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解放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胜利在望。此时,斯大林一改往日态度,亲自致电毛泽东,提出派特使前来西柏坡访问。斯大林此前五次推托毛泽东访苏要求,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派特使来西柏坡呢?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本文详细披露了毛泽东会见米高扬的幕后故事。
蒋介石散布谣言,斯大林屡次推托访苏,毛泽东颇为不快
从1947年起,随着中国革命胜利进程的不断加快,为争取苏联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毛泽东多次向斯大林表达过访问苏联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后,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解放区领导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代表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下来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
此时,蒋介石为了炫耀胜利,便开动其宣传机器,造谣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往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大肆虚构散布关于八路军在陕北大受挫折、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如贺龙,甚至毛夫人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等等谣言。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信以为真,出于对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等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危担忧和考虑,特提议派飞机专门接毛泽东等同志去苏联,而当时毛泽东也希望同斯大林见面,并商讨中国革命中一些问题。
由于担心毛泽东前往苏联的消息走漏,使国民党和美国利用此事大做文章,1947年6月15日,斯大林致电联络员奥尔洛夫:“转告毛泽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届时若需要,我们可以派一架飞机迎接。”
然而,两个星期后,即1947年7月1日,斯大林又发来一份内容迥异的电报,再次推迟了访苏时间。后经苏中两党多次磋商,最终敲定于1948年7月中旬毛泽东赴苏。
1948年初,中国国内局势发生了迅速变化,形势愈来愈朝着向中国共产党有利的方面发展。鉴于这一巨大变化,毛泽东希望能够提前访问苏联。毛泽东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同行,另带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为了表示访苏的决心,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
接到毛泽东电文后,斯大林先后于4月29日、5月10日发来两份内容相左的电文。在后一份电报中,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动身时间。关于毛泽东是否前往苏联,中央领导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暂时不去苏联为宜。理由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关头。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建议斯大林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华。后来因为战局仍处于动荡状态,出于安全考虑,苏方不能来人,毛泽东访苏计划也只能搁浅。
又过了将近两个月,毛泽东于7月4日再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5日前后动身北上苏联。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认为此时毛泽东仍不宜来苏联,于是婉言拒绝。从电文内容不难看出,斯大林是以中央领导人征粮为借口,有意拖延毛泽东访苏时间。对此毛泽东颇为不快,他说:难道苏联把征粮看得这么重要,乃至党中央的领导都要出去参加吗?
9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莫斯科。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说他有小恙,且忙于前线战事,请求将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后来因为战事紧张,毛泽东无法离开。故此,毛泽东又发电报致莫斯科,称正忙于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再次要求把时间改至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之后。
赫鲁晓夫:毛泽东难对付,他不吃死鱼
朱德、任弼时接机, 米高扬乘缴获的车来到西柏坡
米高扬来西柏坡,是中苏两党间的大事。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还在米高扬到达石家庄的前几天,担任翻译工作的师哲和汪东兴就拿着任弼时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附近找到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并做好守护和警戒工作。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迎接,然后乘一辆缴获来的吉普车走了160—170公里,来到西柏坡。
午后,几辆小轿车直接开到毛主席住院的大门前,从车上走下周副主席和4个苏联人。
毛主席握着米高扬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
客人一落座,毛主席说:“从石家庄到西柏坡的路虽说不算远,可是很难走。早就想修这条路,因为处于战争情况下,没有人力、物力,只能先打桩,再建设了。”
没多久,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也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等一一作了介绍,接着就亲切地交谈起来,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担任翻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任生活翻译。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说:“谢谢斯大林同志,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我们只是想说明我们的想法,如今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非常感谢。”
一阵寒暄之后,米高扬就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解释了斯大林为何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之原因。但斯大林婉拒毛泽东赴苏最重要的原因是,后者还没有成为一名正式的能够代表中国的首脑,因而,斯大林担心如果在中国新的政府没有成立以前与毛泽东见面,很有可能使国民党当局和美国借此对苏进行攻击。
主席一连谈了三整天, 初显新中国治理框架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住在西柏坡后沟。在这几天里,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共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
第二天,即2月1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几句话,做些解释。毛主席一连谈了三整天。
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
毛泽东还具体谈到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但联合政府不等于搞西方的多党制,国家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坐在一旁的米高扬插了话,表达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他大概的意思是,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露出不悦之情,当即反驳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1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见毛泽东不大高兴,米高扬急忙补充声明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自此之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问题,而只是静静地听着。
米高扬致电斯大林: 毛泽东是位了不起的领袖
毛泽东谈到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形象地提出了“打扫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方针政策。他说: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谈到我党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点给米高扬留下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到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除上述谈话内容外,毛泽东在拜访米高扬住所闲聊时还讲了一些话。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的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米高扬在注意地听,好似忐忑不安,对毛泽东的话似乎觉得高深莫测。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后来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话是在影射苏联。
米高扬这次来到中国,所见所闻都让他感受深刻,正如他在7日晚上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所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他同师哲私下交谈时说,你们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当总理的最合适的人选。会谈结束时,他表示,一定向斯大林如实汇报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
用鲜鱼和汾酒款待特使, 一年后访苏,毛泽东拒吃死鱼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中共方面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据毛泽东的警卫李银桥回忆:
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还有滹沱河里捕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中,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就脸红。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与玻璃杯子端起来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扬比呢?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
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这位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到1957年李银桥等随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莫斯科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
据说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