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那可是最好玩的事了。每到农历初一和十五，县城里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尘土飞扬，马路两边都是卖农产品的。有趣的是，那儿的许多东西都按个儿卖，不按斤两卖。鸡蛋七分钱一个，小个儿的可以还价。新鲜大枣一分钱五个，我记得有一种糖，不是很甜却很香，焦焦的脆脆的，三分钱一块，一块能吃好半天呢。从小没少吃巧可力的我，那时候想吃这种糖都得等到赶集的日子。还有就是糖水，其实就是把一粒水果糖（没有任何水果成份！）放在玻璃杯里，用开水冲化了，淡黄色，二分钱一杯。再有一种用泥巴做成的小鸟样子的小哨，一吹“啾啾”响，三分钱一个。对了，我还看到过叫花子偷东西，那叫花子老头儿手里拿根棍子，棍子的一头有一个带倒钩的铁钉，在一个卖沙果的地摊前，老头儿趁着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当口儿，用那棍子迅速往果子上一戳，果子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他的破篮子。那动作之神速，跟他走路蹒跚的样子绝对联系不起来。小餐馆里要饭的人更绝，他们不开口，就往你旁边一站，把手伸到胳肢窝里挠几下，捉出个虱子，双肘往饭桌上一撑，就在你碗边上“嘎蹦”一声把虱子掐死，你说，这饭你还吃得下不？那些要饭的个个白白胖胖，红光满面，很让人反感。
息县的花炮特别好，都是我在北京从没玩过的。有钻天猴，有天女散花，有在地上跳的，转的，蹿的，有往天上钻的，花样特别多，有一种带降落伞的，放完花炮还能得到一个小降落伞，我最喜欢了。
想来那时候的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比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没有任何学习上的压力，在记忆中，没有考试测验，作业也很少。每天下了学就是疯玩。绝对无组织无纪律.。只有一次，我们被集合到了一起，由一个干校的大学生教我们唱歌，他拉着手风琴，一下午教了我们好几首，有《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我们那些天就挥着棍子互相比划着砍来砍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真是开心。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特殊的环境里，一切艰难与困苦，忧愁与烦恼，都让我们的父母承担了，属于我们的只有快乐。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南面那个小楼的西头，是干校的医务室，干校干部和家属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在那里解决问题。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地的老乡也找上门来看病，因为不收钱，再加上医务室有个姓张的大夫，针灸扎的特别棒，慕名而来的当地人越来越多，最后一传十，十传百，“北京来的大夫看病不要钱”的消息在周围十里八乡传开了。以至于每天早上医务室还没上班，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有不少老乡是赶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夜路，天不亮就等在门口的。因为医务室和干校幼儿园在同一个小楼里，我们每天放了学就跑到那个院子里玩，放假的时候更是如此。我看到那些等着看病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有由家人搀扶着的老人，有怀里抱着的孩子，更多的病人是用门板抬来的，躺在被子底下“唉唉”地呻吟着。 病人多了，医务室很快就招架不住了。有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女孩，好像就是前一篇里提到的，去北京接我们的那个叔叔的女儿，也就十五六岁吧，立即被医务室收为了编外“大夫”，红药水呀紫药水的就成她的活儿了。张大夫看她灵巧，还教她针灸，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也上阵，动手给病人扎针。从小就喜欢给布娃娃打针喂药的我看着，那叫一个眼谗！于是我有事没事就找借口进医务室，去看他们给人治病。后来我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份“工作”：发号。我把白纸裁成方块，写上数字，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发给等候看病的老乡。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拿到小纸片儿，就像拿到了救命符一样，那场景，每次回想起来，心灵深处都会有一种震撼。后来我们搬到固始以后，也是常有老乡找上门来求医，在固始，我就住在干校医务室对面。有个妇女背了个十几岁的男孩找到医务室，男孩腿上烂了个大窟窿，烂得露出了骨头，已经不能走路了，医务室的几个阿姨天天给那男孩打针换药，后来就把这孩子的腿治好了。还有一个老太太，眼睛睁不开，用一根细麻绳勒住上眼皮绕着脑袋绑一圈，硬把眼皮子向上吊着撑开，也找到我们干校医务室。我一直在想，我后来走上学医这条道儿，是不是跟那时候有关系。
在息县，还发生过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大事：有一次我到淮河边去玩，有一片河滩水很浅，都快走到河中心了水还不到膝盖，至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我玩疯了，趟着水使劲往前跑，突然，一脚踩空了，河水一下子没过了我的头，脚下没了底，紧接着就觉得身体在水里不由自主地旋转起来，什么都还没来得及想呢，一股水流的力量又把我推出了水面，我刚换了口气，就又被“抽”回到水里，我明白我落水了。至今，我都佩服自己当时的沉着，我告诉自己千万别用鼻子吸气，我知道应该使劲踩水，我咕咚咕咚喝了很多水，当我再也憋不住气的时候，又一股水流把我再次推出水面，我大喊：“救命啊！”“来人啊！”之后又沉了下去，我使劲踩水，可头怎么也出不了水面，我想这回我要死了，我害怕了，我才只有十岁啊！就在这时候，水流再次把我顶出水面，我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大木头桩子，就死命向木头桩子“游”去，所谓“游”，那完全是出于求生本能的“狗刨”式，我命大，一个浪把我推到了木桩子前，我紧紧抱住了那个木桩子！我没死！
我抱住的是一根桥桩，一座正在建设中尚未完工的新桥，桥上挂着大标语牌子：“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建桥的工人们从桥上向我跑来，一个叔叔俯下身子，抓住我的手，像拎小鸡子似的把我从桥底下拎了上来，我浑身发抖，哆哆嗦嗦站在一圈人中间。后来怎么样了我就不记得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我没告诉任何人，钡胶芏嗄暌院螅?孟裎叶忌细咧辛耍?鸥嫠吡宋衣瑁?Φ奈衣韬笈铝撕枚嗵臁Ｈ怂荡竽巡凰溃?赜泻蟾！Ｓ忻挥泻蟾Ｎ一共恢?溃??竽巡凰朗钦娴摹：罄次宜愎???舷壬?滴颐?卸嗨??黄?粞螅?胨??兑恍??/font>
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干校转移到了固始县。我们还是住在一个县中学里。这回我们不住集体大宿舍了，那个学校有个杂物房，干校的人把那房子隔成了三间，我和妈分到了一间，很小很小。我们的房子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我见那里的妇女洗衣服都用棒槌打，发出有节奏的“叭叭”声，挺好玩的。有一次妈不在家，我想给妈一个惊喜，便找了两件我妈的脏衣服拿到河边去洗。可我没有棒槌，于是找了块大石头，心想用什么砸不是砸，道理都是一样的嘛。衣服洗完了，在水里漂干净，拧干，晾起来一看，我傻了，衣服上大大小小都是窟窿。
在那小屋没住多久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医务室对面，跟小玉家是邻居。我们也不用天天吃食堂了，可以自己做饭。没炉子，更不要提什么厨房，就在房前空地上，用三块砖头，左联右联加横批，上面放个锅，下面烧麻杆儿。老乡见我们起伙了，就常来卖麻杆，还拿着家里种的菜来卖，记得我们老吃丝瓜，也许是我那时候不喜欢丝瓜那个味儿吧，所以记得清楚。有时老乡还来卖河虾，活鱼，甲鱼什么的。有一次妈花了四毛钱买了只甲鱼，放在脸盆里养着，我们几个小孩蹲在地上围着玩，忽然那甲鱼，就是那王八，下了一个蛋，没过一分钟后又下了一个，一连下了三四个，我们几个兴奋极了，拿着蛋，终于大声的，理直气壮的说着那个平日不敢随便说的词：“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可算过足了嘴瘾。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玩具，也没有任何课外读物，除了听喇叭里天天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外就没别的了。有一次不知谁拿了本小人书，没头没尾，但却是彩色的，我们围着看，一遍又一遍，最后人人都能把整本书背下来：“天上黑呼呼，老狼离了窝，地上打个滚，老狼变外婆。。。。。”想想看也真够可怜的，这种现在两三岁孩子的歌谣读物，我们几个九岁十岁的孩子却读得津津有味。
干校又要迁移了，要迁到离县城很远的地方，妈做出了一个决定：送我回老家。我离开了干校，离开了只生活了一年多的河南。一年，现在好像一眨眼就是一年，可对我来说，那一年却很久很久，我经历了人生中太多的第一次，它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
好像该写的都写完了，却又想起一些零七八碎 ，算了，结束吧。
附：知道吗？我们在固始住的中学校舍，以前是最早的县医院，那个我住过的放杂物的小房子，曾经是太平间。这事儿是我到大连以后才知道的，告诉我的人说，当时住房紧，没办法，只好对我们隐瞒了事实真相。难怪呢，那房子后面有好几个蛇窝，我见过好粗好粗的蛇，紫底黑花纹，盘在房后晒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