者教授专用的罪名“长期坚持走白专道路”也往我这个中学生头上堆。这些我并不在意，因为初中高中都是在浓厚的阶级斗争教育环境中过来的缘故。
　　几天以后大字报上不再点我的名字，后来知道那是工作组的命令，命令来自上级：有问题的学生不点名，加强教育，运动后期处理。但是有一点使我心里发生了恐惧。一些大字报开始针对参加“黑会”的同学发话，要大家不要受某某人的蒙蔽，大胆起来揭发内幕。还有大字报影射团支部书记“包庇”我，但是说得相当隐晦。我相信那是因为她的爸爸官职比工作组的那几位高太多了。无论如何，大家已经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参加“黑会”的同学中除了我，几乎都是工农干部子弟、团干部、班干部，非常适合有些人进行分化瓦解的构想。
　　我们这些人每天都在一起，名为学习，实为串联沟通情报。我一度提心吊胆地观察周围的同学。如果他们也来揭发批判我，那就有点难受了。几天以后我就明白了自己的多虑：“辉煌小组”和别的参加那个星期六晚上聚会的同学们态度都很坚定：我们是革命的，星期六聚会不是黑会。这为我日后交朋友、与人相处上了宝贵一课：世界上，可以信赖的朋友很多很多。不可信赖、心怀叵测的人有，但是很少很少。

　　1966年7月中旬，社会上各种传言都来自北京，和北京的运动发展有关。我听说，北京很多大学都有学生在反对工作组，甚至驱逐工作组，和李铠他们的做法完全一样。的确有许多大学生被打成了反革命，但是还有很多学生越反越起劲。李铠他们在学校里就根本没一点事儿。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给我们这些中学生很大勇气和希望。
　　我每天离开家到学校去，回家有时候早，有时候晚，和家里说是在学习。同学们也一样。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时候如果把“开反革命黑会”的事情告诉家里的大人，很多大人会吓疯的。
　　那些日子里在学校学习一些什么已经没有印象了，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些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我们把这些歌曲唱得比情歌更深情，认定有一天毛主席他老人家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字报稀少起来，工作组很少露面。时近7月底，我们忽然接到通知，下乡劳动去。
　　这是个不寻常的决定。江南农村种植双季稻，每年夏秋之交的立秋，通常是8月8号（或者7号）以前一定要完成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种植，叫做“双抢”。一年中就数这十几天时间劳动强度最大。学生下乡支援双抢是定规，但是今年由于搞运动，原来没有安排。现在贸然要把我们送下乡去，农民们已经在没日没夜地收割早稻了，我们大批人马开去，要安排住宿、吃饭、劳动，明摆着就是添乱。
　　我得到了不同来源的消息。好的消息是：工作组受到北京的批评，现在茫无头绪没辙了。他们自己也在没日没夜地“学习”；坏的消息是：工作组留下了一批“左派”，核心是那个捏造会议内容半夜告密的同学，他们的任务是整理我们这些“反动学生”的材料，准备进行“后期处理”。
　　果然，我们在农村里受到了冷遇，村子里根本没有干部抽得出身来安排我们干农活，老师也管不了我们，就让我们自己安排“学习”，其实是游荡。

　　过了还不到一个星期，8月4号傍晚来了紧急通知，要求全体下乡的老师学生连夜回城。送通知来的市委干部和接我们回城的大客车是一起来的。第二天下午全市中学全体师生分区听了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以及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的录音讲话。
　　原来，派往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讲话其实是检讨。他中气不是很足地说：“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当天晚上是我的第二个不眠之夜。“辉煌小组”恢复了活力，连夜写出几张大字报，第一次畅快地公布了“星期六会议”的真相，正式宣布“星期六会议是革命的会议”。我们在教室里写大字报的时候，不断有各个年级的同学来访问、调查。校园里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第二天全校出现了许多“星期六会议是革命的会议”的大字报和横幅标语。当然，还有一些大字报坚持认为“本校的情况和北京不同”，“本校的星期六黑会背景特别黑”。支持我们的一派自称“红会派”，反对我们的一派是“黑会派”。
　　几天以后，“黑会派”就销声匿迹了。不过，大获全胜的“红会派”也很快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红卫兵运动。

　　北京红卫兵兴起不久就开始南下串联，煽风点火，送来红色恐怖的经验，和用出身划分路线的经验。8月初，红色风暴刮向社会，被公安局拘留的两位老师放回来了，“交原单位批斗”。学校里面建了“牛”棚，关押的是历次运动的罪人，加上文革几个月以来被打倒的两茬人：校长、副校长和薛、孙两位年轻教师。他们每天早上要集体向毛主席请罪，唱“嚎歌”。
　　风水轮流转，站在运动最前列的多数都是那些低年级的军干、革干子弟了。他们穿着军装，系着好几寸宽的黄色牛皮腰带。我不想描述那种残酷斗争场面、那些非常年轻的扭曲的脸、那些被批斗者的满脸鲜血、绝望眼神。好些低年级同学原本都在我所在班级的辅导班，辅导功课以外，我们也一起踢球，和我有很好的交情。所以他们会把如何批斗“黑帮分子”的故事兴高采烈地讲给我听，根本不管那两个校长是我们“辉煌小组”揭出来的，或者薛、孙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是因为参加了我主持的一次“黑会”：
　　“薛某某肌肉很发达，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按他的头都按不下去。后来我们学到一个方法：在按他的脑袋时，悄悄地把一枚图画钉一下子按到他的后颈里面……，从此以后，他的头低得比谁都低。”
　　“那天下午，我们几个人解下皮带照例抽孙某某一顿。还没几下，就听到他杀猪似的尖叫起来。原来，不知道是谁的皮带头上的针头钩到他的左眼里去了，他原来鼓鼓的眼睛一下子瘪了下去，流出很多没有颜色的液体来……。”

　　瞎了一只眼睛的孙老师后来一直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闯将。现在，这么随随便便就写出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几个字让我觉得陌生了。不过，那时候十几二十年里，那种暴行一直贴着这个标签。孙老师文革后期开始担任学校的革委会主任，然后担任校长……。我们在翻来覆去的运动中忧患与共，一直是知交。他知道我和那些小将的交情，但是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是谁打瞎了他的眼睛。
　　运动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几天就是一个“新阶段”。最年幼激进的红卫兵很快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他们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了“一司”，因为比他们手段高明的另一批红卫兵掌握了权力。几天以后，这些红卫兵也成了“革命的绊脚石”，他们被称为“二司”。因为更革命的“三司”掌了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北京到各地的“三司”站定了脚跟。和“一司”、“二司”比较，“三司”的领导人掌握了统一战线这门武器，不那么单纯强调个人的家庭出身，因而三司的领导层结构就比较复杂，既有在运动中锋芒毕露的造反明星，也有足智多谋擅长舌辩或笔战的“文胆”，对外有工农子弟高干子弟撑着门面，还有一批身强力壮，会摔跤懂武术的同学可以应付、参加，甚至挑动武斗。
　　那时候眼看左派变右派，右派变左派，同学老师变反革命，反革命又平反，真正的老革命变成黑帮……，运动反复，像下围棋似的，一个劫打过来，一个劫打过去，已经有点沧桑感了。谁能想到以后还有那么长的路在等着我们走。
　　三司还没有成立时，薛老师和孙老师已经被我们解放、平反。工作组的几位局长已经被斗得成了“死老虎”。大多数老师都是我们的坚定支持者。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来，我们也没什么酝酿，大家匆匆回家拿了一点衣服之类，就打着旗帜到北京去了。
　　那是文革中一段很蹊跷的历史：历时好几个月，数以百万计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和老师，全部可以免费搭乘飞机以外的所有长短途交通工具，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旅行。住宿、吃喝有安排。北京干脆就把外地来的学生称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全国百业为之瘫痪。
　　我们在北京见了两次毛主席，一次游行经过天安门广场；一次毛主席乘敞篷车检阅。我们草草走遍了北京有点名气的大学，着重玩了颐和园、长城、北海公园、动物园、西山八大处……。然后同学们自愿分组，按照自己画的路线走向全国。那段历史就叫做“革命大串联”。（完）

　　后记：文革杂忆一写就几乎停不下来。我发现人的记忆方式和电脑略有不同。电脑可以做档案夹，档案夹里面还可以再做档案夹，里面一个个文件取了名字，存放得井井有条。人的记忆最可恶之处在于有选择性，还会“串台”：那些当时刺激性比较大的事件我们记忆得很清楚；一些类似的事件我们会搞混，张冠李戴。
　　大家都已经知道，非常相似的故事文革初期在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都有发生。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场人为的运动，只是搞到后来，很大的一个局部失控了……。
　　不写下去了，赶快回到风花雪月中去吧。这几段潦草的杂忆我会保存起来，作为以后小说题材。这段历史，得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