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谁非任评说
在人们的眼光中看来，贪官与贤相之间肯定是对立的关系，奸相与贪官才是一对，但是熟读历史后，就会发现居然也有著名的贤相是大大的贪官。
这个贪官加贤相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管仲，管仲是富可敌国的，而且操守也有问题，他与朋友一起做生意，却自己卷款独吞，他上战场，却逃跑在前，但他却是公认的贤相，他缔造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还有一个这样著名的人物，就是张居正，他是明朝中兴的名臣，但是他也是贪婪出名的。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要升职也得买了名妓给他送去，他的出行要32人的轿子，轿子里面有文案和书童丫鬟。但是张居正也是公认的贤相。
细想起来，这些贪官为什么能够成为贤相呢？关键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兴衰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些贡献比他们的那一点的财产大得太多了，所以历史上对于他们的行为就采取了相对包容的态度。
历史上抄没官员的财产，是不区分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的，其实很多官员的财产来源还在于官商行为，比如和绅就是垄断经营米、丝绸等行业，和绅的巨额资产大部分是他的经营所得。
以前官员的收入比现在想象的要高很多，因为有基本合法的陋规收入，官员收取陋规的所得，一般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在陋规方面，比如耗募，一般是十分之一，相当于税收的十分之一，这笔钱全部归官员个人支配，是非常可观的。陋规还有冰敬、炭敬、节敬、红包等等。
古代针对官员的腐败有一点与今天很大不同，在刑名上分为贪赃枉法和贪赃不枉法二类，如果是贪赃没有枉法，一般也就是退赃或革职，而且革职还会有机会再次启用，可是一旦有枉法的行为，就是重罪。但是现在是反过来的，只要受贿就是大罪，无论是否枉法，反而如果仅仅是徇私枉法没有受贿，在中国却是非常轻的事情，而且经常是集体领导而不了了之。
所以对于古代的官员，是轻易不敢有枉法行为的，因为那时候是皇帝的王法，官员枉法有可能会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大帽子，自己掉脑袋不说，而且还要连累家人。因此官员是轻易不敢越枉法的雷池的，尤其是官员合法的收入就非常高的情况。中国古代的问题是没有法，法不健全，而现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却是没有的，因此对于老百姓之间的问题还是基本公平的，不平在于百姓与皇家贵族之间。
官员只要不枉法，虽然有一定的贪，但是对于老百姓的基本底线还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吏的贪污机会不多，而且吏贪污就视为官员贪污，控制住了恶吏的贪污和枉法，老百姓的日子就好多了，毕竟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最多的还是各种吏。
现在吏的贪污是非常厉害的，某市的规划局，一个项目在窗口只是收取文件的人员与规划局局长的红包是一样的，因为你不给他足够的钱，他就挑你文件的毛病，你多少亿的项目，被他挑二个月的毛病利息怎么受得了，知道的就乖乖的拿50-100万去，他没有任何审批签字的权利，而真正审批的局长只要符合政策，倒是用不了拿什么钱。还有自来水公司的查表工，利用其调表改表的权利，本来是最底层的工人，一年下来也可以贪污到100万以上。
现在这些恶吏的贪污行为他的领导所承担的责任基本是缺位的，现在老百姓的情绪也主要来自他们，那些城管、公安相当于古代的衙役，那些工商、税务相当于钱谷师爷，那些法官相当于刑名师爷，等等。古代能够成为贤相的，均很好的控制了吏的贪污枉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更有力的控制了恶吏，所以关键在控制与老百姓基本生存密切相关的人不枉法。
中国有坊间的说法是部级官员贪污1000万以内不追究，局级干部贪污200万元以内不追究，初听起来非常令人愤怒，但是细想一下，为官10年1000万，不过是百万年薪而已，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部长，百万年薪一点不为过，而一个局长20万年薪也合理，关键是官员有没有违法和创造价值，像红塔集团储世健董事长那样的贪污犯是非常令人同情的。
现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去做公务员的人都是穷人，富人的孩子一般是子承父业，而高干的子女也多经商，每个进入政府机构的人均有改变自己和家族经济条件的重任，均要经过长期的论资排辈消磨了棱角，同时枉法的处罚还不重，所以即使自己不贪，也给家人徇私枉法，这也与以往有很多贵族、书生为官的情况不同。
同时有一点要说的是历史上的王安石、海瑞等人，历史的争议是很大的，他们的正面形象时间并不太久，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吏的管束是有问题的，虽然他们清廉的不得了，各种陋规都不要，使自己的吃穿都很拮据，但是要不是他们这样的清廉，他们早就被政敌搞死了，这也不失为一种保身之道。
因此控制贪污没有控制枉法重要，没有比确定责任重要，一个在法制盛行的社会，贪污的土壤就少得多，评价一个官员也是多方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