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傻马哥支招（一）

小马哥就是傻， 绿营搞入联游行你就跟着搞， 没一点创意， 谁会鸟你？ 还说什么要打经济牌，看看先辈是怎么搞运动的， 好好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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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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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hool.gd.sina.com.cn 2006-10-27


　　随着内战的进行，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全面爆发，教育危机也日趋严重。1947年国民政府的教育支出仅占整个财政支出的3.7%，大量经费被用于内战。为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大票天天发，物价天天涨”，社会上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大学里学生的生活也濒临绝境。国立大学中公费生每日菜金750元，仅够买两根半油条。同时，国民党加强了对高校师生的控制，校园里既无言论自由，也无人身安全保障,许多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就在如是局势下，暨大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继“抗暴”运动后，又投入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去。

　　1947年5月17日，上海国立大专院校在上海医学院召开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上海市国立学校学生联合会，由各校推选代表组成“沪杭区国立院校抢救教育危机晋京请愿联合代表团”到南京请愿。暨大推选了陈泗东、林沂、曹云龙、黄乐德、戴文波等。同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交大、暨大、复旦、同济等校相继罢课，并提出了斗争口号：“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压迫，争取自由；反对饥饿，争取生存。”翌日上午，上海各校学生云集暨大欢送晋京请愿代表团并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国民党军警布设5、6道防线，企图阻止学生游行。

　　暨大学生排在最前列，交大殿后，浩浩荡荡向市区前行。当游行队伍到达苏州河边的天后宫(河南路)桥南堍，国民党军警一支几十匹高头大马的马队拦住了去路，声称：“奉命不准学生游行”，企图冲散队伍。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台湾籍学生罗美行、张丙坤、杜长庚等奋不顾身，一跃而上，抓住缰绳，扭转马头。骑在马上的军警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乱了阵脚，学生们乘机冲过了第一道防线。队伍行至南京路山西路口，暨大的7辆校车有坚定的开足马力冲破了军警由警车和马队组成的第二道封锁。之后，游行队伍冲破了一道又一道封锁，胜利到达公园。沿路上，学生们一路演讲、唱歌、表演话剧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暨大的饭碗队，每一个同学手拿破饭碗，敲碗之声叮当不绝，让人见之，同情、感叹之情油然而生。学生们举着动人心魄的实物标语：“每天菜钱750元，还不够买3根油条；”5个纸剪的破碗上写着“我们要吃饱”；还有巨幅漫画“向炮口要饭吃”等，都引起了围观民众的共鸣和同情！

　　5月20日，沪杭学生代表到南京后，汇合南京学生请愿队伍，浩浩荡荡在南京中山路游行示威，行至珠江路口，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鲜血染红了珠江路。这就是国民党当局一手制造的南京“五·二0”血案。上海赴京代表立刻回沪，将事实真相相告，学生们极度愤慨。次日下午，40多所大中学校的代表紧急开会，成立了“上海学生南京惨案后援会”，向政府当局提出强硬的抗议：1)严惩凶手；2)立即释放被捕学生；3)死伤同学，政府应负绝对责任；4)立即撤销《维持社会秩序紧急办法》；5)要求政府保障人权等。并议决号召全市学生在5月23日、24日罢课2天。随之，暨大和70多所大中学校一起参加了总罢课，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

　　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了最严厉的镇压措施。暨大更是他们镇压的重点。由于暨大学生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并在这些斗争中极富经验和策略，从而赢得了“东南民主堡垒”的美誉，与交大、复旦、同济一起成为上海学运的四大主力。为此，国民党当局于5月28日派遣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暨大和其他院校。在蒙着脸拿着枪的“学生”带领下，到宿舍按黑名单一一点名，共逮捕暨大学生60多人，其他院校也有许多学生被捕。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整个上海。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遭致社会各界的舆论谴责。暨大、交大、复旦等校教授抗议政府逮捕学生，宣布罢教。6月3日成立了“营救被捕同学家属联合会”，展开营救活动。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政府当局不得不于6月8日前陆续释放了被捕的学生。5月30日，在学生运动蓬勃兴起的基础上，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暨南大学当选为学联主席团成员。在学联的号召下，6月10日，全市学生举行了一天控诉总罢课，才结束了波澜壮阔的“红五月”学生运动。这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五月”运动后，国民党政府指令各大院校当局处分参与学运的积极分子。暨南大学的许春澍、王世杰、陶玉麟被开除学籍，复旦大学有15名学生、交大有12名学生被同时开除学籍。此外，暨大校方还分别以停止公费、勒令退学等方式辞退100余名学生，几占全部学生的十分之一，36位同情和支持学运的教授亦被解聘。上海学联号召全市同学开展了反开除、反退学、反无理处分的斗争。

　　8月14日，暨大学生自治会号召全校学生声援被解聘教授，派代表前往慰问并向校方提出3项要求，如得不到圆满答复将采取相应行动：1)无条件续聘36位教授；2)保证全体同学学籍之安全，澄清各方谣言；3)厘定优待侨生办法，常年在南洋及闽粤等地设立考区，便利侨生回国就学。针对校方开除、辞退学生一事，暨南大学学生营救被捕同学委员会致函校长李寿雍，提出交涉，要求校方迅速答复，收回成命，否则将采取对应性行动。其函曰：“(一)校方通知黑名单同学离校系变相开除学生，校方对此又恍惚其词，令人不免有阴谋诡诈之感。(二)根据市府释放保证书上仅有此后不参加活动及随传随到二条，“从速离校”系何根据？(三)教育机构有行政独立权，“市府表示”、“警备部代电”便可从命，教育尊严何在？(四)当初校长曾表示，只要学校安定，学籍当无问题，今复出此办法，究属何人旨意？”又云：“据悉本校福建同学会、安徽同学会联名发表《我们的意见》，略述许春霖、王世杰、陶玉麟三同学均系校方学生团体负责人，前为营救被捕同学，为校方以违反校规开除，且无确实根据。希望校方于6小时内给与答复，收回成命，否则因此而产生之后果由校方负责。”

　　这一时期，在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下，暨大学运一度陷入低潮。当时在校领导学运的进步同学或因毕业，或因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学校，校内进步力量大为减弱；同时，校方解散了学生自治会，把持、控制了大多数的学生社团。针对这一形势，为恢复和组织学生运动，中共地下党从中学、专科抽调一些成绩好的同学考入暨大，以充实暨大的进步力量。当时在上海的学委主要负责指导各大专院校的民主爱国运动，而与暨大等校连系指导学生运动的是暨大校友吴学谦。

　　在学委的领导下，1947年9月，暨大重新成为进步力量的核心，先后主持者为周继武、费志融、陈宣崇、朱鸿兴等。鉴于当时的形势，暨大地下党组织确定了“加强基础工作、广泛团结群众、分化瓦解敌人、逐渐积蓄力量、迎接上海解放”的工作方针。地下党组织还决定成立党的外围组织“雷社”，秘密吸收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一般3、5人一组，小组领导人都是地下党员，小组成员除对本组熟悉外，与其他组不发生联系。“雷社”主要活动是印发内部书刊《黎明》等宣传品，组织社员学习与宣传；团结周围学生，开展系科班级工作与社团活动；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上个别发展学生党员。“雷社”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组织广大同学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号召同学分别到上海棚户访问，办沪西区工人夜校；到苏南太湖、宜兴搞社会调查，向农民作宣传；还组织山海工学团、读书会、报告会等。此外，发动同学抗议政府当局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开展救济失业工人和贫民的“救饥救寒运动”。

　　1948年4月，上海地下党通过“学联”发动各校学生去杭州春游，组织了“上海市学生旅杭团”，这是继“红五月”运动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暨大地下党组织通过“雷社”串联，有200同学参加。在杭州期间，同学们不仅欣赏了西湖的绮丽风景，还在浙江大学“于子三广场”公祭了于子三烈士，举行了控诉会和团结晚会等一系列活动。大家深受教育，纷纷表示要团结起来，冲破黑暗，迎接光明。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派军警和特务队参加杭州春游的同学进行迫害、谩骂、殴打，还从医院逮捕了受殴致伤的郑景渠、王忠义、王忠恕、殷振民，以及在校的崔惟洁(女)等5名同学，随之不顾舆论谴责，判处上述同学一年至一年半“徒刑”。暨大进步力量又一次受到摧残。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解放战争节节取胜，革命形势日趋好转时，暨大的进步力量再一次兴起，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始了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