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留”中的高人

在美国认识了老Z，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美学生，在一所长青藤大学攻读土木工程。198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得到组织上同意，继续读博士后。1983年妻子来陪读，老Z萌生了不回国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党员还比较正派，是非分明，知道不回国是错误的，必须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才能心安理得地在美国住下去。

读博士后的人都不是书呆子，老Z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他先凭着自己长青藤博士学位和修过的两门经济学课程，在世界银行谋了个差事，即保留了自己的中国护照和中国公民身份，又可以合法在美国居住，还不用交所得税。另一方面，让妻子获得绿卡后申请入籍，生了一儿一女，一家子除了他，都是美国公民。

老Z还是我党有自觉性的党员，主动到大使馆向组织交待，提出三点要求：1/保留党员身份，按时交党费；2/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在世界银行工作；3/如数交还国家给自己付的学费。使馆请示北京后，接受了老Z的要求。

80年代初，常青藤一年学费五六千，在那个时候是不小的数字。老Z开了一个银行帐户，每个月往里面放钱，并把户头帐号也交给了大使馆教育处。若干年后，账户里的钱增加到了几万，足够还清学费。教育处人员更换，没有人知道这个账户的存在。那几万在银行里一年又一年地生利息，老Z绝对不动，国家什么时候突然想起来还有这么一茬，他就把钱取出来，还给国家。

老Z在世界银行干得很出色，很快50万以下的投资项目不必向上级请示，他自己就可以批。他很自豪地说，香港一家自行车厂的经费就是他一人经手的。每年回国探亲（世界银行报销），他都向组织上汇报世界银行内部运作情况。十年后，国家发现这个不经意安插在敌人金融大后方的“卧底”很有价值，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挖过来。

国家许诺他高薪、房子、工作、待遇，他同时看到了在中国发展的机遇，便向世界银行打报告辞职，并提出三点要求：1/保留世界银行顾问职称；2/保留回世行工作的权利；3/像所有世行员工一样，孩子的大学学费由世行付。世行接受了他的要求。另一方面，他让妻子学怎么买卖房地产，拿到了“21世纪房地产公司”经纪人执照。

老Z带着一家人回国了，正值中国一项重大工程设计开工，老Z的工程博士背景又派上了用场。又是金融又是工程，老Z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整天吃香喝辣，跟随代表团到处出国“考察”。凭着自己在世界银行学到的金融知识，在中国金融界摸爬滚打，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咨询公司，先后给中国100多个新兴企业投资，许多成了今天中国市场上的佼佼者，自己获利的个人资产上亿美元。妻子在北京倒腾房子，搞得热火朝天，也是腰缠万贯，收入按“外籍人士”交税。两口子经常回美国度假，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子女，照料在美国的两栋房子。

不久前，老Z又回美国度假，顺便准备把房子卖掉。孩子们早就毕业了，儿子在新加坡搞金融，女儿在美国是眼科医生。有近10年没有回华府了，把老朋友约到一起聚了一次。老Z没变多少，一眼就能认出来。他还是那么低调，说话和蔼可亲，住很普通的旅馆，衣着很平民化。妻子倒是有点富婆的样子，好像做过整容。老Z说他处于半退休状态，给人当个顾问，具体事务都是别人做。在香港买了一套高级公寓，常年定居香港。把自己国内的巨额资产转移到了新加坡，并获得了新加坡国籍。这次来华府的目的之一，是找世界银行的老部下咨询，如何合法逃税。

“学费还了没有？”我们都问。

“他们不提，我也不提，” 老Z笑眯眯地说。

老Z是高人，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