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际忽然想到

一

新年是一个很古老的节日，新年又象是个很年轻的节日，在我的记忆里，真正的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日子不多。有一段时间，我们好象把这个中国人最喜庆的节日丢弃了，丢得很远很远。我年轻时，过年不兴拜年，那是四旧，说起来显得愚昧、落后，时兴的说法是过"革命化春节"。革命化春节最明显的标志是大年三十不在家里过年，而是到地里干活或到生产队学习毛的著作。队部不够大，容不下全队所有的人。为此村里组织了"联户学习班"，相距较近的四、五户为一组，在一起学《毛选》。开批判会、忆苦思甜会也是革命化的内容，大年三十全大队的人在一起批斗"四类"或忆苦思甜。

孩子们还是喜欢过年。过年了，家里好歹要给弄一点白面来包饺子，可以吃上一两顿肉菜。条件好一点的还可以蒸馒头，把白面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馒头吃已经很不错了。有一年过年，生产队杀了一个猪。晚上队里分肉。我们都睡觉了，妈妈从队里回来，她很高兴，因为这次她分到了半个猪头。那时一个猪只能出100多斤肉，队里有60多户人家，每户只能分很少一点肉，能分到猪头，相对说肉多一点。妈妈说她运气很好，全队60多户人家，一个猪头劈两半儿，有猪头的阄居然让她抓到了，你说手有多壮！

二

新年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如果子女多，过年也没有好东西给大人们吃。我的父母在过年时常把好吃一点的东西给我们吃，他们自己不吃或很少吃。他们说："我吃过了，解放前我什么好东西没吃过？现在你们就多吃吧，甭管我。"我们总感到很奇怪，不是说解放前中国人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吗？我们家解放前是贫农，"四清"时三榜公布我们都是贫农成分。我们家过去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哪来的好东西吃呢？父母是不是在和我们说谎？

但父母说他们没有说瞎话，父母告诉我们，解放前只要你不懒，不遇什么天灾，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家家日子都过得去。就是遇上天灾，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谋生，那时人们有迁徙的自由。对解放前的回忆，是他们过年生活中最甜蜜的部分。"二十三，年糕粘……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贴对子。初一的饺子三十包，高高兴兴过大年。"妈妈说，一进腊月，过年的味就很浓了。"老婆老婆你别馋，过了腊八就过年。"据妈妈说，每年腊月20一过，就天天蒸馒头、蒸年糕，如果白面少，就蒸玉米面的豆沙团子。吃完后，剩下的放在大柜里。到了正月，人们要看会，要走亲访友，要接女儿叫女婿，要到处去玩儿，没有时间做饭，就把年前存下的馒头拿出来热一热吃。孩子们每天一起来，拿个馒头边吃边往外跑，喊都喊不回来，两声没听见人就跑没影了。

听着妈妈的介绍，我们都傻眼了，原来这个万恶的旧社会这样好呀？还有更让人感到惊奇呢。妈妈说，那时很多人家都养猪，就是为过年自己家吃。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有十几口人。因杀猪的事总有人表示不满。他们说：二娘家七口人，杀一个猪，我们家十几口人也杀一个猪，一年到头不吃腥伙儿（肉食），过年还不让大伙吃个泡腾（意思是吃个痛快）。我的天，过个年就杀一头猪，还嫌少，这哪是"万恶的旧社会"？这不是天堂吗？在那吃不饱饭，过年也没肉吃的日子里看过年杀一头猪的生活，可不就是天堂？

过年的文化生活也是父辈回忆的重要内容。村子里有八道会，正月初五开始以后天天演出，一直演到正月15以后。我的父亲最爱唱小车会的唱曲儿，曲儿的内容好象是一个出家的人捉拿蛇妖的故事。父亲是个高个子，在风云武术会里拌大刀关胜。他不会武术，只因他的个子大，关胜那套衣服别人挑不起来，所以就让他穿。九叔是高跷会的会员，出演时拌打鼓的角色。常有人为他不平："凭什么让我们九儿拌打鼓的呀？凭什么不让我们九儿装小媳妇儿呀？"多少年过去了，老人们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还时常重复当时人们说的这些话。

当时年会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平民百姓全都参与。全村八道会，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几乎每家都有角色。参加会的演出不挣钱，就为玩儿。

老人们常沉醉在"万恶旧社会"的幸福回忆里。父亲常说：现在是什气佛（当地口语，意即调皮、恶搞的佛，有人说这个佛是孙悟空）掌教──歪打正着。母亲说掌教的佛五百年一换，到了五百年，掌教的佛换了，就不是这样坏人当道的日子了。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以后会好起来的。每到过年，父母就爱讲这些往事，我们也爱听他们说。

三

现在，到了我们给孩子们讲过年往事的时候了，给他们讲些什么呢？

1958年，我八岁。那时正搞大跃进，过年时我们往地里运坑泥。据说那是好肥料，毛主席讲农业"八字宪法"，肥占第二位。我和一个比我小五天的孩子也象大人们一样往地里送肥。我们俩抬一个大筐，冻成块的大坑泥放在里边。那次我的肩被压得又红又肿，疼了好几天，我和我的小伙伴每人挣得了一分。对孩子毕竟不象对大人那么残酷，打那以后，我们到处躲着，再也没去运那倒眉的坑泥。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组织，不干活没地方去吃饭。有时候我到地里找爸爸要一点吃，其实我哪里知道，我吃了，他就没有吃的了。

另一次过年在地里干活是在我当兵复员以后。记得是1975年，那时是农业学大寨，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村里的支部书记提出要过革命化春节，这个想法得到了公社的表彰、支持。全大队的人都被赶出来往地里运肥，从腊月29到大年初一，三天的时间都是在地里过的。冬天的风刮得人伸不出手来，空旷的原野里，到处是紧捂着破棉袄，缩成一团的社员。他们不住地发着牢骚："真他妈的能折腾，还不如不过年呢。"过去是有一个歇后语叫"过年吃饽饽----不如不年夕"，看来这个歇后语要换一下了，叫"过年学大寨----不如不年夕"。

过年开会、斗"四类"的事就很平常了，差不多年年都有这样的事。说起来好象也有道理，过年过节，更不能放松警惕。就要提防"四类分子"搞破坏，阶级斗争这根弦要绷得紧紧的。民兵们这时也很忙，每家每户地到处去看。社员们谁家也不得有什么秘密，民兵们可以跳墙进入每一家的院子。这是"合法"的，知道了也没关系。至于"四类"，那更是主要监视对象了。有一个在解放前在村里作过差事的人，这算是有历史问题的吧，过年时写了一个"福吉星高照"的纸条贴在了门上。被查了出来，大会小会斗了他十几次。虽然他还不是戴帽"四类"，但他算是有严重问题的。他写的纸条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谁在斗争他时卖力气，谁就是觉悟高。大家都很踊跃地发言，头上一句，脚上一句地数落这个搞四旧的"坏人"。背后人们却说："过年斗四类，这可真是臭要饭的打官司──没有吃的有说的。"

毛泽东时期好象没有过依古老传统过年的时候。那样的年，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古朴而又祥和。但在记忆中那样的年头好象没有。如果有，最多不过就是三、二年而已。没有来得及在我心中留下记忆。

四

改革开放后，人们吃饭的问题好象解决了，但提到过年，仍然没有父辈所说的年那么好。他们说的过年，在我的感觉中好象极为美妙，有着古朴的文化色调，笼罩着亲情、友好、神秘的气氛，承载着几千年的历史。

现虽然日子比开放前好一些了，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但要普通人想过得很丰盛不可能。大多数人家过年也一样舍不得花钱，因为年以后的日子还得过。个体私企的年也不太好过，外欠账收不上来 ，越是过年越加紧追着要。有些流氓、混混儿在过年时都往个体私企"送财神"，每次少说也要二、三百元。工商、税务、各管理机构也在这时追着要钱，还有各文化团体要捐助……毛泽东时期有一句话："年好过，春难搪。"过了年，到青黄不接时就家家没有粮食吃了。现在也有一句话："过年难，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过年事多，各种麻烦都会在这时找到你，让你头疼。

今年过年，面临物价上涨，普通百姓的日子苦于往年。中国又有大面积雪灾，许多人被困在外面不能回家过年，其难其苦真是一言难以说尽。

只有当官的盼过年，他们可以在这个日子里发财。现在过年放烟花的多了，比49年前多上百倍，漫天礼花，鞭炮声整夜不断。但普通民众不觉得喜，只感到愁。百姓过年同苦，贪官过年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