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捉蒋真相——孙铭九讲话不实！

西安事变捉蒋真相——孙铭九讲话不实！

来源：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9月

现在几乎所有正史都把他写成捉蒋功臣 -- 可他的同事并不买账...

张学良的卫队营捉蒋真相（ZT）

　　关于西安事变华清池捉蒋史实问题，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各种“史料”“回忆”众说纷纭，一直到现在，也仍有些材料甚至是一些教材中在讲到华清池捉蒋一事时，引用了不实的史料。

　　为了澄清临潼华清池捉蒋这一历史史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史编辑组，曾借纪念西安事变45周年之机，于1981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辩论核实会。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工作人员邓宏达、吴福章、丁雍年，原任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王玉瓒、卫队第二营中校营长孙铭九、一○五师一旅一团团长张治邦、东北军骑兵第七团团长陈大章、原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张学良随从副官朱宗愈，张学良胞弟张学铭，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人员王秦(当场录音)等14人。

　　我有幸聆听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虽时隔23年之久，但座谈会的发言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会议由张魁堂主持。郭维城在会议开始时说：“大家都是当时的当事人，不管以前是怎么说的，还是登了报的，都不算数，由今天这个会起，大家要说实实在在的……”

　　座谈会先由孙铭九发言，其内容大致讲述了他带队“捉蒋”的情况，随后由王玉瓒发言。

　　王玉瓒说：“1936年蒋介石前后两次到达西安，其行辕均设在临潼华清池。而蒋介石自己只带了二、三十名贴身侍卫，所以只要首先把张学良当时派的是哪个部队守卫蒋行辕驻地———华清池大门这个关键问题搞清楚，捉蒋的真实过程自然会弄个水落石出”。

　　王玉瓒接着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双十二’前临潼县城和华清池附近没有一○五师的部队，‘双十二’拂晓6时左右一○五师一旅一团才进入华清池外围地带，但没有进入华清池，也没有到过骊山北坡。”

　　王玉瓒问在座的原东北军一○五师一旅一团的张治邦团长：“你团进入华清池没有？”

　　张答：“你们完成捉蒋任务撤离华清池后，我团才进入华清池的。我们是处理善后工作的。蒋介石的随从人员死亡17人(包括秘书萧乃华和蒋孝先)是我们给处理的。”

　　接着王玉瓒讲了当时的实况：“1936年，蒋介石两次到达西安，都住在临潼华清池。张学良两次派去守卫华清池的部队都是卫队第一营。我根据命令要求，派连长王世民率其步兵第一连负责守卫华清池头道门及其附近公路；派连长邵兴基率其骑兵连驻十里铺，担任十里铺至临潼公路的巡逻警戒；又派排长金万普率其手枪排驻灞桥镇，担任灞桥镇地区的警卫任务。

　　蒋介石到达后，由他自己带来的卫士负责二道门以内和五间厅的守卫。蒋介石回洛阳过生日，卫队一营没有撤。

　　12月4日，蒋介石第二次来西安是乘火车在临潼车站下的火车，其行辕仍驻节华清池，卫队一营的步一连仍旧担任华清池头道门守卫及其附近公路的警卫，而蒋的侍卫依旧担负二道门以内和五间厅的守卫，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在座的各位如有异议请提出来谈谈。”

　　这时，郭维城说：“卫一营守卫华清池蒋行辕是事实，我愿为证明，不需多讨论了。”

　　这一关键问题被公认之后，王玉瓒问孙铭九：“你刚才讲的卫二营捉蒋过程，都是你率领你营王协一连50人完成的，关于卫一营的300多人捉蒋情况，你一字未提这是事实吧？”

　　这时，郭维城也问孙铭九：“你真的不知道华清池内有卫一营捉蒋吗？让我无法相信！”

　　王玉瓒又问孙铭九：“你说，‘你们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兵发觉，他(指卫兵)先开了枪，你们一个班长开枪还击，把他打倒’请问你们打倒的是东北军还是蒋的卫士？因为头道门是东北军守卫的呀，打倒一个卫兵就能冲到二道门了?”

　　孙铭九说： “我因等候白凤翔坐的第二辆卡车，后到的，我没看见，是听王协一说的。”

　　这时王玉瓒说：“你们卫二营到达华清池时，我们卫一营打到二道门已多时了。头道门根本就没有蒋的卫兵。华清池地处偏僻的骊山脚下，蒋介石是当时中国第一号人物，其大门卫兵不会只配置一个人，至少也得配置岗哨四人，由一个班长带班。另外在大门附近还得配备一个班的兵力，以防万一，这才是卫兵勤务的正常情况。而你们卫二营只打倒一个卫兵，不仅进了大门，而且也进了二道门，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接着王玉瓒讲述了他奉命捉蒋的具体经过：“12月11日下午4点钟左右，张副司令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去……’

　　张副司令在会客室里目光严峻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你营是守卫者，应先行动，要和孙铭九配合好做好这件事……’

　　12月12日凌晨二时许，我乘摩托车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长，传达捉蒋命令；随后又赶到灞桥镇，命令手枪排长带领全排战士迅速到华清池参加捉蒋；接着赶到华清池第一连，部署捉蒋事宜，命令一连连长派兵去缴住华清池西侧禹王庙宪兵的械，撤掉南大门的岗。”

　　这时张学铭插话问：“那天夜里带班的排长是谁？”

　　王答：“马体玉”，

　　张学铭点点头说：“对了”。

　　王玉瓒接着说：“大约凌晨四点，我只见二道门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进。

　　在枪声和手榴弹声响彻骊山山脚之际，我和一连连长等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过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一看，蒋介石住的三号厅的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蒋的卧室发现，人去室空，被子掀着，我们意识到，蒋可能越墙逃到山上去了。即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山搜查，孙营战士从右侧上山搜查。

　　当天已微明的时候，躲在半山腰大石后面的蒋介石不时地窥视周围动静，准备翻山逃走时，恰被卫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翟德俊等人发现，并喊道：‘委员长在这儿哪！’我闻声跑去……”

　　会上孙铭九还说是他同车送蒋去西安的，原东北军一○五师一旅一团团长张治邦立即插话说：蒋介石的车上没有孙铭九。那天，我的指挥位置就在公路拐弯路边的坎上，看得很清楚。

　　通过一天面对面地辩论核实，澄清了临潼华清池捉蒋的真相。

　　会后，当时的全国政协文史办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同志在1986年第6期《文史通讯》上，发表了题为临潼捉蒋史实全貌已基本查清一文。

　　文中说：战斗前华清池和大门岗由卫队第一营一个加强连守卫。王玉瓒于12日凌晨二时乘摩托离西安，经十里铺调了骑兵连，经灞桥镇调了手枪排，进至华清池，缴了禹王庙宪兵的械。时值一连排长马玉昆(即马体玉---笔者注)带班守卫大门，发动进攻。捉蒋是极其秘密的事，是由张学良将军亲自分头下达的命令，各部队事前是互不通气的。这是比较合乎史实的。

　　张魁堂副主任又在临潼扣蒋的兵力部署和主要指挥官(《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9月)一文中写道：如果临潼华清池扣蒋的部署真像孙铭九说得那样简单，带上几十人一冲了事，既不顾友邻部队，也不怕蒋突围逃跑，那将置张学良于何地？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就简单地交给孙铭九一人带几十人去办，不是视同儿戏？哪里还像一位久经疆场的30万大军的统帅？经过编辑组反复查证核实，临潼扣蒋的主要情况和参与人员清楚了，历史事实俱在，谁也不能改变。

　　如今，当年的当事人相继谢世，掌握第一手史料的人越来越少，有些史料难免会以讹传讹。笔者认为有责任澄清真相，故援笔为文，将历史真实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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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后中共为了撇清关系，不愿久留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后者不得不离开苏区。

　　孙铭九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后又躲进上海租界，再后来，干脆投靠汪精卫政府做了。

　　据应德田１９５６年的交代材料，孙铭九于１９４３年春在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跑到山东任保安副司令。

　　中间应德田曾一度投靠他。

　　应德田任河南伪教育厅长，孙铭久任山东伪保安司令。

　　后来孙铭久由又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

　　他于一九四五年冬，在东北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先遣大队被我军俘虏后到哈尔滨，始向中共抗联同志李兆麟投降。

　　全国解放后，孙铭九受聘担任了上海市政府参事，据他介绍，他原名本叫“孙明久”，后来去日本改为“铭久”，新中国成立后，柯庆施当上海市市长，聘他为市府参事，聘书上写成了“孙铭九”，从此也就这样沿用下来.

　　对他当,政府给的结论是：抗战爆发后，迫于生计孙铭九走过了一段弯路，反正越到后面混的越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