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 如果说我上了林彪的贼船，那是我自愿上的（1）

“如果说我上了林彪的贼船，那是我自愿上的”

——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法宪

我见到吴法宪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本杂志，听到我的来访并不感到意外，他对我说：“我看到你写的一些作品，基本上还是实事求是的，没有那种无聊的谩骂和丑化。我对那些无聊的谩骂感到很气愤，都是人嘛，干什么要那么不讲道理呢？人一垮了台，好象什么事情都是坏的一样。这不好，很不好！娘卖B的，老子要是不倒，谁敢小瞧我是草包？这个外号过去没有人说过，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看了样板戏《沙家浜》后，说我象那个胡传魁，落了个这样的称号。”

在我所接触的采访对象里，凡是这些政治上遭了难的人，都会对我发出这种世态炎凉的感叹。我不知道他们在位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反对派，反正他们现在都把这一切归罪于中国政治斗争的不人道了。吴法宪说：“还是毛主席讲得好，应该给犯错误的同志一个出路，不要不准别人革命嘛。现在还不是等于要把我们一棍子打死嘛。”在和我的整个交谈中，吴法宪不停地背诵毛泽东的语录。他对毛泽东的话应该是记得很多的，可是就是没有正经地派上用场。如果他能在1970年的那场设国家主席的风浪中站在毛泽东一边，也许他至今会像李德生等人那样平安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他对我说：“人嘛，很难估计好自己的前程，算命先生的那一套都是事后诸葛亮。我在1967年的时候，曾经叫人给我偷偷地算过一卦，他对我说：[你的官运还没有到头，还要升！你这一辈子的红运是因为有了一个不倒的靠山，所以你可以终身封侯进爵。] 我特别问到我今后有难没有了，他说：[不会有大难的，小的坎子有一点，不要紧。] 他*的，几乎丢了脑袋还不要紧吗？我现在是不那么相信命了。不过有时候也算一算，用扑克牌玩一玩，也有灵的时候。”

我问他：“你跟林彪走到这一步，后悔不后悔？”

他说：“没有什么后悔的必要，我跟林彪走完全是出自自愿，没有人强迫我。我只是料不到他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而已。在那个年代，不跟这个也得跟那个，跟哪个也免不了栽跟头。中国的政治斗争，没有法律的保证，完全是人治，谁胜利了谁说了算。胜者王侯败者贼嘛，这一点今后可能要好一点。林彪大概在1967年5月接见我的时候，曾经对我说：[ 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我当时就对他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这话都是当时流行的话。想一想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到了林彪垮台以后，多少当初发誓睹咒忠于林彪的人都把他骂了个一塌糊涂。过去说树倒猢狲散，现在看来果然如此。”

我见吴法宪的时候，他已经是快80岁的人了，但是他的脑子很清楚。他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的穷苦农家。1930年春夏之交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红军，也就是说他15岁就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他当任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委，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副政委，第四野战军第39军政委，第14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政委。1965年5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后，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毛泽东点头后，林彪又对吴法宪说：“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吴法宪激动地说：“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地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 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吴法宪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样对我说：“我很清楚，决定空军司令员这样的事情，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根本不行的。但是没有林彪提议我来担任，毛主席听了别的老帅的意见，别人也会担任这个职务的。在我们的军队里，你说人和人的差别到底有多大，我就比别人强很多，也不一定。但是林彪信任我，我就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当然要感谢林彪了。我是对林彪说过许多效忠的话，这个我始终都承认。就是在1971年10月下旬我被隔离审查以后，李德生代表专案组来审问我的时候，我也这样表示：[ 现在我没有别的可解释的，我承认我对林彪效忠过，我感谢过林彪。只要不给我定我参与了谋杀毛主席的活动，你们说我什么我都承认，因为我的确对林彪崇拜得很，你们就是说我是林彪的一条狗我也承认。我从参军就在林彪的指挥下打仗，几十年来他是我的首长，不听他的话没有道理嘛。] ”说到这里，他冲我笑了笑，眼睛挤成一条缝，说：“我说了这话又有点后悔，和他们说这个干什么？又不能减轻我的一点责任。当时他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一直向我解释政策，说只要如实坦白，一定可以从轻处理，还可以重新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的态度也很好，他们说什么我都承认什么，但是不但没有从轻处理，最后反而把我送进监狱里去了。唉，这个政治斗争呀，实在可怕！简直比和国民党斗争还要可怕！那个斗争可以预防，党内的政治斗争怎么预防呀？防不胜防嘛！今天他是革命的，明天他就会变成反革命，说错一句话，也会招致杀身大祸呀。”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问道：“你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最初听到陈伯达垮台的消息后，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吴法宪拍着大腿说：“简直是惊呆了！我至今记得我在1970年9月1日看到毛泽东8月31日写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的文章时的情景。当时我在林彪那里谈话，叶群神色严峻地对我说：[ 胖司令，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庐山上事情可能要升级，你要沉住气，不要惊慌失措，没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也要讲究点方式。来，先让你看看这篇东西。] 我接过来一看，脑袋立刻就要爆炸了。没想到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简直和刘少奇、彭德怀一样了。我现在都可以把《我的一点意见》背下来。”说完，他真的背了一遍。接着继续说：“我刚看完，叶群就要收回，我说：[ 你让我马上抄一份，回去讲话好有个标准。] 她说：[ 不要抄了，马上就要发给所有与会者，你们很快就要好好地讨论了，101担心你接受不了，所以让我给你打个招呼。] 我看了毛泽东的文章，我就很有点想不通，既然陈伯达早就和彭德怀、刘少奇搞到一起了，你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么重用他？为什么还要选他为党的政治局常委？你让我们怎样抵制他？你不发话谁敢抵制？”

他看到我在记录他的话，马上补充道：“你最好能够公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我看到现在发表的一些文章，提到这篇文献时，断章取义，不敢公布全文，原因就是彭德怀和刘少奇、邓小平都平反了。我请求你要公开原文，让广大的人们都知道，曾经在中国的历史上公开站到彭德怀和刘少奇一边，同样是反革命的。”

接着他再次背诵了一遍毛泽东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 ，我回来根据原文件对照，竟然一字不差：“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 . 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很好配合的领袖，这里列宁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70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 杞人无事忧天倾 ] ，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当。”

吴法宪说：“现在，人们引用毛主席的话，就把毛主席批评陈伯达跟彭德怀和刘少奇、邓小平的那段话删去了，严重地违反历史的事实，比如一些人在回忆录里就是这样干的。这些人从来都是按照风向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态度，把历史的事实根据风向任意地进行捏弄，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的角色。中国的好多事情都是让这些风向标式的人物给弄坏的，他们鄙弃我，我还鄙弃他们呢。”

在我的一再劝说下，吴法宪冷静下来了。他开始按照我的提问，认真地回忆往事：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在庐山公布之后，九届二中全会上立刻出现了紧张的气氛。1970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讲话，他点着陈伯达说：[ 你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你哪！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你翻开你的历史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你想利用别人之手把春桥打倒，你眼睛里究竟盯着什么人？你说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说你是天才！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里容不下比你强的同志，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检查，我看你就完全堕落下去了。] 同时，毛主席在会上对林彪说：[ 林彪同志你也要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这些人开会，让他们争取主动，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会就开不好，就开不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取得更大成绩的会。] 我当时看得出来，除了毛主席讲话外，周恩来、康生他们都是照本宣科，并没有任何的发挥。第二天，林彪就召集我们开会，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评精神指责我们，最可笑的就是汪东兴。林彪一讲完话，他就发言大骂陈伯达，他说：[ 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发言后给搅乱的，我完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 林彪马上反问：[ 你发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队和中央警卫局讲话，是谁让你讲的？谁给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谁给你的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么搞，反过来又要嫁祸于人。这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是陈伯达的问题就说陈伯达，是自己的问题就说自己！] 第三天，即9月3日，林彪再次召集我们开会，没有通知汪东兴。林彪在会上对我们说：[ 你们看到了吧？有些人开始推卸责任了，把自己的问题往别人身上推，好像别人是一个三岁的吃屎的家伙，汪东兴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谁也没有给他布置，陈伯达从来就看不起他，背后称他是宦官老二。他是专门在我和主席面前进行投机的人，曾经给我提供了许多的消息，我都没有搭理他，我早就警惕上这个人了。现在，毛主席先把他推出来，就是要让你们检查。一开始了这个头，后面的尾巴都要露出来。当初批评刘少奇的时候也是这样。刘少奇开始检查后，毛主席就抓住不放了。]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我们的紧张生活。”

我问：“你感觉到林彪和叶群他们要准备谋杀毛泽东了吗？”

吴法宪连连摇头：“我没有想到林彪会谋杀毛主席，但我感觉到了他的不满。那时，他并不轻易地接见我们，出头露面的总是叶群。至于林立果他们组织小舰队的活动，我也并不知情。但是事后我感觉到了他们的活动异常。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对我说：[ 吴法宪同志，主席看了你的检查，还是不满意的呀，你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希望你能够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前把你所参加的阴谋活动都讲出来，这样好给大家有个结论。能否过关，就看你们的了。] 我听了很紧张，会议期间就和邱会作商量要去林彪家里，邱会作说：[ 现在只有林副主席能够救我们了，只要他下了决心，我看一切问题都会好办的。] 当天晚上，我们俩一起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到了林彪家，叶群出来接待我们，和我们商量事情。我说：[ 看来这次四届人大的关不好过了，检查已经写了再也没法子写了。江青这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开会，给他们布置如何对付我们，四届人大会议又要往下追问题，怎么答复？] 邱会作说：[ 就是死我们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给端出来，我们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 叶群也是没有什么好主意。她听了也只是说：[ 四届人大会议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101，别人要端，如果追问下去你们怎么办？] 我说：[ 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 叶群这时才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 办法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不过是块碗大的疤。] 邱会作说：[ 要死也只能是我们死，不能让林副主席受损失。] 叶群说：[ 不只是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怎么能分开呢？黄永胜、李作鹏、胖司令和你邱总长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我们谈完话，临走的时候进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他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没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呢？] 这话对我们的确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说：“关于这一天的情况，你在1971年9月24号被捕之后写的交代和后来的情况说法大不一样，现在你可以如实地给我讲讲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说：“我刚才讲的基本上都是事实。把我抓起来以后，我就采取了和他们装糊涂、戏弄他们的办法，他们问我的情况，凡是我一个人和林彪、林立果参与的事情，我是统统不讲，凡是现在活着的人他们要问我，我开始总要实事求是，他们再给我施加压力我就给他们胡说八道，看他们怎样落实。那些人都是吃了饭专门干这种整人的事情的，给他们胡说八道，也让他们动动脑筋。我就是抱着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情，捉弄他们的心情，来和他们捉迷藏。时间反正有。我是一个从战争的枪林弹雨里冲杀过来的人，我怕死吗？但是到了共产党的法庭和被毛主席给抓了，我能给他们来硬的吗？我装作怕死，就是不想让他们注意我，我其实肚子至今还装着许多绝密的材料。”说到这里时，吴法宪的眼睛几乎变成了一条缝。“我将来在我的回忆录里才要说明这些内容。”

于是，我从1967年5月13日他们镇压冲派问起来，吴法宪显得很坦然地说：“你说的是1967年5月13日，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三军部分文艺、体育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热情地歌颂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和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另一派也就是保萧华和保刘志坚的那一派硬是不让演出，他们扬言如果要演出就要冲进来搞打砸抢。林彪和我、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支持演出的这一派的，就叫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前，林彪接见了演员们，说：[ 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演出！] 这一点，以萧华为首的一些人，明明知道。但是他为了自己过关，竟然煽动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对演出进行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这下，林彪派出叶取保去看望，周总里、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都去看望，支持演出。于是，他们的演出继续进行。6月，林彪亲自看了演出。这次演出，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这件事情，说起来也很复杂。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 [ 反革命 ]，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当然，我知道，我们被打倒以后，萧华和那些人统统都平反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政治斗争翻烙饼，翻过来，再翻过去。唉，没有一点点意思。”

我问：“你从空军司令到参与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对你来说感到影响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吴法宪想了想，回答：“现在反过来想，中国的政治斗争太复杂，太残酷。毛主席的决策变化得太快，简直是令人头晕目眩。比如对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然行动。大概在1967年8月份，毛主席突然发出：[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 究竟什么是五一六呢？我们当时并搞不清楚。当然后来清楚了。8月11日，陈伯达也在会议上说：[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他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 8月27日，康生也在会议上说：[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 当时我就问康生：[ 是不是中央又要发生重大路线斗争了？] 康生神秘地点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问：[ 是要把谁揪出来，你给我露点风，我也有个准备。] 他说：[ 你去问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我马上回来给叶群打电话，告诉这些话，她对我说：[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几个人保不住了。] 连叶群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见问题是多么的复杂。一直到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前夕，我们才知道是关锋和王力出了问题了。临上会的时候，连他们也不是那么清楚。到了9月1日，也就是把关锋和王力抓起来后，陈伯达才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样讲：[ 你们不要上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样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色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其实，陈伯达也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他也没有想到要把关锋这些人那么快就抓起来，康生更是没有想到。就在刚刚召开的解决山西问题的7月会议上，康生还在保护关锋嘛，当时我听得很清楚嘛。他们一倒，康生也在9月1日的会议上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 这个，他以前怎么不讲？实际上，五一六就是有个叫张建旗的学生组织的一个反总理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到处拉关系，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最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建旗在1970年被枪毙了。后来的抓五一六完全是胡闹了，什么人也挂上了五一六，就和现在的反革命帽子一样。有的人连什么是革命都谈不到，就成了反革命。唉，中国呀，难呀！”他听见我要看看关于五一六的材料，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了当年的一份材料，给我看。他接着说：“我也是为了回忆过去的事情，就需要搜集点东西，将来好写回忆录什么的。你可以看看，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因为一读时间里，陈伯达也被说成是五一六组织的后台，于是我就把吴法宪提供的这份材料仔细地看了看：

五一六的第一条罪状是：“挑拨中央文革与周总理的关系，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事实是他们散布的几条言论：

“周总理与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则的分歧。”

“周总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不理解的，总理对中央文革不满，和中央文革有矛盾。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

吴法宪指着这些材料笑了笑说：“你看这是不是事实？我认为是事实。但是当时毛主席为了用总理，就是要保他。所以这些学生们就成了替罪羊了。你说的是事实也不行，就是要整你。通过镇压你来调睁中央文革小组和总理的关系嘛。这是毛主席很高的一手呀。”

五一六的第二条罪状是：“破坏、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这里也有几条代表言论：

“一年来的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以两条路线为纲，早以把三军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们资产阶级的本能，利用他们尚存的权力，抓住革命小将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军内小将在 [五一三 ] 问题上表现的幼稚，大耍手腕，两面三倒，在全军内部勾结一些人，扶植和操纵已垮台的保守势力，大搞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回忆着 [五一三 ] 以后风云突变的日夜血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千思万虑吗？联想到当前军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应该不应该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挥军内大大小小走卒，妄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颠倒过来？亲爱的战友，如此颠倒的历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允许再颠倒下去吗？不能！万万不能！扭转了的乾坤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吴法宪指着这条得意地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萧华所支持的军内那一派们干的。当时，他们和五一六勾结，发表了《十九个为什么》的文章，到处散发，康生说：[ 这是典型的五一六思潮，要批判！] 现在这些人肯定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