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瑞典南方的马尔默, 聆听过一次傅聪的演出。
我虽然爱好音乐, 但天性愚鲁, 始终进不了那典雅高深的殿堂。我去, 与其说是去听音, 不如说是去看人。
我刚进初中的时候, 就听说傅聪的名字。人们告诉我, 有一个弹钢琴的, 国家培养了他, 他却借出国演出的机会, 叛国了。至于他为何举翅不归, 没人告诉我, 我也不敢问。年长以后, 我曾一度锺情法国文学, 于是知道了傅雷, 知道他落在了五七年那场政治陷阱中成了右派, 知道傅聪是他的儿子。国内的劲弓一响, 在国外的他就惶惶不敢回巢了。
我第一次读傅雷的作品时, 他人已作古。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无聊的日子里, 两派无休止地打内战。我出身不硬，父亲正遭到批斗，自然小心谨慎，两派哪一边都不敢靠, 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所谓逍遥派。因为我爱好文学，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朋友, 难得他如此信得过我, 偷偷借給我一套傅雷翻译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傅雷那凝炼质朴而流畅的译文, 使我知道中国失去了一位多么伟大的翻译家。
八三年的冬天, 中国的文艺界终于透出春天的暖气，很多以前的禁书都陆续出版了。我在北京天桥买了一本《傅雷家书》。八四年元旦, 我一人蜇伏在贵州那十几平米的家中, 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我脚下是冰冷的水泥地, 窗外是阴湿的寒风。 我脚冻得发麻, 身子冷得打颤, 心却如潮水般汹涌。傅雷学识的渊博, 呕心沥血的教子, 痛彻心脾的反省, 处处在告诉我该怎样做学问, 怎样做人, 怎样做父亲。”只要你能坚强, 我就一辈子放了心。”“一个人只要真诚, 总能打动人的。 ”“我的孩子, 不要焦心, 要说你不配做我的儿子, 我更不配做你的父亲。” 家书中这些闪光的话, 我至今都记得。读完这本书, 我一直在想傅聪, 想在这样父亲的教导下, 他该有怎样的品格, 怎样的风怀, 怎样的情愫呢?
谁期十一年以后, 我在报上突然看到广告，说傅聪要到瑞典来演出了。我那时还在读研究生，就那点奖学金，要养一家三口，我还是下了狠心，一个月前就订好了票, 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那是北欧一个阴沉的秋天, 我和我儿子穿上最好的西装, 驱车赶到马尔默音乐厅, 去听傅聪演出。抵达时大厅里已聚集了不少人, 一个个都衣冠楚楚, 但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 似乎就我们俩。我不觉有点失望。
演出单上有傅聪的照片, 人似乎很魁伟, 但脸上已见岁月刻下的刀痕。他头发不多, 因而中间梳得有点蓬松。节目单的介绍上说他一九三四年出生于上海一个酷爱西方文化的家庭, 五四年赴波兰, 五八年后定居伦敦, 曾到过某某某某地方演出, 曾得过什么什么奖。对发生在他家庭和本人身上的一场场政治波涛, 竟不置一词。我读这介绍，总感到好像漏了什么。后来一想， 写这样一篇介绍, 一定是他自己的意思吧。这是他对那荒唐年月的蔑视呢, 还是他从中得到了彻底的超脱?
演出开始了。只见他出场时, 双手下垂, 悠然如闲庭信步。他的脸盘比傅雷宽大, 不像他的父亲那么清瘦, 想必从母亲那儿遗传了几分丰润。但是当他独立于一台外国演奏家之中时, 人显然不如照片上魁梧, 而且胸部有点单薄。这单薄的身躯和他多年承受的风雨似不协调。我不知道是这瘦弱的身体里自有特别刚强的毅力, 还是异乡风雨已经耗尽了他的心力。
他那天演奏的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25，一首专家认为最能体现莫扎特风格和抱负的协奏曲。我不是经典音乐的行家, 我只觉得他弹得欢快跳跃, 似乎在我面前展示了莱茵河畔春夜的篝火, 让我听到少男少女在乡间追逐的欢笑。 他弹到高潮时, 左脚就缩到椅下, 人就像陀螺一样向前倾去。乐曲休止期人则静坐如山, 偶尔用左手拂一下鼻翼—— 一个颇带东方色彩的动作。
我听得有点紧张, 因为是同胞; 我掌鼓得热烈而真诚, 也因为是同胞。但我的思想却常常脱逸出来, 想到《傅雷家书》中他们父子对音乐精湛的讨论; 想到傅雷对傅聪严酷而真挚的父爱; 想到傅聪二十余年后首次回国, 仅看到父母的两撮寒灰; 当这个中国人, 赢得了满堂黄须碧眼人的掌声时, 我真忍不住要落泪, 因为欢乐, 也因为痛苦。我不想说傅聪如何伟大, 但他是一个在铁砧上承受如雨的打击仍能奋力向前的人, 一个哪怕被逼到天涯海角仍能发出光华的人。一个能产生这样的人的民族, 是不可战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