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经历的黑暗太多太长的缘故，这运气一来便也是长久的，至少我希望如此。不过，走向光明的路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被面试后就没有了消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我给格瑞格发了一个电邮，内容大意是，为了不耽误他们做出决定，我愿意澄清一件事，那就是我现在虽然白天有课，但不难找到代课老师，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回复。
很快，格瑞格回了一个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把你的课缕顺了。
我至今仍觉得对不起特蕾萨，她刚刚交给我两个下午的课，我就要离开。特蕾萨没有阻拦，其实她心里也明白，她不能给我全职工作，我离开也是迟早的事。不过，是她替我找了一个高等数学的代课老师，这位老师是她们早就面试好，一直没有用，而这位仁兄也一直没有工作，人家一旦需要，马上就来了。
我进入美国银行的时候其实正是他们加拿大的资讯部即将大批裁人的时候，这个部门用的是老系统，美国人利用这批加拿大人将老系统上的数据转移到美国的新系统上，然后解雇他们。与已往我所经历的解雇不同的是，被解雇者两年以前就接到了正式通知，他们全都知道正在给自己掘墓，然而却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没有一个搞破坏的。他们的离职待遇不错，有工作年头儿长的可以完全不用工作而保持现在的收入水平至少一年。
在过去的两年里，陆续有人离开公司，每到这一时刻，要离开的人会提前接到通知，同事们会自发地请这个人吃饭，一般到正式离职的前一天，公司部门经理还会以公司名义请一顿告别晚餐，大家喝着啤酒依依话别。
我从一名新人成长为主持加拿大美国银行主网站的负责人，与Kevin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当然了，是Kevin把我介绍进美国银行的，他不帮我谁帮我。另外，同组的美国搭档们也对我十分友善，每当他们让我做一件事，总是给我一些线索，让我的工作更容易。这样的好运气在人的一生中，大概也只有一次。
美国大公司的经理与中国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双方的管理有相似之处，政策法规相近了，管理人的想法和做法也就一样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被邀请到美国，经理格瑞格凑机会让加拿大方的三个同事陪我一起去，免得我孤单，到达当天下午，从三点起就允许同组的伙计们不上班了，来到附近一个酒店喝啤酒，还邀请了公司二把手、数据库组的经理以及几个我从未接触过的技术高层也被邀请了过来，最后由我的经理用公司的信用卡结了帐。美国也有公款消费，也有找机会还人情的事。
不过，美国的公款消费是有预算的，钱不用也就被公司收回了，据说那样的话，经理可以拿提成，但每年我们的经理飞来一次，我们飞去一次，吃住全包，都是大酒店，总是把预算花得光光的。我记得我第二次去出差时，也是出去喝啤酒，经理就让我们加拿大方的一个人用公司信用卡结帐，并说：“你付帐，我批准，反正我们一直在聊与工作有关的事。”
经理对我们的出勤管得不严，只要按时完成任务，少给他惹麻烦就行。同时，经理身体力行、以身做则，每次有事他总是被第一个被呼叫，碰到节假日，他也尽力值班。如遇我们组员与其它部门发生矛盾，他也奋力保护本部门的利益。
美国银行让我觉得我找对了位置，什么叫找对位置呢？据我的体会，如果人家交给你的任务你都能完成，并不断碰到一些挑战，通过调查研究，你又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问题，这个位置你就找对了。在加拿大找对位置很重要，如果你的岗位有太多的难题，那么你可能并不胜任这个工作，迟早要被淘汰；反之，如果你的工作过於轻松，那么你工作不安心，这种情绪一般自己并不觉得，但老板可不傻，一到风吹草动，你就是被考虑的下岗对象了。回想我被史密斯解雇，也是在我暴露了我的计算机背景和正在教课之后，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回想从移民之初到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经历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在这七年里，我一直不好意思与中国的老朋友、老同事联系，自己没混出个人样来，怎么联系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出了国以后，就立刻杳无音讯的原因。
要被人家接受，就要融入人家的社会，融入得越多越好，而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亚洲是占主导地位的，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所以要想改变就显得特别的困难。比如说，中国有句俗话叫“要知道自己行老几”，故此，中国人大都谦虚谨慎，而西方人的英语里没有这样一个俗语，他们的头脑里也就没有这个概念，因此在各行各业里就出现了一些西方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会”，而其实在中国人看来“一点儿不会”或至少“不如想象得那么会”的事。
虽然许多西方人大言不惭，但他们通常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他们只管自己该做的事，并努力把自己的事做好。这种风格在某种情况下会令中国人认为他们不关心别人，例如，我与中国人亦或在海外长大的华裔讨论事情，对方会关心地问：“你能如何如何吗？”或“你怎么能如何如何呢？”，这些问题用中文听起来会让你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人家在为你着想、在帮你做最坏的打算。而西方人大概就会问：“如果我这么这么做对你是否方便？”，换句话说，人家这么做能否跟你的工作衔接上，而具体你怎么完成你的工作，人家不管。在西方，如果你问“你能如何如何吗？”，就会被认为你在故意难为人了。
与西人聊天，你会发现他们用“ I think”很多，意即他说的话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不一定正确，这样可以避免争论。而我与中国人聊天，总会不知不觉地抬起扛来。
许多移民朋友抱怨与西人聊不起天儿来，没有共同话题。而我就注意到，每当我们聊天时，如果有中国人说道类似“中国也有这个”或者“在中国我们也是这样做的．．．”等等试图与中国做比较的话时，谈话便嘎然而止。人家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也就不敢妄加评论，如何能接你的话喳儿呢？这让我联想起我出国前在一个语言短训班里，一位同学问新西兰老太太外教对台独怎么看，那新西兰老太太当即回答：“我想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记得我当时还觉得她的回答如此生硬，现在想来她很坦率。
另外，我周围的西人同事都很注意不说错话，如果他们告诉你一件事或一个地名，大都是对的。而自我来加拿大以后，从中国朋友那儿得到的无论是地址、网址、名字、数据，百分之九十都是不准确的。我想这大概与西方的法律不无关系，在加拿大你告诉错了一个地址不要紧，如果由此引发一个事故或损失的话，你就有可能被告上法庭。
这里有几个案例。有一次报纸上披露一人邀请几个朋友来家里聚会，其中两人从后院的平台上往游泳池里跳，结果游泳池太潜摔伤了，这两位“朋友”就告了主人没有及时警告他们。我听说在加拿大如果你邀请朋友来家聚会喝了酒，又让他驾车回家被警察逮住，你就有可能会负法律责任。
七十年代，美国的约翰逊太太给她的卷毛狗洗澡后，竟把它放在微波炉里烘干，结果卷毛狗口鼻出血而惨死，把个老太太吓出了心脏病。老太太状告著名生产商肯莫尔没有标示不能在微波炉里烘干活狗，获得了赔偿。虽说这是新产品投放市场之初的一个案例，可谁又敢保证不会被莫明其妙地起诉呢？
另一位81的美国老太太在麦当劳买咖啡，加糖时不慎碰洒了造成烫伤，状告麦当劳咖啡太烫获得赔偿。凡此种种都或多或少地在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受到影响，加上一不小心，被老板看不贯就遭解雇，更令到西方人严谨做人。
西方人的日常行为一方面原于生活，另一方面来自学校。我记得我上小学时，学校是不教如何过马路的，也没教过遇到坏人该怎么办，然而我儿子却“无师自通”，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老师教的。有一个星期日，我家的电话铃声大作，我拿起电话，对方声音严肃：“这里是911中心的追踪电话，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我可以帮你？”
我心中生疑，便问：“我们没有打911，你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
“有人从这个号码拨了911，我现在追踪这个号码才给你打的电话，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我可以帮你？”
我在一楼大声地问正在二楼玩儿的儿子，儿子害怕了，承认刚才拨了911，但吓得拒绝下楼来在电话里解释。我对着电话道歉，但对方用命令的口气说：“请你等在那儿，不要动，我们要派警察去查看一下。”
大约二十分钟，一个警察驱车赶到，我向他解释后，又叫我儿子出来。警察仔细地端详了我儿子一会儿，和蔼地问：“是你打得电话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以后不要再这么玩儿了，911是为有紧急情况的人预备的，你占用了，别人就耽误了，明白吗？”
警察先生走后，我问儿子怎么想起打911，他说上课时老师讲了，他只是想试试，打通就挂了。
我很欣赏这样的教育。大凡做父母的都有体会，孩子不听父母的、听老师的，如果老师把人生哲理和行为准则在学校里作为知识传授，那么孩子们长大后怎么可能是一个随便的人呢？
在了解了西方人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之后，与他们的交往也会变得容易多了，这是“弃暗投明”的关键之一，加拿大移民局要让你坐累计三年的“移民监”，才审核你的入籍申请，看来还真有道理。
二○○四年三月，我入籍成了加拿大人。
二○○六年元月 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