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31日 - 冯雪峰因病去世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因病在首都医院去世，享年73岁。
冯雪峰，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扬等。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浙江义乌人。1919年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师范科，接受"五四"新思潮。1921年因参加反对学监的风潮，被学校当局开除。同年秋，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始写作新诗。他曾三次寓居虹口、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号）是其第二寓所、1930年5月鲁迅迁入该公寓，他随即也迁入该公寓2099号地下室。
柔石等五烈士牺牲后，他调任为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纪念五烈士；他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促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同年10月，在瞿秋白指导下，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新任务》决议，成为此后左联指导性文件。一·二八战争爆发，他与鲁迅等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等，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文化委员会书、中央上海宣传部干事，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冯雪峰居住在拉摩斯公寓时，与鲁迅相知相契，从学生到战友，在他生命的年轮里刻下深深的痕迹。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岁月啊。
1930年5月鲁迅迁入这个公寓，冯雪峰随即迁到鲁迅家西隔壁的地下室。地下室房租便宜。这房间大约15平方米，光线很差，那时他很穷困，常常连车钱都没有，只得向友人告借。但他是个守信的硬汉子，借了钱是一定会尽快还的。住在这里时，他很忙，晚饭大约在九、十点钟吃完，然后到鲁迅家谈工作直到深夜。
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鲁迅商谈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没有单位肯印这刊物，通过亲戚关系总算找到一家印刷所，老板提出要收高几倍的排印费，而且从排版到印刷必须一个晚上完成，天亮前必须把成品拉走等条件，冯雪峰都一一答应了。
《前哨》出版了，通过外国友人史沫莱特、尾崎秀实传到国外，国民党杀害革命作家的卑劣行径大白于天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在此期间，冯雪峰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为了纠正左联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瞿秋白指导下，冯雪峰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标志着左联已开始在摆脱左的干扰，这是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工作期间显著的成绩之一。
195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1954年，被解除《文艺报》主编的职务，并写检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1955年，被卷入“胡风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作检讨。
1956年，主持编注新版《鲁迅全集》。
1957年，被文化部党组定为“右派分子”。
1961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未得允许完成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愤而焚稿。
1967年，被打成叛徒。
1976年 因肺炎引起并发症，于1月31日上午11时，在首都医院去世，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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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周巍峙：读《两只锦鸡：周扬与冯雪峰》有感
作为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周扬同志，他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是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子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扬的确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周扬同志真诚地动情地向那些受过伤害的同志致歉，同时泪眼模糊地剖析自己。在谈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文艺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对鲁迅先生的意见尊重不够的缺点。作为一位文艺界长期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他具有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提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冯雪峰同志比周扬同志长五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至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至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在这次历史的会面之后，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文章中两人胸怀宽阔、对历史有深刻认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徐庆全新著《两只锦鸡：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写出了周冯的戏剧性关系。
《两只锦鸡》是冯雪峰生命的绝笔，徐庆全用作书名很有深意。书中比较准确地描写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牵绊、纠葛、恩怨，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
作者徐庆全同志，从1996年开始，致力于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也许正因为他不是研究文学史上的科班出身，他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反而是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不仅仅局限在文艺范畴内研究，而是把文艺活动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考察。书中对周、冯二人关系的考察，也是基于这个大舞台。舞台上远景，是我们党一幕幕波澜壮阔、丰富曲折的历史影像；而近景则是文艺运动历史上的一朵朵浪花。远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动的周扬和冯雪峰的形象，也就鲜活起来了，两人五十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还原到一个个历史场景中去；进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次“左”的大批判运动的历史，也在这种考察中清晰起来。
我很看重作者从历史大场景来定位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史这一特点。在1980年以前，我常听到周扬提到的一句话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而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意味着文艺界的每一次运动，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学史如果不与政治历史，也就是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要想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很难的。徐庆全同志在涉足文学史研究之前，就具备了丰富的党史知识，这就使他对文学史的研究，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感。
书中的资料非常丰富，有许多是首次亮相。徐庆全同志是从历史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实证史料等素养，他是具备了的。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具备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品格，古人称之为“史德”。按照古人的说法，“史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秉笔直书，“誉人不益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二是对于此前不甚清楚的、或者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经过自己的探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具有学术探讨的勇气和理智，尽力追求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他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却不是单纯地铺陈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地描述历史。应该说，这种探索难能可贵。
当然，我也不是对书中的观点或分析都赞同，而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学术研究也同样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况且，一本书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解决，同时也肯定有某些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和认同，也不妨碍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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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第2期刊载陈东林的文章，客观地介绍了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的历史以及姚文元父子同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的交往，从而揭示了姚文元平步青云的内幕，本报摘登如下：
1925年的春天，22岁的冯雪峰来到北京大学，借用同乡潘漠华的入学证件作为旁听生。他多次听过鲁迅的课，并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围聚集了来自浙江的10余名爱好文学的穷苦学生，后来成为进步作家的有潘漠华、柔石、张天翼、王鲁彦。他们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其中也有同乡青年姚蓬子。
1927年6月，在大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前后，在浙江担任国民党疆域厅第五科科长的姚蓬子，也由宣中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冯雪峰和鲁迅、潘汉年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筹办“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参加“左联”并担任执行委员的姚蓬子，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共同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开办湖风书店，出版《北斗》月刊。
1933年，姚蓬子调华北地下党工作。年底他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从天津押解到南京。在被捕期间，姚即公开登报声明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姚蓬子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干事、姚的堂兄周复农保释出来。以后便到国民党办的《大江日报》当副刊编辑，并领取特务津贴，与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在姚蓬子被捕的1933年底，冯雪峰受党的派遣离开上海去瑞金苏区。随后参加了长征。冯与姚重逢，是在1943年的重庆。在上饶集中营被敌人折磨得濒临死亡的冯雪峰，经过组织的营救，在这年出狱。由董必武安排到一个地方，一边休养，一边做些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姚蓬子的书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姚蓬子又靠近了进步文化界，从事一些救亡宣传工作。而中共党组织一方面为了争取他，一方面也需要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于是，姚蓬子成为一个浮游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两栖人。抗战胜利后，姚蓬子又回到上海，利用一些进步作家的名声继续开办书店出书。胡风曾经这样回忆道：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他现在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是名气并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以从优。说实在的，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由于30年代工作需要，冯雪峰和姚蓬子过从甚密。姚文元1931年12月生于上海。出生时冯雪峰就见到了他，直到1943年重新住在姚蓬子书店，他一直把姚文元当作小孩子。解放后，冯雪峰奉调北京工作，和姚文元就再没有见面。
1953年，上海开始普选人民代表，姚蓬子作为统战对象，被列为候选人。姚文元（时为上海芦湾区委宣传部科长）起初很高兴，但区委统战部随即向他了解姚蓬子历史，问他知道不知道父亲曾经做过中共干部……姚文元就写了一封信到北京问前辈和上级冯雪峰，到底父亲过去是怎样一个人。于是，冯雪峰就给姚文元写了复信。信的大致内容是：你是一个党员，我当然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把你父亲的事告诉你。他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加入党，加入过“左联”，也做过一些党的工作。大概在1934年被捕，大约因怕死，在南京自首了。但自首时尚未破坏过党的组织，这是后来调查过的。抗战时在重庆，他又和进步文化界接近，那时进步文化界也希望他在抗日的统一战线上尽些力……你父亲的确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耻地自首，人家都说是因为怕死，这大概是真的。抗战后，他选择了开书店的职业，可是不知为什么又弄成了商人的习气，他那种爱钱的性格，常常使别人吃惊。……前一个月，上
海方面要我证明他曾经掩护我的事，我已经证明了……
姚文元接到复信，不啻头上响起了霹雳。原来父亲“进步作家”的光环，一下子化为“叛徒”的阴影。他感到自己的前途一下子黯淡了。
1952年，《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重新出版了《红楼梦研究》。1953年5月，《文艺报》介绍了这本书。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蓝翎写文章问《文艺报》能否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文艺报》作转载，由冯雪峰起草的编者按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认为李、蓝文章“是30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冯雪峰不得不写出《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公开发表。12月，他的《文艺报》主编职务被免去。
姚文元立即想到，自己和冯雪峰的关系已经非但不能帮忙，还会引起负面作用。1955年3月，他在向领导汇报姚蓬子的历史问题时，又特意加上一笔：“由此我怀疑到一个问题：冯雪峰和姚是多年住在一起的，当我写信向他了解父亲情况，他回信给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都告诉我呢？”
1957年8月27日，在“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集团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标题，历数了冯雪峰的“罪行”。1958年1月，冯雪峰被撤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列为右派骨干。
《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冯雪峰后，姚文元立即开始构思一篇批判冯雪峰的长文。1957年12月，这篇题为《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文章匆匆草成。1958年2月在《文艺报》发表。从此，冯雪峰在文坛销声匿迹，而姚文元则声名大振。到1966年，他共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批判文章，政治上也青云直上。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病逝。执掌文化界生杀大权的姚文元没有忘记冯雪峰，他批示：“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的规模。”
1979年4月4日，冯雪峰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第四届文代会结束后的11月19日，在西苑饭店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送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邓力群等1000多人出席追悼会。而姚文元这时已经在监狱等候历史的审判。
《每周文摘》2000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