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侯是不喜欢元宵节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元宵节一过, 学校也就开学了. 在一个孩子的眼里, “过年”具备了太多的诱惑力: 新衣服, 新玩具, 新书, 甜丝丝的冰糖葫芦和鼓鼓的红包. 当然还有不受老师和家长约束的自由. 记得小学的时侯写作文, 用了一句 “烟花谢幕, 爆竹入仓” 来形容元宵节后回归学校的状态, 我的语文老师给了我这样的一句批示 “刀枪入库, 天下太平”. 当时的背景是我和几个同学元宵节那天用摔炮 (又名砸炮, 就是一种砸在物体上会爆炸的小鞭炮)火力封锁了学校教师宿舍门口的那条青石小路. 看着平时老让我们靠墙罚站的年轻女老师尖叫着落荒而逃, 套用一句当时流行的广告词, 那叫 “够威够力”. 当然后果是付出了家长被请到学校及被迫写 “悔过书” 的沉重代价.
最让我沮丧的一次元宵节, 也是在小学. 在厦门的姑姑一家回我们老家过年. 她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表哥那时刚念初中个子就已经蹿到了一米八. 他人大心小, 硬是坚持和我一样在腰间扎上跑马灯. 他长的又高又瘦, 腰前糊着马头腰后糊着马屁股插上蜡烛活象一根长竹竿上挑着个灯笼. 跟他一起走出去, 街上再没人看我这个小不点. 全围着表哥象参观马戏团的杂技表演. 我跟他商量让我骑到他的脖子上这样人们也可以看我一眼, 不料他义正词严的对我说表弟咱们社会主义人人平等你可不能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最让我得意的一次元宵节, 是在我十二岁那年. 人生第一个本命年. 那晚月朗星稀, 我穿着簇新的棉袄, 头上顶个瓜皮帽, 我妈还特意在我腰上扎了根红腰带. 还记得那次我和堂哥一人举了一只大红的灯笼大大咧咧招摇过市, 在广场上几个老外把我俩当明星似的一顿拍照. 现在想来, 应该是沾了老谋子的光, 因为那年他正满世界宣传那部 “大红灯笼高高挂”. 我们小哥俩风光完了意犹未尽想这灯笼还得发挥发挥余热, 就在一只里面藏了情书另一只点上长长的新蜡烛偷偷挂到了我堂哥他暗恋的女同学家门口的屋檐上. 结果第二天女同学的家长找到了学校痛说情书是早恋的典型, 点上蜡烛的灯笼让人联想起 “聊斋”片头的鬼火. 堂哥自然逃不了写“悔过书”的命运而我显然是他的 “同谋”….
去年回家过年. 元宵节那天在家乡的街头散步, 才发现不再有孩子拖着兔子, 蝴蝶还有西瓜灯满街欢蹦乱跳的跑. 有的只是架在卡车上各单位千篇一律的扎灯游行.
我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极目远眺, 仿佛看到一个头戴瓜皮帽,稚气未脱的小男孩手举灯笼, 朝气蓬勃的从我的身边走过.
(发2008年2月27日星岛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