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在北京大学生活学习的一些片段 何钟林（大连轻工业学院教授） 我第一次在报纸上有名，是在上甘岭战役黄继光烈士牺牲后，安徽日报组织的一次学生座谈会上。我说：“我为英雄的业绩，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里，我完成了中学学业，于1954年考取了北京大学。这是我第二次在报纸上有名。当时，高等学校全国统一招生，在报纸公开发榜。自然，考取北京大学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1954 年8月25日，我由合肥经蚌埠转车北上，夜色苍茫中，我们与南下的同学分手了。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火车到了天津。那时的交通不象现在这样方便。我们必须由天津转车，才能到北京。在天津车站广场，我第一次看到有轨电车与电线摩擦跳动的火花。真有点大城市的气氛了。终于，在8 月27日黎明到了北京，由北京大学迎接新生的接站汽车，把我们送到了西郊的燕园。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我在中学，对化学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受到合肥一中化学老师谢维瀚先生的影响。我这个人比较容易接受快速的联想，用现在的话说，叫做知识迁移的能力比较强。例如，谢维瀚老师在中学化学课上讲了金属腐蚀的电子转移机理，我就想到能不能用通过电流的原理来抑制金属的腐蚀。后来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果然学到了这种方法。1961年，在辽宁大学工作时，我看到美国化学会志上Tobolsky发表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在引发剂存在下聚合物平衡的理论，我就考虑到在引发剂存在下，聚合物的各级平衡和金属离子与配位体之间的逐级平衡有某些类似之处，因而尝试用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学会的推导络合物各级平衡常数的方法，推导了引发剂存在下达到平衡态时，聚合物间的各级平衡常数，得到的结果比Tobolsky的普遍。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我国著名的理论化学家、也是北京大学校友、前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唐敖庆教授，请他看一看。唐敖庆教授给我写了下面的一封回信：钟林同志：从成都开会回来，接到你上月28日寄给我的信，屈指算来，已经二十多天了，迟迟作复，深以为歉。恰巧科学通报寄给我另一篇稿子审查，我写了一封对你们的文章的推荐信，连同另一篇稿子的审查意见，一并寄给了编委会，想不久就会收到，请勿悬念。在我们的国家，有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祗要我们兢兢业业，戒骄戒躁，不怕艰难困苦，努力向科学高峰迈进，终会有所成就。以往由于你们自己的努力，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今后再接再厉，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祝进步，此致敬礼 唐敖庆 11．20虽然有唐敖庆教授的推荐，这篇文章的发表，仍然有一个艰难的过程。直到1973 年我从大连轻工业学院宽甸农场回来，再到明阳农场劳动的途中，又给科学通报编辑部寄去了这篇文章的修订稿，1975年12 月终于发表。从唐敖庆教授给我复信，到这篇文章的发表，历经了13年。虽然，这是我的知识的迁移能力的一个例子。但是，知识的迁移得到最终社会承认的时间，却不是灵感产生的一瞬间，知识的迁移的速度不是时间能够衡量的。这中间也包括中国社会、政治的复杂因素。 我的大学学习生活是在一种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特别是大学一年级，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脱皮”过程。这不仅是因为我第一次离开父母亲独立生活，年纪又比较小。更是由于我来自内陆的省城，所受教育的水准，是无法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竞争的。我基本上记不全笔记，有时也听不懂讲课。在迷茫中，我苦苦挣扎。我的悟性来自我对大学无机化学实验的体验。虽然，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在实验室里亲自做过任何化学试验，只是看过中学老师在课堂上做试验。但是，我非常喜欢做化学试验。我非常珍惜建国初期由于禁运，当时越来越少的PYREX试管和非常宝贵的药品。我的无机化学实验课老师刘美德先生对我也一视同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独立完成自己的试验，写作试验报告。通过无机化学实验课，我也更好地学习了由尹敬执教授讲授的无机化学。到第一学期结束时，由尹敬执教授亲自主考，抽签口试“无机化学”，我得到了“良好”的成绩。“高等数学”也得到了“良好”。我对尹敬执教授始终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他当时在山东大学化学系当主任，到北京大学化学系进修，北京大学请他临时担任一次主讲。于是，我有机会听到尹敬执教授的讲课。三十年后，我有一次到北京出差，顺便到高教出版社联系我的一本书的出版事谊，我去看望当时在高教出版社工作的尹敬执教授。见面后，他还能记起我，非常热情的为我写了一张便条，给化学编辑室的主任，让我去找他。可惜，去时化学编辑室的主任出差在外，未能找到。但是，尹敬执教授对30 年前一个学生的热情关怀，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有许多有兴趣的情景。首先，还是说说在学习困难中的奋斗，大学一年级时，学习高等数学，每周课时11 学时，不仅学时重，而且难度大。曾记得，为了解答一道高等数学的难题，我曾经耗费了整整8个小时。现在看来是有点傻。有关学习方法的得失，可以留待教育家去评价。但是，在解完这道难题后，当时我的心情却有说不出的愉快。因为，在进入北京大学后，在学习方法等问题上，我曾不断听到有关“大学生要独立思考”的经验介绍。解这道数学难题，我完全可以请教别的同学。或者，干脆借一份答案“参考”一下、“启发”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机会。我已经认定，如果要取得某种成功，一定要经过一个痛苦磨练的过程。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有时也充满着一些浪漫，我们大多数人都幻想着要为祖国建立功勋，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每年5月4日北京大学都要开一次科学报告会，学校里有专家、学者做报告，大学生科协也有科学报告会，我们宿舍六位同学也组织自己的科学报告会。我记得我第一次报告的题目是：“关于误差理论和有效数字的若干问题”。这是我学习分析化学后的一点收获。从这些活动中，我尝试到一种创造性劳动的乐趣，也培养我独立思考的能力。学完无机化学后，我深入钻研了“离子极化”的问题 ，学习普通物理时，我探讨了“表面张力”的问题。虽然，这些工作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对我以后的科学生涯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我的第一个科学成果，是在1957年秋天取得的。那时，我还不到19周岁。我听谭曾振先生讲授“络合物化学”，谭先生说：“Yatsimirskii 在最近的苏联无机化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可能存在着一些错误。”课后我就找来这篇论文，认真阅读，反复推导Yatsimirskii得到的每一个公式，终于发现了Yatsimirskii推导的错误所在。并且，推导出正确的递推公式。1957年底我就写成一篇论文，投寄化学学报。不久，我就收到化学学报编辑部的退稿函。编辑部的信函称：“对待苏联科学家Yatsimirskii的态度是不礼貌的”。我可能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古国的谦虚、礼让的传统，也可能在当时社会、政治气氛下编辑部对年轻作者的爱护。总之，在当时的行文中，根据化学学报编辑部的意见，不能说Yatsimirskii 论文中有错误或疏忽。但是，在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中，我却养成了一种坚持真理的执着的习惯。能不能既坚持了真理，又能作出某种形式上的妥协？终于，在五年以后，我修改了以前寄给化学学报的论文，不直接提Yatsimirsii论文中有错误或疏忽，只是在英文摘要中说，对Yatsimirskyii的方法进行了“Modification”。修改后的论文终于以研究简报的形式，在化学学报上发表。可是不久，我却又收到化学学报编辑部的一封来函，称：“收到读者来信，读者认为作者发表在化学学报上的论文全文抄袭Yatsimirskii的结果”。事关重大，我不得不把1957 年的那篇原稿和当时编辑部的来信，加上我的申辩信，一同邮寄给化学学报编辑部。终于平息了这件事。真是难哪。直截了当指出别人的错误，似乎是不礼貌，而含糊一点，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我的一生总是在艰难中前进。按我的个性来讲，我喜欢快速前进，单刀直入。十分圆滑、老到的处理，总是十分困难。我在不到十九岁时取得的第一个成果，终于得到了中国化学界最高学术刊物的承认。虽然时间晚了五年，但却是一件我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以后我的所有的成绩的取得，大多与此有类似的“好事多磨”。可能是我不善人事的弱点吧。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有一件值得提及的事，或者说是很有特色的事，那就是听各种学术讲演和报告。我听的第一个学术报告，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伍斯德博士关于晶体学方面的报告。专业性很强的学术报告对非专业的大学生，是很难听懂的。北京大学学生中有一个术语，叫“坐飞机”，是很形象的比喻。我不过是感受一下学术氛围，接受一些熏陶罢了。但是，无论是纯正英语的学术报告，还是教授们的外语讨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也有一些听得懂的学术报告。例如，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胡日恒博士，刚从美国回来，北京大学化学系请他做了一个他的研究专长的报告。胡日恒博士是研究热化学的，他的报告涉及到一些化学热力学的基本理论，我们当时正在学习“物理化学”，听了很是过瘾。我觉得北京大学的学术氛围，她造就人才的特殊方式，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北京大学的科学和民主气氛，环境的熏陶，对人才的成长，也是有不可估量的作用。1956年6月，我还在大学二年级读书。当时参加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徐光宪教授的研究生蒋洪圻同志指导的一个大学生课外科学研究小组。研究的题目是“极谱法测定硫氰酸铊络合物的稳定常数”。这个题目在当时络合物化学领域还是一个前沿课题。这个研究小组仅有我和胡泽春两位同学，我们阅读了发表在1950 年美国化学会志(J.Am.Chem.Soc.)上关于方法理论的原始论文，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时间到蒋洪圻的实验室去做实验。自然，北京大学化学系有关络合物化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报告会、研究生和大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我们几乎每场不拉地去参加。这使我较早地进入络合物化学研究领域，并且一生都对络合物化学保持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和胡泽春在大学四年级都进入了徐光宪教授领导的络合物物理化学专门化学习。我较比胡幸运，我终于沿着学术的道路走了下去，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但是，这绝不是说明我比胡泽春聪明，或者说我有什么特殊的才干。这不过是一种时代的选择和机遇罢了。大学毕业四十年后，1998年我们又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重逢。我们住在北京西郊邮电疗养院的房间里，彻夜长谈。年过花甲的胡泽春同学不无感叹地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胡泽春同学和我与鹿笃仁都是从安徽省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我和胡泽春又同分在一个小班。胡泽春在学习上认真刻苦，并且爱动脑筋，我是十分敬佩的。大学一年级我们就一同参加了学生课外科学研究小组，在“景泰蓝的研究”这个课题中，我们一同到北京市的景泰蓝生产厂家参观、调研，在蒋家俊老师的指导下，在实验室里进行电镀镀金的试验，结果发现由于厂家所用的金纯度不够，含有一定量的银，造成景泰蓝的金镀层表面花纹颜色灰暗。在深入研究含金的各种电镀液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的电镀液配方多含有氰化钾等剧毒物质，胡泽春同学总是奋勇当先。他在大学时代,终于加入了共青团，也由于这个缘分吧，他和当时我们班的共青团支部女支部委员，我们班的女同学卢瑶章，结成了秦晋之好。后来，他当了一名团小组长。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差事，但是，在那个极权年代里，小组长也是班级领导层面的人物之一。例如，毕业生的小组鉴定，就是出自小组长的手笔。由于出身好，政治历史清白，胡泽春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卢瑶章同学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双双能够留在北京工作,也是那个时代他们自己努力的造化。在北京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中，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组织同学去旅游。我记得总有四、五次之多。我们徒步跋涉在北京西郊的群峰之中，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集合在永定河之滨，瞻仰芦沟桥的烽火古迹。1956 年暑假，我们化二的七名同学响应当时北京团市委的号召，组织徒步旅行200公里。为了筹集旅行的经费，我们得到化学系和学校的支持。安排我们到校办公室做临时的文秘工作。也算是勤工俭学吧。当时，北京大学在全国范围内招考副博士研究生，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招收研究生。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研究生教育大规模公开招生的创举。全国各地精英，报考北京大学真是成千上万，有来信询问情况的，有介绍自己条件的，有------，接读回信是忙不过来了，学校组织我们几个人在校办公室主任的领导下拆读来信。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地阅读来信，把对方的要求和情况用红笔划出来，最后供领导处理。每一封给北大的来信，都是一颗跳动的心，有理想，有希望，有激情，------。我们当然不敢怠慢。我永远都会庄严郑重地说，在我们徒步旅行之前，这是一次借鉴他人经验的人生的旅行。感谢母校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在我们没有走出校门之前，我们通过来信，阅历了从抗日战争胜利到1955年肃反运动差不多十年时间，中国一部分优秀青年求学经历的一个层面。而这段时间，也正是中国社会历史发生剧烈动荡和变革的年代，我们的兄长也真是太不容易了。现在这代人已经进入老年（也包括我们），这段文字也算是对他们年轻时代求学艰辛历程的一个纪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