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文革中老三届少年的艰难成长史

　　《生逢1966》是一部描写文革背景下的“老三届”少年艰难成长的长篇小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高一学生陈瑞平在短短的一年中经历了父亲自杀、母亲病死的家庭变故。最后，亲近的女生又不得不离开。他为参加红卫兵同家庭决裂，但又不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确定自己人生座标。他在迷茫中行走，几乎失去了一切，承受着心灵的巨大伤痛。最后终于在绝望中获得了来自同学和老师的亲情安慰。

　　小说的删节本发表在《收获》杂志今年春夏卷长篇小说专号，广受好评。目前全文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节选

　　前情导入———

　　陈瑞平的爸爸在抄家的第二天突然一夜没有回家。直到第二天才知道他已经自杀。至于他自杀的原因，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弄明白。陈瑞平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

　　那时妈妈已经坐在一张方凳上，妈妈在吃一碗面。面上有着一片黄色的鸡块，有很多的葱花。桌子的边上是一只小小的篮子，90号和对过不到3米，好婆可以用一根竹竿，挑着篮头过来，这样的“摆渡”，是妈妈和好婆之间的拿手好戏。妈妈指了指边上，那里还有一碗鸡汤面，上面也有葱花也有鸡片。“你的。”妈妈说，“蓓蓓的小娘舅来过了。”蓓蓓的外婆家在嘉定黄渡，这是上海乡下的家养鸡。

　　方桌的另一边上还有一双筷子。没有面，在筷子前面放了一只干净的空碗。这是明明白白留给一个已经不在场的人的。屋里已经很清爽，妈妈和瑞平的衣服也已经全部洗干净了，在窗前的晒衣杆上随风飘荡。妈妈就说：“还是养一个女孩好，你看蓓蓓一个下午就把家里弄得清清爽爽。”

　　妈妈不吃面了，看着瑞平吃。瑞平知道，妈妈是希望他说些什么。这也是瑞平奔波一天要想追寻的。

　　拐过大院，瑞平看到了很多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有很多的打XX名字，这个年月，夏副区长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夏立行”了。看样子被批斗的次数已经大于等于二，愤怒的革命群众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上一次批斗会上”如何如何的狡辩，以及在“本次批斗会上”他如何地用谎言编造事实。

　　在大字报栏的最后，瑞平见到了一份“我的认罪书”，署名正是“夏立行”：

　　我完全彻底的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对此，我认罪，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我口服心服。我本来出身于贫农家庭，年幼时就参加革命工作，身上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国民党的炮弹留下的伤痕。在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中，我身先士卒，奋不顾身，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但是，渐渐地，我放松了思想改造。对于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理论，我学得不够，贯彻得不力。在反右的斗争中，我偏袒了工商界的右派。特别是伪装积极的资产阶级分子陈宝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而我被他积极肯干的外表蒙蔽，信任他，推荐他成为区政协委员，委任他成为恒大厂的副厂长。近年来，我接受了陈宝栋的许多礼物，计有金笔一枝，月饼三盒，啤酒四瓶，香烟票五份，我还在他的家中吃过两顿饭。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资产阶级拉下了水，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在区委的会议上，替资本家说话，说什么“公方厂长主要是把政治关，生产上还是要依靠资方的技术”，还说恒大的生产上去，陈宝栋有很大的功劳……

　　瑞平看了看日子，原来是家里被抄之前贴上去的，那么爸爸一定看到了这张认罪书。公开场合的夏副区长，一直是很和蔼的，很亲切的。夏副区长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却一直是很严肃的。有时侯他们争吵几句，夏副区长便很严厉，一口胶东话说得爸爸连连点头。不是夏副区长被爸爸欺骗，而是爸爸完全被夏副区长征服。

　　“夏副区长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妈妈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瑞平说：“爸爸看到了两个夏副区长，一个是以前的夏副区长，在爸爸的脑子里；一个是现在的夏副区长，在大字报上。”

　　妈妈就说：“两个夏副区长其实是一个，他就是那个夏副区长。”

　　瑞平骑车到工厂的时候见到了爷叔。爷叔正在指挥几个戴红袖标的工人张贴横幅标语：“反动资本家陈宝栋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瑞平的眼睛瞪得老大，他以为爸爸至多只是一个懦夫，爸爸绝对没有胆子和运动对抗。

　　爷叔见到瑞平，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话对你说。”瑞平就跟着他进了厂，厂里正在准备着一个批判大会。爷叔走进技术科办公室的时候说：“你都看到了。公安局已经来人说，你爸爸是自杀，不是他杀。他们在他的胃里发现很多的红色的颗粒，基本判断不是食物，所以肯定是自杀。既然在抄家之后自杀，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

　　爷叔从自己皮带上挂着的一大串钥匙中找出一个，启开了背后的一个技术档案柜，拿出一本很大的卷宗。里面是以前工厂里的技术记录。

　　嚯，那里有成千个徽章和标牌！

　　爷叔早在需要关注的那些页面上，夹着一根根长长的纸条。每翻开一页，就是一条罪证。国民党的党徽、帽徽，有着汪伪标志的国民党党徽，三青团训练班纪念章，上海特别市的标志，运动会上有着国民党徽记的证章，还有一个古怪的三角型特训队的纪念章，爷叔说，那是汪精卫七十六号魔窟进门的标志。又有一个联谊会的标志，爷叔说，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联络的暗号。

　　说到这里，妈妈“啊”了一声，眼睛一闭。泪水就从眼角像止不住的鲜血一样泻出来了。妈妈把眼睛张开来了，眼眶里全是泪水，眼白红红的：“那些当然全是真的，你爸爸画的样子，爷叔开的模子，我和工人一起点的漆。那个时候，做这些只能赚一些小钞票。可是不做这些，连小钞票也没有赚到，工厂要倒闭的啊！”

　　倒闭了工厂，陈宝栋就没有了资本家的头衔，妈妈就没有了资本家太太的称号，瑞平就用不着为自己的出身苦恼。为什么工厂不能倒闭呢？妈妈只要盯着瑞平看一会儿，就把瑞平的五脏六腑全部看清楚。她说：“人啊，总不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总要吃饭穿衣的是不是？”

　　妈妈就没有问瑞平又到了什么地方去了。瑞平也知道，妈妈已经不能忍受自己再说看到了什么。或许妈妈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需要他再说了。

　　妈妈将装过鸡汤面的两只碗洗干净，然后在自己的橱里抽屉里到处翻寻，挑出一件天蓝色的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瑞平看得害怕，妈妈就说：“我明天要去上班。”

　　“明天工厂要开批判大会。还是后天去吧。”

　　“你今天到厂里已经去过了，等于是做了个广播。谁都知道我晓得明天要开会。如果明天开会我不去，我能躲得过去吗？人家可能说我是逃避。”看瑞平站着不走，妈妈就说：“不要以为我会站在资产阶级的一面，我们可以和他划清界限。我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人家喊口号我也喊口号，人家批判我也会批判。我总不过为这些徽章点漆罢了。厂里点过漆的工人阿秉、根发、秀娟、玉琴全在，他们总不是反动吧。”

　　瑞平看看妈妈铁一样的冷静，反而显得自己有了一点慌张。他便放了心，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

　　那天他又去了漕溪公园。

　　他在想，公园在晚上六点已经关门，爸爸是在九点打的电话。那时只有公用电话，全是在弄堂口或者是在新村大门前的，有电话的地方离开这里还很远。爸爸走到这里一定是在晚上十点了。那么，爸爸一定是越过篱笆进入公园的，这不是他惯常的行为，一定是他下了决心才这样做的。瑞平在绿阴下走着，设想着自己似乎是那天晚上十点以后的爸爸，爸爸走在路灯很少，绿叶掩映的小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话能和别人说，他只能一个人在这条小路上想着。他可能开始并不想一死了之，要不然他就不会向自己家里打电话。

　　爸爸可能是在池沿坐下过。这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四围阴森森的，爸爸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他坐在这里想了些什么呢？

　　瑞平顺着池子走了一遍又一遍，池子这样的小，这样的浅，爸爸是先死了之后才将自己沉下池子的吗？不是，他是在池子里死去的。他是呛了一口水之后死去的吗？他在感到窒息之后只要手脚稍稍用一点力气，就可以站起来了。难道他连下意识的动作也没有吗？地上连一点零乱的脚印也没有。公园的工人说，爸爸的拎包是放在一边的假山石上的。那个包买了不久，是灰色的，上面有着竖的纹路。似乎是为了让人见到这个无主的包的时候就联想到周围有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怎样，你总会将问题兜回来。他为什么要死呢，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死呢？这样浅的一个池子，怎么能死人呢？

　　瑞平突然有一点警悟。爸爸并不是一开始就朝这里走过来的，他从工厂到这里一定有一个中间点，那就是他下决心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

　　于是瑞平出了公园就往回走。他在大木桥路上见到了一个公用电话的小屋，那间小屋有一个方方的小窗口，上面写着：“晚间电话请敲窗”。瑞平就下了车，他站在小房间前四面看着，把里面的那个老太婆弄得莫名其妙。那个老太婆就说：“打电话四分。”几乎可以断定，丧魂落魄的爸爸，拿起电话，付了四分钱。他说是在徐家汇。妈妈已经听出他的声音变了。

　　瑞平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爷叔住的弄堂就在附近。已经是夕阳西下，工厂里的文革不像学校，爷叔如果无事一定是已经下班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爷叔说。“你要问你爸爸为什么要去漕溪公园。”

　　瑞平就点点头。爷叔就跨下了自行车。他们站在弄堂口头，两辆自行车斜着头对头。那时的男人就是这样谈话的。

　　“你知不知道模具淬火过了头，就会发脆？硬硬的一块钢，轻轻一碰，笃的一下就变成了两半。”

　　爷叔就说：“你看看玻璃就知道了，你看看瓷器就知道了。你爸爸其实很脆弱。他经不起事情，事情一来他就完了。”

　　“他知道他会被斗？”

　　“是的，如果你们的家没有抄过，我们或许就不会这样早就开批判会。不过早晚都会开的，没有一个资本家能逃过的。既然是这样，那就批斗吧。我就是这样劝他的。可是，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我不告诉他，那天批判会一开，他不是吃了一个突然袭击？你难道说我们就不开批判会了吗？”

瑞平点了点头，就说：“批判会总要开的。”“这就对了，我和你就能一致了。”

　　“这些话就讲了一个小时？”

　　“他有一些想不通，我就说，文革了，谁都要接受教育。无论是他还是我们，我们工人阶级还要自我改造呢。资产阶级尤其要接受教育。你只有接受了教育，工人阶级才能发挥你的作用。他一定很委屈，因为平常我是他的徒弟。”

　　“你没有感觉到他要去死吗？”

　　“没有，我也没有想到。从我的角度，从他的角度，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接受教育嘛。我们谈完大约是在晚上八点，我就留他吃饭，他说一个资本家，在工人干部家里吃饭，叫人怀疑。他就走了。我送了他一程，方向是朝东去的。但是他到了车站没有跳上公共汽车，而是走过去了。我以为他要一个人走路想心事，就没有陪着他。不料后来他怎么又回头朝西走了呢？”

　　爷叔把手放在瑞平的肩膀上。“我们现在都在云里雾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想清楚那个晚上你爸爸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应该做什么。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你应该做什么。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又是资本家的家属，你妈妈应该做什么。”

　　这好像是一个很冷静的职业革命者说出来的，而不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工人说的。瑞平看着董品章凹陷的眼窝中，那对如同桂圆一样的眼睛。长着这样眼睛的男人眼睛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当年，一个挑着担子的配钥匙的十三岁的小孩，在大同坊长乐路弄堂口用冻肿的小手为爸爸配了一副钥匙。爸爸回家用钥匙一开门，爽滑得很，再看一看钥匙上的锉刀印，横平竖直，一刀是一刀。就回过来寻找那个有着大大眼睛的孩子。爸爸花钱让这个孩子拜师学徒，后来就成了工厂里开模子的好手董品章。董品章在出徒的时候感激涕零成为资本家太太的过房儿子，在公私合营之后成为工会主席。

　　瑞平知道了，爸爸需要一个人想事情而不会被人干扰，于是他最后就走向了公园。爸爸可能以为自己到死还是一个区政协委员，他没有被批判过。他一定没有耐心等待到从牛棚中走出来，那些曾经有过的平静日子离开他非常非常的遥远。爸爸是怎样下的决定已经不需要知道了，一个人的生命已经没有了。他可以缺席批判会了，即使批判会是面对着他的尸体，他的幽魂也可以不参加。不过，当屈辱没有时，希望也没有了。他确实很脆弱。瑞平想到这里，眼前就黑了。像是一部电影放完了，他就这样睡着了。

　　有一天，里委会主任谢湘云来到家中，他们是要妈妈签字的。爸爸的死亡报告已经出来，妈妈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签了字。

　　“瑞平也已经长大了。”谢主任像谈家常一样说，“你们可以和那个陈宝栋划清界线。”

　　“自然。”妈妈说。“谢主任，我也有一句话要对你说，瑞平其实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他是宝栋弟弟的儿子。他的爸爸妈妈在萧山。宝栋的弟弟是一个小学教师，成分没有问题。瑞平的哥哥还当了兵。”

　　谢主任很惊讶地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瑞平，说：“你们还是长得很像的么。”

　　谢主任走了后，家里突然安静下来，因为妈妈哭了。无声的哭是一种很可怕的悲伤。那种没有声音的抽泣，泪水如同决了堤一样迸流。嘴张得很大很大。很久没有闭上。妈妈边透气边在说话：“共产党以前待你的爹太好了，太好了，夏副区长太好了，他实在是太好了……”

　　瑞平说：“妈妈你不能哭。你这样哭，是为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反动派哭泣。”

　　妈妈不知不觉停住了哭泣。

　　“妈妈，你说我不是你们生的，这是不是真的？”

　　“我是骗骗谢主任的。”

　　瑞平知道妈妈前后的两句话中必然有一句谎话，石库门的惯性使她不由自主脱口而出。

　　他从妈妈苍白的脸色知道了妈妈永远无法弥补的后悔。他一夜合着眼却没有睡着，天将亮的时候，他的脸隐约觉察了一丝呼吸，那呼吸很静，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暖暖的气息。他恍恍惚惚地把眼睛睁开，突然就见到了妈妈脸部的一个超大特写。在淡淡的曙光中，妈妈坐在一张小凳上，一动不动，满是红丝的眼珠瞪得凸出，一眨不眨凑近着凝视他的脸。

　　“妈妈！”

　　“瑞平。”

　　他没有读懂妈妈的眼神，妈妈却知道了他的惊惶。妈妈就说：“我不过是看看你，看一看……你。”

　　后情延伸———

　　陈瑞平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见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哥哥姐姐，但是家乡并不是一个平静的港湾，陈瑞平目睹祖上传下的200幅古画被烧为灰烬，不得不怅然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