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领导学的角度审视“太祖十胜”

从现代领导学的角度审视“太祖十胜”

  何谓“太祖十胜”?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00年)，曹操从谋士荀彧议，迎接献帝都于许昌。袁绍内怀不服，于次年寄书曹操，“辞语骄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荀彧、郭嘉问其原因，曹操示以书信，并说，要讨伐袁绍，然而力不敌，怎么办?于是，荀、郭二人各抒己见，将曹操与袁绍的领导力作对比，荀彧认为曹操在四个方面胜过袁绍，称“四胜”，而郭嘉则讲了曹胜袁的十个方面，称“十胜”。
    从史料上说，“四胜”载于《三国志·魏书·荀彧传》；“十胜”载于同书的《郭嘉传》。但“十胜”并不载于正文，而只是裴松之从《傅子》里引以为“注”的。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中，只录了“十胜”，而无“四胜”，其原因大概是已包含了“四胜”的内容，且文字差别极微。
    以上是“太祖十胜”的来历，以下是其全文：
    《傅子》曰：太祖谓嘉于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  
    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有十败，终为所擒。
    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
    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
    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为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四也。
    绍多谋少决，失在事后，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
    绍因累世之资，高仪揖让以收名誉，土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
    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
    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
    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
    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四胜”是“十胜”中的“度胜”、“谋胜”、“武胜”、“德胜”。
    “太祖十胜”，是郭嘉对曹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总括。这个总括，比较全面且有条理，有似一个“领导学”纲要，在古书中并不多见，这对于今人研习现代领导学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在干校讲授《领导学》，曾予引用，并有所心得，现据领导学的一般原理，分析其借鉴作用三点如下：
  一、领导力：致胜的关键
  领导力是领导者意志及其领导方法、领导艺术的综合，它是心理的，知识的，更是行为的。
    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企业管理思想家”、美国的史蒂芬·柯维认为：“领导力是企业和个人成长的关键”。
    同理，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的竞争中，领导力都是成败的关键。
    在袁、操两集团的对峙中，袁绍在军事上、经济上、人才的占有上居于压倒对方的优势。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在政治上颇有势力。《三国·袁绍传》载，自从袁绍树起反对董卓的大旗后，“当其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袁术与袁绍书，也颇自信地说，现在是“政出家门”。其所自大，可见一斑。
    曹操比于袁绍，各方面力量小得多，唯一的力量，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即郭嘉所谓“奉顺以率天下”。也就是说，曹操迎汉献帝都于许昌，改元建安，才开始在政治上渐趋优势。
    袁、操两集团最终的胜负，决定于军事、经济、政治、人才所有这些因素，但关键因素是什么?荀、郭认为是领导力。
    郭嘉分析问题的特点在于，他把曹操在领导力上的十个方面长处，与袁绍的十个短处作比较，针锋相对，而以其作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无独有偶，荀彧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和郭嘉一样。《三国志·荀彧传》载：太祖问：“今将讨不义，而力不敌，何如?” 彧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必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然后，讲了前面所提及的“太祖四胜”。最后得出结论：
“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以领导力的强弱预测胜负，这种看问题的角度，不仅荀、郭二人如此，而且也是魏晋时代士人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试看下面两例：
    《资治通鉴》载，建安四年，“关中诸将以袁、曹力争，皆中立顾望。凉州牧韦端使从事天水杨阜诣许，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  ‘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在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
    杨阜一介小吏，非有巨眼，处于袁、曹局外，其看问题的角度、所得出的结论，竟与荀、郭没有两样。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末“评”袁绍说：“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而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范增之谋，以丧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
    而在同书《武帝纪》之末，又这样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为一代鸿儒，大史学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角度竟也是主要从领导力的强弱出发，这就很能明说问题。

  二、领导之“道”：体任自然
郭嘉在“十胜”中，首列一条：“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
    “自然”，是道家用语。《淮南子·修务训》说：“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人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若夫以火熳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背自然，故谓之有为。”可见“自然”即“无为”，也即司马谈《论大家要旨》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体任自然”，就是任自然之势：不为名教所拘，不为礼法所缚，不为圣贤所慑，不为假象所惑，不为私欲所累，不为私智所牵，去其华而求其实，去其伪而得其真。
    “体任自然”是曹操个性的鲜明特点，反映在日常生活上，是随便，不拘小节，不故作姿态，不讲排埸，不奢华。在裴松之引以为“注”的《曹瞒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辈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合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通，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于巾帻，其轻易如此。”
    《曹瞒传》记载曹操事迹，颇多微词，然而这段文字大体上是可信的，因为有与此相映证的记载：“武宣卞皇后，琅邪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妾。”《三国志·魏书·后妃传》。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所谓“倡家”，相当于日本人所称的“艺妓”，既能歌善舞，又通琴棋书画，这与太祖的诗歌、书法爱好甚相投契。
    日常生活中的“体任自然”，形成上述的画面，使人联想起鲁迅所谓“魏晋风度”，进而理解其“蔑视礼法”的积极含义，进而理解郭嘉何以将其作为致胜的首要因素。
    《东莱博议》说：“威不足则多仪，智不足则多态”。袁绍的“繁礼多仪”，其根源盖出于威、智之不足，这反证了“体任自然”者的“大智若愚”。
    “体任自然”反映在领导活动中，则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实用性。在军事上，正如魏书》所说：  “其行军用师，大较孙、吴，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在用人上，则是知人善任，不拘一格。这一部份，由于内容多，而且又是领导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因而作专节讨论如下。
  三、用人之道：明达不拘
  用人之道，用最准确、精炼的语言归结为四个字：知人善任。
    知人，依赖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依赖于丰富的人生经验，依赖于领导者对人心的洞悉，即所谓“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一言以庇之，依赖于领导者之“明”。这一点，司马光有一段精彩的议论：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人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混淆，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苟为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入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土，则视其记览博洽，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斯为善治狱矣；欲知治财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同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资治通鉴·魏纪五》)
    曹操善于用人，首先就在于他的“明”。他的谋士们无不看到曹操这一特别的才能。
    荀彧说：“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荀彧传》)又说：“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武帝纪》)
    郭嘉说：“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贾攸说：“公明胜绍，用人胜绍”。(《贾攸传》)
    《魏书》说他：“知人善察，难眩以伪”。不间远近”。
    陈寿“评”他：“明、略最优”。(笔者注：“明”，指洞达；“略”指筹谋。顺便说一下，陈乃乾校点本《三国志·武帝纪》中，为“明略最优”，不通，此其不细读陈寿全文之过也。)
    曹操用人的不拘一格，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多次下令推举人才，反复申述他唯才所宜的思想，为人们所熟悉。这里举一例以作代表：
    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恒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淤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馨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淤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魏书》)
    这里可以看出，曹操用人，不问出身，不问名声，虽有过错，．而唯才是举。正如他在上一年的一个“令’’中所说：“士有偏短，庸可废乎!”
    《魏书》载，建安八年庚申令中，曹操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这种用人观在我国历史上颇有争论，试举一例：
    《贞观政要·择宫》载，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征说：“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魏征对曰：“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魏征这个观点，受到范祖禹的抨击，他说：“岂宜以天下未定而可专用小人之才欤?夫有才无行之小人，无时而可用，退之犹恐其或进也，岂可先用而后废，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征之学驳而不纯，故所以辅导其君者，卒不至于三王之治也。”
    以笔者之见，范祖禹的用人观是不分时空，一概而论，其论调高，其实难行，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华而不实也。而曹操和魏征的观点?是因时制宜，颇得“自然”之道。事实上，曹操据乱世而唯才是举，确然臻于“谋臣如云，猛将如雨”的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击败袁绍，抵定中原，为魏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和魏征的观点确实不纯，然而正因其不纯，才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符合用人的实际情况。正如恩格斯后来说：“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不纯才成其为人类社会”。
    最后，引用吕坤《呻吟语》中两句话，作为这个问题的结束：
    “君子有君子之长，小人有小人之长。用君子易，用小人难，惟圣人能用小人。用君子在当其才，用小人在制其毒”。
    “当多事之秋，用无才之君子，不若用有才之小人。”

本文约作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