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拖欠的是官员的工资

１２月２８日“记者读报”说，某地政府在向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将拖欠的民工工资支付达６０％，作为一条政绩来表述。记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希望实现零拖欠。其实在数月之前，就有一则消息说，某地政府为贯彻中央精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在三年内全部解决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但当时媒体用的不是批评、而是赞扬的语气。相比之下，这个电台的“记者读报”是一大进步。

可惜，报道中没有讲这６０％的拖欠工资，是多少年留下来的问题，又用了多少时间解决，而余下的４０％又将何时才解决？今后，会不会再产生新的拖欠，然后再用“三年时间解决”呢？为什么就没找出一个从根本上解决民工工资的办法？

有关当局，在解决民工的一系列问题上，难度为何如此之大，能否也像招商引资和登记经商那样，一条龙服务，半天、一天、那怕几天就解决呢。在招商中，办事者能想商人之所想，急商人之所急，为什么对民工却不能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呢？说穿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前者是富人，是强势群体，能给地方带来经济利益，没有他们不行。而后者是穷人，是弱势群体，有没有无所谓，反正中国劳动力多的是。

这种心态并非少数官员才有，就是某些城市居民和小业主也常常反映出来。笔者知道在本地某大学附近一些餐馆的打工者，他们每天从下午３时至次日凌晨３时工作，有时客人不离开，还得加班。每月工资仅３００－４００元，少干一天就扣一天工资，而老板却经常以收入不好拖欠他们的工资。就这样，民工们还得忍气吞声干下去，反正你不干，有人抢着干。于是这些打工者，晚上熬夜，白天又在大学内做打扫清洁等工作。为了生活他们在透支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身体。但是，当他们生病时，却毫无医疗保障。还有一位打工妇女，她用上述工作方式，每月可以收入１０００元左右。但是她那在家乡读大学的女儿和读高中的儿子，每年的学费就要消耗她半年以上的收入，可家中还有老父母。最近女儿要到医院实习，需要实习费１７００元，她不得不向老板借钱，因而与老板签订一个几乎是“卖身”的合同—工作两年以上，当然合同再不会提到工资。就是这样，民工们的血汗钱，又回到了老板、学校、或城市人的手中。

试想，假如拖欠的工资不是民工的，而是官员或城市其它工作人员的，如果也要三年时间来解决所拖欠的工资，我们的机关、学校、公司和城市家庭将怎样？政府将会怎样处理？假如这些民工都回到自己家乡，城市又会怎样？如果把那位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院士工资也拖它三年不发，他将同情谁，他该帮谁说话？

民工的工资问题，不能靠老板或某些人发善心解决，而应当靠法律来治理，只有真正落实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从人权的高度来看待民工问题，加强执法力度，才是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