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底，妈把我从河南干校送到嘉兴外婆家，那是我快满十一岁的时候。我们先从固始坐车到武汉，在武汉的一个拥挤不堪的澡堂旅馆住了两夜（好像是两夜）。印象中除了去东湖玩了一下，其他时间就是在排队买船票。妈认为小孩子要多些见识，多些经历，所以决定带我坐一次大轮船。但没料到的是，我们乘坐的东方红3号江轮，在快到南通的时候发生了大爆炸，我又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等哪天再来讲讲那个故事吧。
在北方长大的我，管妈妈的妈妈叫外婆不习惯，叫姥姥老家人也不习惯，所以干脆跟着舅舅的孩子叫奶奶。奶奶家当时还有二舅妈和一个小表姐。二舅是反动学术权威，关起来改造了，不住在家里。大表哥和大表姐都插队落户去了。小舅也在乡下教书，但可以经常回家。
我第一天在那里上学是小舅带我去的。学校叫汽钢厂五七小学。嘿，刚离开“五七干校”又进了“五七小学”，瞧咱这“五七”道路走的，真够坚定不移的啊！我被安排在三连一排，就是三年级一班。记得在教室门口，小舅跟老师说我听不懂嘉兴话，请老师适当照顾照顾，请她上课尽量用普通话，老师答应了。周末小舅回来，问我在学校学了什么，我说：“我们在学压分。”小舅不明白，让我把作业本拿出来，我指着我做的“压分”作业给小舅看，小舅笑翻了：“这叫‘约分’，你老师的普通话也太烂了。”我反驳道：“就应该是压分，你看，把4/8压缩成1/2，把4/16压缩成1/4。”我真没觉得老师哪里不对。
那儿的红小兵标志跟北京的不一样，北京的是菱形的，红底黄字，戴在左臂上。嘉兴的是长方形的，就像名片那么大，也是红底黄字，用别针别在左胸前。河南的是什么样儿的我忘了。我在三连一排上了没几天学，学校就放了寒假。我拿到了一张成绩单，这是我自打上小学后拿到的第一张成绩单，我把它保留至今。那时候好像没有考试，成绩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即使有分数也不是考的，是老师把你上课表现和平日完成作业情况都算上，瞎给的。课程除了语文、数学，还有常识、劳动、军体和革命文艺（图画和唱歌），第二个学期又加了毛泽东思想课。我上课爱搞小动作，爱说话，只跟几个会说普通话同学在一起玩，所以成绩从来没太好过，还背上个不团结同学的罪名。
记得有那么一阵子，举国上下都在大唱两首革命歌曲，一首是《国际歌》，一首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音乐课上先学，然后就是天天唱，上课前唱，放学前也唱。还搞歌咏比赛，班与班比，年级与年级比，学校与学校比。最好笑的是，学校出去搞课外活动，排队走路的时候班长一起头儿“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预备------唱！”本来走得挺快的，一踩上《国际歌》的4/4拍，队伍的行进速度就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可后面的班级唱的是“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这样一来，前面班的队尾和后面班的队头就堆起来了，乱轰轰的特有意思。
除了这两首歌，就是唱样板戏了。每节课一打预备铃班长就起头儿，可能是嫌“我家的表叔”太短，唱起来没劲，班长净找那长的唱：“一封-------预备唱！”“一封请帖藏毒箭，风云突变，必有内奸。笑看他刀斧丛中摆酒宴，我胸怀着革命正气，从容对敌，岿然如山.............。”老师知道我们得唱上一阵子，也不急，或者进了教室又想起了什么又出去了，我们唱完不见老师来，班长再起一个：“八一三-------预备唱！”“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山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等两段样板戏唱完了，小半堂课也过去了。我记得我们还常唱“听奶奶讲革命”，“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要学那太山顶上一青松”，“穿林海，跨雪原”等好多，但唱词现在已经记不全了。记得放什么假的时候，小舅带我到他和表哥表姐下乡的地方去玩，我记得叫塘汇公社徐王大队。他们正好在公社演《红灯记》，小舅演李玉和，表哥演磨刀人。轮到表哥上场时，他扛起个长条板凳，喊着“磨剪子来------镪-----菜----刀------！”就走上台去了。人家都在台下看戏，而我在后台看，觉得跟人特不一样，感觉特好。
有一天，全校师生被集合起来，一排一排坐在教室前的空地上，革委会主任（也就是校长）神情严肃地向我们宣读了中央重要文件：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了！那个我们天天祝愿他身体健康的林副主席，一下子成了叛党叛国的反革命。紧接着老师就让我们把林彪的画像上交，课本里剪不下来的就打上叉叉。反正我们是彻底被搞糊涂了。不过孩子就是孩子，糊涂归糊涂，可谁也不会去多想，该怎么玩还怎么玩。那阵子一会儿兴踢毽子，一会兴拍皮球。就像现在的孩子一会儿兴玩溜溜球，一会儿兴玩变形金刚一样。我们的毽子都是自己做的，找个铜钱用布缝上，鸡毛就从大公鸡的尾巴上拔，又好踢又好看。长大成人之后我还买过几次毽子，今年夏天就从北京买了一个回美国呢，可没有一个能赶上我自己做的好踢。皮球也能自己做，你信不信？当时皮球有两毛一个的和一毛五一个的，两毛一个的有彩色花纹，但不如一毛五的好拍。有的同学买不起就自己做，用纸揉成团当芯，用皮筋一圈一圈往上缠，缠紧缠匀缠圆，照样能拍，还能拍出花样来呢。想想现在的孩子，除了会做算术语文还会做什么？
有那么一天，老师发给每人一张油纸、一张草纸和一根纸绳，让我们回家后拉一点大便在油纸里，第二天交到学校，说是县“血防站”要来普查血吸虫病。第二天早上上学时，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个黄草纸包，调皮捣蛋的男孩子们喊着：“点心来啦！点心来啦！”把纸包在别人面前晃来晃去，害得女孩子们鬼叫着乱跑，真是讨厌。几天之后，学校的小黑板上还真公布了一些得了血吸虫病的学生名单，我们班一个男孩的名字就在上面。后来他们都得到了免费治疗。
忘了是什么时候，学校来了个姓袁的老师，是东北人。听说是长春的一个部队转移到了嘉兴附近，袁老师是随军家属。袁老师一开口，我觉得亲切极了，除了收音机，好久没听真人讲那么好的普通话了，我觉得全校同学当中只有我一人能和她媲美。但实际上，我那时已经说得一口标准的嘉兴话了。袁老师教我们班语文，有一篇课文叫《决不能怜悯蛇一样的恶人》，其实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那时候什么都要跟阶级斗争挂上钩，什么都要与政治相结合。有一回奶奶心血来潮说要考考我，要给我听写，听写我最不怕了，来吧，我胸有成竹。可她不考我课文里的字，说：“你写，‘奶奶有副滑稽的眼镜。’”一句话里我画了三个圈。又考了几句，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反正每句里面都画了圈。我觉的特丢人，特没面子，眼圈都红了。为了帮我挽回面子，小舅又考了我几句，好像是“红小兵永远跟着共产党”之类，还是小舅会给我台阶下。
我们学校有不少残废孩子（那时还没有“残疾”这个词），有瘸腿的，有株儒，有长得怪怪的，就是人们说的怪胎。比如有一个女孩，肚子特别大，腿特别细；还有一个叫端端（断断）的女孩，只有一条胳膊。一开始我挺奇怪的，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附近福利院的孤儿。有一次我跟着同学跑到福利院去玩，那里除了小孩也有不少孤寡老人，还有很多盲人和智障人士。小时候没那么多词儿，就知道一下子看见了那么多的瞎子和大傻子小傻子。我们还跑到婴儿室，里面有一排一排的小床，每个床里都有一个婴儿，乖乖的很安静，有几个是豁嘴，就是唇裂，但笑起来还是那么可爱。靠近门口的台子上，放着一个脏兮兮的襁褓，里面一个很漂亮的婴孩，是刚被人捡到送来的，等着阿姨给洗澡换衣服。院子里一些老人和大一点的孩子在剥蚕豆皮，剥一斤可以挣二分钱。别看断断就有一只手，剥起来可快呢，她用牙把泡好的蚕豆皮咬开，再用手一挤，蚕豆仁就出来了。她口袋里就有好几毛零花钱，真让我羡慕死了，我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很多年后，我回老家时问起过断断，听说被一个驼背乡下人娶回家了。
在嘉兴汽钢厂五七小学读了一年多一点点，我就去了东北大连。后来学校改名成了嘉兴县新兴小学，那是我在嘉兴的小朋友后来写信告诉我的。几天前上网去找寻这个学校，却没有找到..............
我的第一张成绩单：（即一张对折的传单纸，这是第一和第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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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张成绩单（里面）：
这是我的第二个成绩单：（里面）
在外婆家的房后．手里拿着心爱的鸡毛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