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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中南海的日常生活（中）
在整个经济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人基本上同北京市的大多数居民一样，都经历了食品短缺之苦。在吃饭要粮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人沒有什么不同，但在副食品供应方面，他们得到的待遇比一般市民要好。
在中南海东墻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
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
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
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
我们家是极少使用特供证的，陈伯达从来都是烟酒不沾。在困难时期，陈伯达的粮食定量也定得极低。
有一次我和刘叔宴谈到，有个同学说他父亲参加中央的会议或到外地开会时，吃饭不用交粮票，所以他们家的粮票很宽裕，我说我们家粮票可是很紧，他都不相信。
刘叔宴皱着眉头说：“会有这种事？不应该的！你爸爸开什么会都要交粮票的。”
“去外地开会也要交粮票吗？是不是也可以不交，你们自己非要交的？”
“前些时候你爸爸去庐山开中央的会，会议通知上还写着叫带粮票呢。每次开会我们都是按规定交粮票的，沒有过例外。你爸爸粮食定量才21斤，我是24斤，咱们家粮票一直很紧啊！”
“爸爸粮食定量怎么那么低呀？”
“机关里让自己先提出定量的数字，你爸爸报的是21斤，就给定了21斤。我比你爸爸多报了3斤，就定了24斤。”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以忘却。
我在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中的第一个学期，一次周末回家，我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时，谈了从同学处听来的情况：
“有个同学，初中是在八一学校（北京军区管辖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上的学。他说，最困难的那段时候，八一学校的粮食也不够吃，学校就想办法买了一批不要粮票的高级点心，分给同学们吃。有的同学不愿意吃点心，都给扔了。”
“不要再说下去了！”父亲突然愤怒地大喝一声，吓了我一跳。
“别这样，听一听他们小孩子讲的，可以了解些情况。”刘叔宴冷静地说了一句。
父亲把空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饭也不再吃了，起身到书房去了。
“爸爸怎么了？”我很不理解爸爸的举动，他很少这样发脾气的。
“哎，这两年国家遇到经济困难，粮食紧张，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可是竟然还有人这样浪费粮食！你爸爸听不下去这种事。我们有些干部子女也是太不像话了。你爸爸现在连规定供应他的鸡蛋都不肯吃，因为他知道国家正在出口鸡蛋，用鸡蛋来换取急需的农业机械。前几天办公厅管伙食的人还来劝过你爸爸呢。”
听了刘叔宴的解释，我默默地吃完碗里的饭，沒有再说一句话。
从这件事，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陈伯达对有些高级干部及其子女脱离群众讲享受的行为有那么大的反感情绪。
五、六十年代，中南海里的领导人的伙食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
管理领导人伙食的部门是西楼餐厅，又称特灶食堂。每天直接到西楼餐厅就餐的人有刘少奇、朱德、杨尚昆三家，在这里打饭回家吃的有陈伯达一家。表面上看西楼餐厅直接服务的人家并不多，殊不知那些在自己家里单独起灶做饭的领导人的厨师，也大多是从西楼餐厅派出的，所以这里的厨师最了解各个领导人的伙食情况。
有一次，我随李景如到西楼餐厅打饭，在过厅中央的桌子旁坐着等候时，因为到餐厅吃饭的人都还没来，一个厨师就过来和我们闲聊：
“你们家的菜好做，一会儿就得。你们家五、六口人吧？一个月八、九十元的伙食，最多时也不过一百零几块（餐厅每月底结帐，收取各家的伙食费），在这儿是低的啦。
林伯渠老俩口每月就得八十多块。不过他们老俩挣的多，年纪大了，又没子女在身边，吃好些也是应该的。在这儿吃饭的几家，数杨尚昆家的饭不好做，他们老爱吃西餐大菜！”
陈伯达吃饭一般是三菜一汤。菜是一荤两素。荤菜多半是溜肝尖、狮子头一类常见菜。遇到家人团聚，他常加点个红烧黄鱼、鱿鱼等，逢年过节，有时点个对虾或海参，就是最大的改善。他是海边长大的人，有吃水产的习惯。
杨尚昆爱吃的西餐大菜，我们家从未吃过。杨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钊年轻时在苏联居住多年。他们爱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钊的衣着也保持着苏联人的习惯样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着厚袜子而不穿裤子，在中南海里显得很特殊。
其他人的伙食情况，我未曾耳闻，但我知道刘少奇一家的经济状况是不太宽裕的，其伙食水平也不会太高。
刘少奇家里人口多，除三个大孩子已成家，很少在家吃饭外，其余五个孩子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前二人为刘的前妻王前所生，后三人为王光美所生，六十年代初王光美又生了萧萧）都随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楼餐厅吃饭。当时刘少奇虽然工资高，但王光美参加工作晚，原先只是十七级干部，月工资不足一百元，所以用钱太多的事，他们家是难以承受的。这里只讲一下我所熟悉的刘少奇之子刘丁丁（后改名刘允真）的情况，人们即可管中窥豹了。
刘丁丁和我是同岁，1951年我上北海幼儿园，他即和我同班。后来我们又一起于1953年到北京育英小学上学，仍是同班。
育英小学在1957年以前，是中共中央直属干部子弟小学，它的校舍和设施在北京市是最好的，校址却比较偏僻，坐落在北京西郊万寿路附近。孩子们都是住校，可这里却不通公共汽车，每周六、日由各机关派出的班车接送孩子们往返。个别高干摆排场，用公家的轿车接送孩子。刘少奇从来没有用轿车接送过孩子，刘丁丁每次都是同我一起搭乘路过中南海北门的中央宣传部的班车。
1957年夏，育英小学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所有这类学校都对社会开放，学生费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学实行的是供給制，学生们从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学校包揽，费用由公家拨付。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后，这些费用都由已实行薪金制的家长们支付了。
育英小学改制后，规定每个学生除了学杂费外，每月的食宿费为三十多元。这对我家是没有问题的。但刘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负担不起了。为了节省开支，刘家就让丁丁转学到离中南海较近的师大附中，每日走读，至少不用花住宿费。
1959年我小学毕业，考入位于圆明园遗址的一○一中学上初中。刘丁丁也到了该校，但和我不是一个班。一○一中名气虽大，但当时设施落后，生活条件艰苦，学生宿舍连暖气都没有，食堂伙食也极差，因而各项收费都很低廉。学生中，干部子弟、普通百姓子弟、周围几所大学的教师子弟，大概各占三分之一，干部子弟中，因嫌该校生活艰苦而中途转学者，不乏其人。
每逢周末回家和返校，我和丁丁仍结伴同行。我们俩除了在动物园转车时，偶尔在货摊上买包两角钱的花生米或伊拉克蜜枣（当时国家从中东进口了许多这种蜜枣），填补一下未吃饱的肚子外，从来没有往学校带过食品，可见丁丁家和我家一样，没有多余的食品，不像蒋南翔的儿子蒋延东等个别同学，经常往学校里带糖果等食品。
1962年我和丁丁初中毕业，我考入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中，丁丁因成绩差，没有考上高中。一○一中曾提出可破例留他再读一年，但是刘少奇没有同意。后来丁丁被分配到良乡农业机械学校（该校属于中专，录取部分中考落榜生）。那所学校位于房山区，离市里很远。从此我和丁丁就未再接触了。
除了刘少奇家经济不宽裕外，困难时期，李富春、蔡畅夫妇一家的粮票也比较紧缺。那时，他们老俩有个外孙，小名叫安德列，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德列比我小五、六岁，平时与我没有说过话，他的父亲是苏联人，故其外貌酷似俄罗斯人，而且起了个俄式的小名。
有段时间，不知为何，安德列常单独一人去西楼餐厅吃饭。一次我和李玉元（1958年李景如调到清河制呢厂工作，李玉元接替了他）去打饭，正遇见一位厨师在过厅中央的桌子旁训斥安德列。我们见状只好退坐到摆在东墙根的椅子上。厨房里叮叮当当的炒菜声淹没了厨师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安德列走了。李玉元问厨师：“什么事呀？”厨师说：“他吃饭有好几天没给粮票，那哪行啊？我在给他上政治课，催他赶紧交粮票。”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中南海里的生活氛围基本是祥和、清静的，但有时清静到了过于肃穆的程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常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寂寞之感。
中南海里居住的少年儿童本来就很少，可大人还常常告诫孩子们：“不要随便串门！”因为每个领导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办公，家即是办公室，小孩子串门即有妨碍大人办公之嫌。中南海里虽说不上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但是岗哨也是够多的。除了甲乙丙区分界路口有岗哨外，重要领导人的家门口还增设了岗哨。这些都使小孩子们望而却步，自动地缩小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我的少年时期，除因与刘丁丁曾是同班同学，时有来往外，与其他小朋友的接触极少。
偶尔，丁丁带他姐姐刘涛和几个弟弟妹妹来我家，目的是翻阅小人书（连环画）。那时，我家的各种图书都很多，除陈伯达自己常跑书店购买学术类书和古籍外，有些出版社也将新出版的部分书赠阅于他。这些赠阅的书中甚至包括一些小人书。刘少奇家藏书不太多，更没有这些小人书。可能是刘家的孩子有时来我家看书的缘故，有一次，王光美专门送了一大瓶葡萄干给我妹妹岭梅。
中南海的小朋友们之间来往少，还源于大人们之间来往少，串门少。大人们除了中央召集会议时聚在一起外，私下里的来往稀少到几乎屈指可数。这是中南海以外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