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每天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议论同一个话题—薛乃印和刘安安，许多人的议论，让我感受到文化的影响在人身上是多麽地顽固，让人看见形形色色的“丑陋”。
中国人说，人命关天，西方人说，生命高于一切。一个人的生命只属于他自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幸福和生命。
刘安安为了签证嫁给了又老又丑没有品行的薛乃印，分居离家出走后有过“外遇”，这有什麽错？这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没有错。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择偶时,你不是也在比较，他（她）人长相，工作，钱财是否够标准。刘安安为了签证嫁了薛乃印，这是她的无奈和幼稚。薛乃印对她的暴力和蹂躏，使她离家出走，为什麽还有人说她是咎由自取。中国人所说的：知恩必报，感恩戴德，这话要是从薛乃印之流的嘴里说出来，那不就成了刘安安一辈子当牛做马也有报不完的恩吗？前车之鉴，这跟头可不能栽到中国人手里。
在日本，杀人犯要是逃跑10年警察还没有抓到他，满10年后的第一天他就可以出来，像个正常人，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了，因为警察不可以再抓他，这叫过了“时效期间”。其实想想，这也蛮有人情味的，10年他藏的也不容易，警察和法律也得有认输的时候。法律也不能老对，这也叫公平。基于同样的道理，在日本在西方，不可以说死人的坏话，活人说死人的坏话或是对死人品头论足，会遭人斥责。因为生命的结束，意味着一切都已了结。不管他生前是对还是错。在文化大革命年代，人们高呼：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死了的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希望这种没有人性的口号，在我们的记忆里永远消失。对指责刘安安的人，我想说：你就放过这个弱女子吧。为什麽我们对死人也刻薄，说死人的坏话是遭忌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