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往年一样，年三十儿还是几家凑在一起包饺子。白菜、韭菜、虾仁、肉末..........，都是星期天去华人超市买回来的。其他的菜由朋友们去操心了，我只承包了饺子。噢，还烤了烧饼，做了两样 卤菜，还有糖葫芦。凉菜、年糕、莲藕排骨汤等都是朋友做的。
年三十儿一大早七点半不到，老妈就打电话喊我：“快起来！快起来！赵本山宋丹丹出来了。”迷迷糊糊一算，北京时间是三十儿晚上十一点半，想起该给老家表妹打拜年电话了，便一咬牙离开了被窝。等白云、黑土答完了题，感完了言，我就开始拨电话，无奈这个时间是一年中的通话的最高峰，拨了半天才拨通，两个表妹正要和孩子们到外面去放花炮，我要她们替我放一个，多少年没放过了，想念啊！幸好昨天提前给老爸、阿姨、姑姑、表哥和好友们拜了年，要不等到这会儿，就算我拨通了也得把人家吵醒。等唱完了《难忘今宵》，我这边天已大亮。
二十多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根本看不到“春晚”，等领事馆教育处把“春晚”录像带寄到各个大学的“中国同学会”时，元宵节都过去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非常感谢领事馆，每次一收到录像带我们便互相打电话通知，然后聚在一起看录像。记得一次是87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在系里打工，晚上在系里的电脑室值班，我要等同学们都走了，把电脑室收拾干净才能最后离开。那天值班时有同学告诉我说录像带寄来了，可找不到能放录像的录像机。我手里有系主任交给我的钥匙，我知道这钥匙既能开电脑室的门也能开系主任办公室的门，而系主任的办公室就有一台大彩电和一个录像机。在同学们的怂恿下，我第一次做了贼，而且一做就做“劫富济穷”的江洋大盗，还是跨国的。我打开系主任办公室的门，把电视推到一个空教室里，（因为是用于教学的，电视都放在带轮子的架子上。）那天晚上看得真带劲。看完已是午夜，电视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了回去，系主任完全不知道。自我安慰一下，读书人偷电视不是偷，是窃。这事儿现在想想都后怕。
十四、五年前，家里安了“小耳朵”，那以后每年我都会半夜四点钟准时打开电视“与祖国人民同乐”。后来年龄越来越大，节目也越来越差，加上反正有重播，就不再疯了。那时候不但自己夜里起来看电视，还要完成朋友们交待的任务：把晚会录下来给没装“小耳朵”的朋友看。倒不是因为节目有多好，玩的就是那份情，那份流在血里、印在灵魂里的情。奇怪的是，人年龄越大，那份情越浓、越深。没出国之前，我家对过年就那么回事儿，从来没贴过春联，也没往门上贴过“福”字，总觉得把家里弄得金金亮亮、红红绿绿的太土气，墙上的画也都是西洋画，连国画都不带挂的。现在可倒好，本来想把大客厅往“洋”了打扮，可最后发现，满墙都是国画，其中当然也有女儿的作品，大女儿学画国画三年多了，总得臭显摆一下嘛。上礼拜天去买年货的时候竟买了两张又有红又有金的老鼠贴画，一个被我贴在了大门口，一个挂在了家里边儿。连老公都说：“你又不嫌这东西土啦？”我震震有词：“这不是过年么！”
扯远了，该说说今年的饺子了。好多年以前回国，朋友请我去和平里一家东北餐厅吃饭，席间上来了一盘五彩饺子，煞是好看。回来一直想仿造，但一直也未付诸于行动。这回我可真做了，把红菜头用榨汁机榨出红汁，再用胡罗卜缨子榨出绿汁，（胡罗卜汁被我喝了，）分别揉出红绿两团面，朋友看了都说漂亮，有节日气氛，连擀皮都不觉得累，包饺子像是在玩橡皮泥，玩“过家家”。红皮儿包白菜馅儿的，绿皮儿包韭菜馅儿的，说说笑笑一会儿就完工了。等想起给饺子们照张相时，绿饺子已经下了锅。我们一边吃饺子一边看转播的“春晚”，现在有了卫星电视，想看什么有什么，根本不觉得是在国外。除夕除了没放爆竹，其他跟在国内没两样。孩子们也一人得到了一个红包，拿的时候都知道用中文说：“新年快乐！”挺让我高兴的。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上学，朋友们早早都走了，谁都没敢熬夜。
现在差十分钟就到新年了，祝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于年三十儿夜11点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