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周恩来指挥着地下党 但你知道这件事么

你知道周恩来指挥着地下党 但你知道这件事么



周恩来的另外一面
　　以下这些小故事，非常吸引人。大的历史事件，被史学家们讲了。小的历史细节，多在民间流传着。再大的事件，都由桩桩小事构成。小事件，更有可读性。您千万别忽略。

　　周恩来，还有这么一面

　　你知道周恩来指挥着地下党，但你知道这件事么？

1929年11月11日，周恩来组织红色行动组暗杀了中共叛徒白鑫。
　　
　　8月，中共领袖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被捕遇难，中共特工负责人陈赓很快侦知此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所为。周恩来指示坚决镇压这个叛徒，派陈赓严密地监视白鑫的行踪。
　　
　　白鑫察觉危险，决定出国避风，行前往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的公馆里。范宅地处上海闹市区法租界霞飞路。白鑫严密戒备，深居简出。陈赓准确侦知白鑫上船的日期和时间，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所观察地形，部署行动。
　　
　　根据计划，陈赓、顺章指挥红色暗杀组埋伏在范争波公馆的周围。深夜11点，白鑫、范争波等一行7人出门上车，暗杀组突然以猛烈火力对其射击，发起袭击。白鑫等猝不及防，乱作一团。范争波身中3枪，重伤倒地。其保镖被弹穿脑际，其弟范争洛身中6弹，均当场毙命。白鑫在乱中夺路狂奔，拔枪还击，暗杀队员紧追不舍，终于将其击倒，打得脑浆迸裂方寸罢手。这一行动被报界称为"东方唯一的大暗杀案"。

　　张学良是从什么时候挺起胸脯的？

　　李敖真能挖掘，刨根究底地问，张学良，那晚你在哪里？历史上的张学良，曾经吸毒，曾经玩世不恭，所以，李敖这样的质问、或者这样的答案，都是有道理的。

　"凤凰台"的"李敖有话说" 的栏目里提出了1931年"九·一八"那一夜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在哪里的问题。当年"少帅"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口碑本来就不太好，又一枪没放就丢了东北三省，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上海《时事新报》同年11月20日发表的马君武的两首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更坐实了张学良作为"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您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刹那间沦于敌手，而主政东三省的张学良却在北平与佳人跳舞取乐，而且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这会激起国人多少愤怒。在大陆，近50年来，张学良是正面历史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也一直为他辨诬。

李敖先生说，胡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张学良。又说"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当时她不澄清，她不说她不认识张学良，并且当时她还很得意。为什么呢？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认的结果就是张学良背了黑锅，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李先生这段话对胡蝶有点不公正。其实马君武的诗一见报，次日明星影片公司连续两天在《申报》上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说根本没有此事。因为当时胡蝶确实是在北京出外景，公司怕引起众怒。著名的导演、编剧、演员张石川、洪深、郑小秋等人也纷纷刊登启事为胡蝶澄清事实。以胡蝶名义发表的声明里甚至说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

那么"九·一八"那个夜晚张少帅在干什么呢？许多材料说那晚他在看戏。李敖先生也引一度做少帅副官的何世礼先生的意见说，那天张陪着何世礼将军的老爸何东爵士看戏，看到一半，突然来了电报，张少帅看了也未与何东告别，匆匆而去，再没有回到包厢里。何东觉得张学良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这种说法似乎很确凿。

我看到过另一种记载，这是20世纪留法名人盛成先生的回忆录《旧世新书》中所提供的另一种说法。他说"九一八" 这天，他到华乐戏院看戏，而且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后来沦为）唱戏。书中说"他不在南京办公，跑到北平唱戏，请帖送到了张继手里，张继又打电话给我，我们就一起去了"。我查了历史记载。1931年9月褚民谊曾到新疆出差，9月5日来到北平。盛的回忆录中又说："这天，褚民谊唱的是《空城计》，演诸葛亮的是他的秘书。张学良也去了戏院，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让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见《旧世新书》P16-17，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这个说法与李敖先生介绍的说法有许多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张未曾在戏演了一半时退场。盛的回忆中提供了一些细节。一是看戏的地点，华乐戏院，也就是今天的大众剧场，在前门外鲜鱼口里；二是当晚褚民谊演的戏，这很特殊，因为褚民谊是票友，又是高官，其公开彩唱，必然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三是张继与盛成一起看的，当时张继是国府委员，兼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盛刚刚做了他的秘书，陪他听戏，必然印象很深。现在出版的回忆录很多，但其公信力却在下降。盛成口述这本回忆录时也有八九十岁了，记忆也许有误。但其提供的一些细节又与历史吻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李敖先生说他藏有何世礼先生的日记，并在节目中亮给观众看。不知其中是否有关于"九·一八"这一天的记载，如果日记中有记载，并如李敖先生所说，那么这是最准确的。如果没有，何世礼将军也是仅凭记忆，那么盛成先生提供的说法似乎更值得采信。

　　你想不到，贺龙曾经这么幽默过

　　南昌起义后，贺龙的部队被打散了。对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贺龙是极不甘心的，他曾对徐特立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这段往事大家都清楚，其实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曾这样"抱怨"过－－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隐蔽起来，周恩来找到他，说："贺老总，你的首级可值钱了，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收买你的脑袋咧。"元帅连连摇头："掉价喽，掉价喽，起义前，蒋介石为了拉我，给我500万现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还封了个武汉卫戍司令，我就是不跟他走。现在蒋介石怎么又那么小气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大部分官兵对红军改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换装成了部队领导头痛的一件事。120师在陕北的庄里镇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改编暨抗日誓师大会，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委都到了。朱总司令主要讲了换装的必要性、抗日救国的道理。任弼时又讲了一会，也是重申换装的重要性。台下一万多名官兵鸦雀无声。接着贺龙作了演讲，风格和前两位截然不同。他说："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带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的帽子戴上国民革命的帽子？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国民党的官服我穿过，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痛恨它，不穿了！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意带头穿上灰军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最后，贺龙语出惊人："只要是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话音一落，满场笑声，连一向严肃的朱老总和任弼时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120师全体官兵都高高兴兴地换了装。

　　"打赢了，我请你们吃饭"　　　

　　贺龙好动，爱闹，很少有安静的时候。调北京工作后，他和陈毅、罗荣桓住一起，经常拉着两人一起聊。陈毅性格和贺龙相投，两人都爱笑爱闹，风趣幽默。

　　26届世乒赛是第一次在我国举办的世界性赛事。赛前，国家乒乓球队心理包袱很重。贺龙拉着陈毅去看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为运动员减压。贺龙第一句话说："今天，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不是给你们增加包袱来的。""哈哈哈。"会场上，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他接着说："我们的乒乓球队从195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还不到9岁，是个‘红领巾'！一个9岁的娃娃，要把30多个国家包起来，把7个奖杯都当包袱背起来，是背不起的。身上没有‘杯子 '，就可以放松打。7个杯子压在身上，就打不好。7个杯子你们都留下，人家远道而来，一个杯子也争不走，岂不扫兴？我们一个杯子也不要，准备别人全拿走......杯子不稀奇嘛，中国做得最好，你们要，自己可以多做几个。"

　　一席话，让大家更是乐不可支。这时，陈毅元帅站起来说："贺老总说得对!有啥子‘包袱'嘛？你们打输了，我请你们吃饭！"

　　贺龙大笑："打输了，陈老总请客。打赢了，我请你们吃饭。总之，都有饭吃。"

　　两位元帅一唱一和，引得屋子里又一次爆发出愉快的笑声。

　　一桩案子，许多年后才明就里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容易，所以能支持到底的干部、战士，无疑都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但是，300人神秘死亡，这是谁干的？没有人能知晓，直到解放后，才冤情见天。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毛泽东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南后意气风发的即兴之作，对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然而，就在这六盘山脚下，曾经发生一起大批红军战士突然死亡的惨痛事件，令人扼腕。这起谜案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为今人所破解。

　1935年10月1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历经长征，到达甘肃环县洪德地区。洪德是蒋介石近期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最后合击地，由于毛泽东判断准确，决策及时，马不停蹄，中午率队即迅速全部通过洪德一线东进，使两个小时后从不同方向合击而至的6路国民党军扑了空。随后毛率领陕甘支队第 1纵队东驰15公里，到达陕甘交界处的耿湾镇宿营。

　　洪德突围脱险后，毛曾幽默地说："又让他们白跑了一趟，我们赢了。这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国，那可是要带动一大片的。现在再也不能让蒋介石随便端了去。" 然而，第二天黎明，被紧急唤醒的毛泽东被一纸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红军命案"，驻在镇外附近的红军部队，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集体死亡300余人！报告很简单，这些红军指战员在昨天宿营前，还一个个还是生龙活虎，可在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初步判断的死亡原因是食物中毒。

　　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300多个革命种子竟然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从红军队伍中一笔勾销了。毛泽东震怒了，全军上下悲声一片，大家经过调查分析，一致认为是敌特投毒所至，发誓要抓住凶手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红军相关机构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分子。红军到了根据地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事，派专人特地来对此事立案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终没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的证据，此案便成了一桩未了的悬案。随后的几十年中，"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及"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耿湾镇"红军命案"均被作为重点问题进行调查，当地曾一度被弄得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曾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伤害和冤枉了许多好人，但终因未破，成为尘封已久的历史之谜。

　　1989年秋天，驻宁夏的解放军给水团奉命到六盘山东麓的环县进行水质调查，在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偶然交谈中，得知当年发生在耿湾镇的那件久悬未破的疑案。该部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受职业关系启发，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决定揭开这个秘密。他们以锲而不舍的执着探索精神，翻山越岭，踏遍六盘山麓的沟沟坎坎，寻访当年的目击者。一些老者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马坊川、罗山川等地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

　　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现代毒理学的原理，结合已经掌握的耿湾镇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观察及采样分析，初步认为，300多名红军是由于当地自然生成的氰化钾、氰化钠中毒致死，而非任何人为因素所致。他们发现，一是耿湾镇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水中钾离子含量很高，1吨水中纯钾量达到1000至2000毫克，而正常情况下，1吨水中的纯钾含量只有500毫克，此地的钠离子含量也远远超出了标准含量。二是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与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耿湾镇地域属延长盆地高含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十分发育。这些气泡若从油层中溢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有时就很可能会带有大量氰气，由于氰与钾、钠最具亲和力，氰与钾、钠结合生成氰化钾、氰化钠两种剧毒性结合物，一旦人体摄入50微克氰化物，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在无任何痛苦情况下，不知不觉无声无息地死去。

　　为证明这一论断结果，两位工程师用整整3年时间，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分析是正确的。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含有剧毒氰化物的水的红军指战员很快就窒息死亡，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下沟喝水，而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别的水的红军指战员就闯过了这一关。在今天看来，此案并非疑难案件，但在6O 年前的特殊历史背景及毫无检测手段的情况下，确属疑案。现在六盘山下这桩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疑案终于被揭开了，如果毛泽东九泉有知，也可以放心了，300 多红军将士的冤魂终于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