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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下）
随着田家英地位的提高，陈伯达与田家英在六十年代逐渐疏远了，但他们在较长的时期内仍保持着书客之谊。陈伯达去琉璃厂逛旧书店，仍常约上田家英、陈秉忱一起去。直到毛泽东亲口告诉陈伯达，田家英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两人的关系才出现了无可挽回的破裂。
与陈伯达在古籍书画上有过交往的，还有几位住在中南海以外、甚至是北京以外的文人墨客。他们当中有：郭沫若、李一氓、王襄、阿英、黄冑等。王襄是中国第一代甲骨文学者、书法家、曾任天津市文史馆馆长，阿英和黄冑分别是著名的文人和画家。他们与陈伯达之间时有交往，并且互相赠送过古籍书画等。陈伯达倒台后，他自己购置的书籍连同过去朋友们赠送的书籍全被抄没，直到他去世，都再也没能看到这些物品。1996年，经笔者再三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收存陈伯达物品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才发还了很少一部分书籍。其中除了有康生和陈秉忱赠送的碑帖各两本外，其他人赠送陈伯达的书籍均下落不明。
那个时候，大人们之间的来往，小孩子们是并不在意的。小孩子们在意的是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这里就顺便说一说中南海里的大人们对小孩子们的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到大人们不同的个性。
大人中，最喜欢小孩的是朱德。小时候，他来我家作客时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是我渐渐长大后，每次随公务员李景如或李玉元到西楼餐厅打饭，在过厅等候时，遇到他来吃饭，他从餐厅看见我，总要慢慢走过来，一边笑呵呵地，一边伸出一双手，我就赶紧伸过手去和他握握手，并且说一句：“朱伯伯好！”。他也不说什么，握完手就回身走了。每次都是这样，像做功课一样。朱德很喜欢小孩子。他与康克清没有孩子。在与康克清结婚前，他有过一儿一女。儿子很早就参了军，解放后年纪已很大了。女儿即是朱敏。朱德有外孙，小名沃沃。因嫌家里小孩太少，朱德还把老家的几个侄孙接来北京一起住，都在西楼吃饭。
陈毅也比较喜欢小孩，但他一般不主动说什么，只是带着好奇的神情向小孩挤挤眼。有时他挤完眼也戏称一句：“小鬼！”
刘少奇对自家的孩子可能不错，对别人的小孩却比较冷漠。我有两次遇见他和家人在中海岸边散步，他对别人家的孩子目不旁顾、表情严肃，从不多说一句话，总是旁若无人地照直向前走去。
杨尚昆见到小孩喜欢说两句，但他总摆大人架子，大摇大摆地边说边走，并不停下步来听小孩回答什么。
毛泽东是那个时代少年儿童们敬仰的人物，我曾在陪陈伯达在怀仁堂看戏时，远远地看见过他两次。但真正面对面地相见，则是1960年4月30日在天津的时候。
那年，陈伯达正在天津市搞工业调查，五一节放假，他把全家人接到天津一起过。恰逢那几天毛泽东也居住在天津。
4月30日下午，刘叔宴带我和两个妹妹到了天津。当晚全家人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参加娱乐活动。
天津市干部俱乐部是一座宏丽的建筑，解放前是外国人和有钱人聚会娱乐的场所，解放后改为干部俱乐部。我在北京还没有见过这样豪华的综合性娱乐场所，至少中南海里没有这样的俱乐部。
我们先去参观了俱乐部的室内游泳池。游泳池豁亮宽敞，比中南海里的室内游泳池空间更大，装饰更考究。当时，偌大的游泳池里只见杨尚昆一个人在池水中游泳，显得优哉游哉的样子。我们正观望时，有人告诉说，毛主席此刻也正在干部俱乐部，杨尚昆就是陪毛主席来的。
接着我们来到地球室，玩了一会儿滚地球（现在称为保龄球）。刘叔宴心情很高兴，对我们三个小孩说：“今天让你们几个土包子开眼界了。”说实话，我平生只玩过一次这种游戏，以后再没有玩过。
在地球室出了一身汗，我们即来到一个小型的演出厅。毛泽东正坐在此厅中间的一张长沙发里观看折子戏。一个不到十岁的小演员在饰演孙悟空，他身手敏捷，左翻右跳。毛泽东看得聚精会神、喜笑颜开。一出戏演罢，毛泽东笑呵呵地向小演员询问年龄、身世等情况。这时，陈伯达转身问我和两个妹妹：“我领你们见见毛主席，好不好？”我们连连点头。小演员刚退场，陈伯达大步走到毛泽东身后侧面，说：“主席，他们小孩子想见见你。”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刻站了起来。我和两个妹妹赶紧走上前去，一一和毛主席握了手。握手时，我们都是用双手和毛主席的双手握在一起，但是互相间没有说一句话，气氛显得十分严肃。
事后，刘叔宴对我们说道：“你们见毛主席时也太紧张了，连一句‘毛主席好！’都没问。”
前两年，看了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书中记述了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谈毛泽东接见来客的一些情况：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照李银桥所说的情况，毛泽东接见我们兄妹时，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是破例的举动。因为，虽然当时毛泽东是处在公众场合，但那是一个娱乐的场合，仍然不必拘泥任何礼节，何况我们仅只是他的下属的子女而已。我想，毛泽东之所以很郑重地从沙发上站立起来接见我们三个小孩子，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知道我哥哥陈小达之死的内情。而此时，陈伯达本人却还不知道陈小达之死的事。
毛泽东在天津，是住在马场道5号的一栋花园洋房里，那里解放前是美国驻天津领事馆，解放后改作招待所。陈伯达则是住在一位资本家的旧宅。该资本家有多处住宅，解放后他把其中不常住的房子捐给了国家，也被改作招待所。后来几年，陈伯达去天津搞工业调查时，也曾住过马场道5号毛泽东住过的房子。有一回节假日，我们家属也同去那里住过。那所房子结构灵巧，但毕竟年代久了，内部并不显得豪华。天津在1958年还曾专为毛泽东盖过一处平房，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
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兴土木，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的管辖下，也曾准备大拆大盖。当时，陈伯达闻讯后很生气，曾在家里和刘叔宴商议，如果中南海大兴土木，就搬出中南海，并告诉我们兄妹准备搬家。不久，杨尚昆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擅自决定把居仁堂（解放后曾作为中央军委的办公处）拆掉了。毛泽东回北京后，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发现居仁堂不见了，很是生气，严厉批评了杨尚昆，终于制止了杨尚昆在中南海大兴土木的计划。
可惜的是，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尤其是杨尚昆当了国家主席以后，中南海终究沒有逃脫大拆大盖的命运。据说，不仅中海西岸的迎春堂一代完全拆光了，而且许多旧院落也被拆掉了，在这些旧院落的旧址上新盖了许多现代样式的二、三层楼房。中南海已失掉了过去皇家园林的旧貌，变得不伦不类了。
陈伯达在中南海居住期间，还遇到过两件不愉快的小事。
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后，军队强调正规化。中央警卫局规定中南海的门卫实行一项新制度：对进出大门的领导人须行军礼，以示军风庄重。究竟属于什么级别的干部才得享受敬礼待遇，我不甚清楚，但陈伯达是被列为敬礼的对象之一的。这样，陈伯达乘坐的灰色吉姆牌轿车出入中南海时，大门口的值勤军官一看来车，就大喊一声：“敬礼！”门柱两边的卫兵立即立正行军礼。陈伯达对这项制度很不习惯，但既然出于中央军委直辖的中央警卫局的规定，他也无可奈何。
不久，有一个情况为难了中南海西门的警卫。陈伯达闲暇时，常徒步出西门，搭14路公共汽车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领导干部乘坐轿车出入，卫兵行个礼无妨，若徒步出入也行军礼，却十分别扭。因为那样会引起门外马路上行人的好奇和观看。我曾有两次陪陈伯达步行出西门。站在门口内侧的值勤军官早已认得陈伯达，见他走近时，便突如其来地高喊一声：“敬礼！”卫兵们立即举手敬礼。陈伯达也忙不迭地边走边举右手还礼。这种过分严肃的仪式，令我这个少年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很想一步就跨出大门。幸好当时府右街的行人稀少，没有引得人们过来看稀罕。
据闻，后来警卫部门向上级反映过这一情况，认为万一有国民党潜伏特务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根据是否行礼来判断出入者的身份，跟踪步行出门的领导人，则极易发生安全问题。于是对步行者敬礼的做法被取消了。1958年，毛泽东对过分强调正规化提出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中央警卫局为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就完全取消了对领导人敬礼的制度。
虽然陈伯达步行出入中南海西门时曾遇到卫兵敬礼的麻烦，然而他在中南海的北门却遇到过完全相反的待遇。
一天下午，我陪陈伯达步行出北门到北海大桥东面的团城看工艺美术展览。两个多小时后，仍步行回来入北门。此时，太阳已西落，门卫刚换了岗。陈伯达平时未曾徒步出入此门，卫兵自然不认识他，便按规定仔细查验他的出入证。出入证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发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证上的“陈伯达”这个名字显然卫兵很生疏。证上还有两栏，单位一栏写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职务一栏却是空着的。当时，居住在中南海内的高级干部极少有步行出门的，卫兵们没有直接查验过高级干部的出入证，更未见过这种职务栏空缺的出入证。
“职务这一栏为什么没有填？”卫兵怀疑地质问。
“发给我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陈伯达慢腾腾地回答。
卫兵皱了皱眉头：“那你到警卫室去一下吧！”
陈伯达与我一起进入门内东侧的警卫室。一个军官态度还算和气，让我们先坐下，自己起身到里间屋去打电话请示领导。不一会儿，军官放下电话走出来，连声道对不起。陈伯达说：“没关系，你们做得很对。”
这件事本来是小事一桩，没想到事后却传遍了中南海。
1990年，我妻子张兰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工作。该所办公室副主任邹本浩，当年在胡乔木处工作过。一次，他与我妻在闲聊中提及此事，便笑个不止，说是当时听说陈伯达因不修边幅，布衣旧衫，被卫兵当作是盲流市内的野老，挡在大门之外盘查许久云云。其实事情并没有那样复杂。陈伯达毕竟持有中南海的出入证，该证属于绝密证件，并非一般人所能拥有。须知当年社会上还没有时下那种高超的作伪技术。
无论是受到卫兵的敬礼也罢，还是受到卫兵的阻挡也罢，都反映了一个现象：居住在中南海里的领导人，要想像普通市民一样随便行走，过普通人的日子，是很困难的。他们正在被有形的高墙和无形的官场习气包裹起来，不知不觉地脱离了一般的老百姓。陈伯达对这一现象深为反感，他总想在造成官民隔离的有形和无形的墙上开一个缺口，所以他常说自己是个小小老百姓。然而有些高官却对官民隔离的状态十分习惯，几至一日不可或缺，他们时时刻刻害怕别人把他们当成了一般的老百姓。
1970年陈伯达倒台时，我正在石家庄市第一制药厂当工人，组织上规定我不得离开石家庄。
1979年冬，禁令被打破，我有了一次与同事一起出差北京的机会。当我坐着无轨电车从北海大桥上驰过时，我看到大桥原来低矮的汉白玉栏杆已被换成了一人多高的栅栏式铁栏杆，不禁心头掠过一丝凄凉。我在石家庄已听说过更换栏杆的事，知道这是为了防备有人越过桥上的栏杆进入中南海而采取的安全措施。但现在亲眼见到这种景象，仍不免为之怅惋。想当年中共中央在陕北根据地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与群众是那样的水乳交融。国民党曾以几十万元大洋悬赏捉拿毛泽东、周恩来的首级，可毛泽东、周恩来仍安然居住在寻常村落之中，门前仅只有一名哨兵，其情景曾令美国记者斯诺大为感叹。可是现在革命已经胜利了几十年了，领导人的安全反而越发成了问题，甚至连厚实的高墙和成群的卫兵都仍觉得不够保险，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某种悲哀呢？
作者：陈晓农（作者系陈伯达之子，本文系作者所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书中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