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史密斯工作期间被Seneca的计算机系主任Valerie聘用的，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离开专业时间太长。
这是在2002年的五月，距我硕士毕业回到加拿大不到一年。与我同时被录用的还有五个人，由一个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给我们进行一周的培训，博士是个白人妇女大概三十五六，在Seneca有个小办公室，但不知是不是全职教员，培训老师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不然早下岗回家了。在加拿大，大学博士也不过如此。
我是以教J2EE(高级Java的网络应用)被召进去的，但却是以教初级Java开始的，原因是学生人数在下降，没有人报名，我预感到经济下滑开始影响学校了。
为了工作方便，我们搬到了离Seneca学院较近的Apartment(租住楼房)，这就是著名的Keele大街和Finch大街交口，说它著名是因为这里是黑人区，治安很差，因此租费便宜。与此同时，我们也买了自己的House，离交付使用也差不多整整一年。
我每周教两个上午的课，下午去史密斯上班，现在想来，那时是我真正开始上路的时候，不过在当时只是想一定要好好讲，一定要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位置。
学生们来自不同国家，总的来说我的偏见是，中国大陆学生最认真，成绩也最好；本地的白人学生多数尚需逻辑思维训练，学编程比较费劲儿；非洲裔学生和南美学生只要能跟得上，必定有个小聪明，但作业不求好，要是让他画个方，那方画得扁得象条线就交了。西亚、中东和前苏联学生最叫我头痛，他们喜欢抱怨，会把事儿抱怨到老师那儿去。印度学生则说话不算数且抄袭得厉害。
在我班上有两个白人女生，其中一人在该完成第三个大作业时，第一个作业才刚刚凑和上，后来的作业只能说完成了一半儿。在一次答疑时，她哭着对我说，只要让我及格就行，不要让我继续做作业了。
另一个白人女孩的最后一个作业一直拖到期末考试后的第二个星期都没有交，我记得那个星期是系里的学期总结会，会上主要是最后核对困难学生的成绩，以及宣布下学期的特殊注意事项。一般的说，在这个会后，每个学生的成绩就最后敲定了。开会的时候我被叫出去，说有个老师找我。一位本系的老师向我介绍另一位其他系的老师，然后就离开了，那位其他系的老师很客气地问我有没有一个叫某某的学生，她指的就是这个白人女孩。她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她的学习情况。”我立即大悟：这是个教工子弟，有人来求情了。
我回答说还有三天时间才是老师提交最后成绩单的时候，只要是在那之前电邮给我她的第三个作业，成绩没有问题。那个老师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来，那个女孩补交了作业，於是通过了这门课。
爱抱怨的学生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从阿富汉来的学生，他的所有作业都是补交的，并且没有参加期末考试，他要求补考。学校规定补考的考题至少要有50%与原题不同，这要求老师重新提交考题并判分，等於无形中给老师增加工作量，没有一个老师喜欢要求补考的学生。学生也大多知道补考的考题与原题大同小异，因此也就利用这一点来了解难度、题量和考点等。我按照学校的要求请他出示医生证明或其它证据，以便支持他不是无故缺席，他却说：“你并没有通知我什么时候考试。” 这种胡搅蛮缠实在太过公然了，象这类重要信息都在老师的网页上。
后来我把这个学生交给了学生辅导员，辅导员只跟他谈了一次就偷偷告诉我，说她不会让这个学生补考的。不过后来，据说他弄到了医生证明，不得不给他补考。
更可气的是，我遇到过不少学生，要求补考后，却又不来，说明他们只是在利用学校的规定，而根本不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后来，我有时会把补考题出得难一些，用来惩罚这些耍小聪明的学生。
即便有些学生搞小动作，然而第一个学期下来却没有一个学生掉队，我和班上的同学成了朋友，有时讲课时，大家还会和我开玩笑。系主任Valerie给我留条儿，说要“谈谈我下学期教课的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她，因为我知道不到签了合同不算一件事落定。
果不其然，她要谈的事是因为学生少，开不出那么多的课，学校不能留我继续教Java，她问我熟不熟Perl，我诚实地回答不熟。她透露给我秘密，尚有十个全职老师无法安排，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续约了。这让我意识到，全职老师所教的课不一定是他的强项，要是我说能教，没准儿就让我教了，怪不得这里的老师水平差那么多，一些老师就怕同学问问题，而另一些老师回答问题也是一头雾水，答案原来在这儿。同时，也暴露出象Seneca这样的大学院是多么的官僚，既然局势如此严峻，为何还要招聘新老师呢？
后来，我看到和我同来的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英国口音很重的、而且是教系统的老师居然留下了，令我佩服人家白人的生存之道。众所周知，学生是不喜欢上系统课的，因为课堂上全是老师瞎白话，看不见、摸不着，不写程序，也没有什么系统可以拿来解剖和实习，不少学生选系统课纯粹为凑学分，上课是为了休息。这样的老师如何能留下？不知这人是走的什么路子，我为Seneca叹息。
Valerie实际对我不薄，她说她可以推荐我到Seneca的夜校教书。夜校是专为白天打工的学生预备的，有些学生过不去某个科目，有时也选择夜校，有传说夜校比日校容易。我当即给夜校发了简历，封页上大字写着“Valerie推荐”。
很快，我就得到了面试。经过一个学期锻炼的我，敢大声地对本地白人说英语了，敢底气十足地用专业用语讨论技术问题了，有了这些做后盾，再加上不能给 Valerie丢脸的一股子勇气，我觉得那次的面试就剩我在那儿乐观地吹嘘我的“教学特点”了。外国人很喜欢这种乐观的气氛，也很愿意看到一个信心十足的人。
她们问我愿不愿意教一门新开的课，叫Perl。我差点儿笑出来，“怎么我这辈子看来是躲不过去这个Perl，这回绝不能把到手的机会拱手相让。” 想到这，我直视着她们，大声冲出一个字 “Yes!”
我在Seneca夜校一教就教到了现在，后来他们还把一门高级数据库的课程交给我，我自己还设计了一门新课Wireless Programming，就是无绳技术的编程。
此时正是史密斯把我调到了白班的时候，白天打工，晚上做老师，我象个两面人儿似的，生活开始有意思起来。
时间飞逝，一晃又是一年过去，这就到了2003年，说来我当所谓的教授也有一年光景，能在Seneca教三学期书，还是很给人绷面子的。於是，我决定展开了新一轮的找工“轰炸”。这次与以往不同，可以有的放矢，我瞄准多伦多的大小学院，在他们准备下学期课程的时候，发出简历。
果然，一所叫京士顿的学校被我“打中”了，当时的主任特蕾萨·叶面试了我，并当即请校长面试。校长姓Wong，这个拼法是香港的，到现在我也搞不清到底是“王”还是“黄”。校长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我在美国上学的那个校长是他的朋友，我点点头，不知他是不是在诈我。
校长又问：“你在中国工作的单位属交通部，简历上为什么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我反问：“我们在澳门时对英国人就是这么翻译的，也许用的不对，你认为应该怎么翻译呢？”
他没有回答，又问：“你说你在Seneca教了三学期书，是那个系？”
我没好气儿地回答：“计算机。”心想，又是明知故问，这类伎俩我见识多了，我不是骗子，随你问。
“校长是谁呀？”这种问法我不喜欢，外国人的职业经纪是不会这么问的，暴露出你不信任人，对人不礼貌。
“我不认识。”这是实话，又十分典型，在北美，我凭本事吃饭，根本不用管领导是谁。
“你不认识校长？”
哈！这一问，可该我说话了。我告诉他：“我只是签合同教书，我能教这些时间是因为他们需要我，我不关心也不知道校长是谁，他或她也不会在意我是谁，因为我想校长的职权涉及不到我。我的顶头上司是Coordinator(辅导员)，她们负责雇用、排课和协调矛盾，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提供三个参考人。”
没什么可说的了，京士顿的Wong校长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不一会儿，特蕾萨走进来，带我参观了各教室，介绍了工作人员，确定给我教一门课，这门课要把C语言和Perl放在一起教。
京士顿是所香港人办的私立学校，主要生源在印度。印度学生的通病是说谎，例如他们会对我说辅导员同意他补考，而又对辅导员说我同意他补考，却单单忘了我和辅导员用电邮不用见面就可以核实一件事;到交作业的日子他们会告诉我，作业已经完成，只是忘了打印，马上会电邮给我，可直到下次交作业的日子，也不见那电邮；他们还总是有人提出要回印度，理由一律是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去世；考试时的公然抄袭简直到了管不胜管的地步，这类事件每学期都有。我只能安慰自己：我只是出卖我的知识为生，我改变不了他们，也离不开他们，不然，我就没饭吃了。
两个学期下来，我向特蕾萨推荐我能教的课，经过一轮协商，她让我教下午的高等数学和晚上的计算机课程，这差不多等於一全职老师的工作量了。正当我发愁如何离开史密斯时，我被Laid off了。在从史密斯下岗之后到我进入美国银行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在Seneca和京士顿同时兼课，由於京士顿的学生认为我水平较高，许多学生还申请让我带他们的毕业论文，这又是一笔收入。那一年，里里外外我还真赚了不少的钱。
京士顿的钱比Seneca来得容易、也来得多，但Seneca的名声可比京士顿叫得响，毕竟它是安省最大的学院了。做老师的优势在於首先人家会相信你英语没问题，其次能把学生教懂，那自己一定是懂的，最后能教这么长时间，这人一定不是滥竽充数的。
运气基於条件，条件成熟了，运气来时就能一下子抓住。我的朋友李楠告诉我，他的公司要召一名开发人员，这个公司就是那家美国银行，此时它刚刚兼并了加拿大的一间财务公司。不久，美国大老板格瑞格来多伦多面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