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拉萨暴乱——“非毛化”的恶果

黎阳：拉萨暴乱——“非毛化”的恶果

作者：黎阳

拉萨3．14暴乱令我想起不久前跟一个比较熟悉西藏新疆情况的记者的谈话。

我问：“怎么西藏现在动不动就闹事？以前没这么多事呀！‘文化大革命’时也没听说过闹骚乱暴动，现在是怎么啦？”

对方顿时一脸忿忿：“还不是胡耀邦干的好事！他跑到西藏到处乱‘平反’，乱‘统战’，把过去的头人、贵族、喇嘛全当‘统战对象’扶起来了。本来不少藏族老百姓已经不信头人信共产党，不信喇嘛信毛泽东，这下全乱了。喇嘛、头人、贵族顿时神气得不行，跟老百姓说：汉人的东西汉人自己都不信了，你们还跟着瞎起哄干什么？到头来还得听我们的。这一下就把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的威信全弄没了——藏族老百姓很实诚，毛泽东时代搞了民主改革，他们对毛泽东很相信，管毛泽东叫大活佛。现在突然告诉他们毛泽东不能信了，他们就无法理解了，说毛泽东这位大活佛不在了，只能重新相信我们藏族的活佛了，结果重新回过头去信喇嘛教。达赖喇嘛说什么信什么，只要他发话闹事，那还有个不乱的？而且还不止西藏呢！胡耀邦到新疆也这么折腾，一说引进外资，不管谁给钱都要，人家要投资建清真寺、盖宗教学校也乱欢迎，结果让东突’、‘疆独’乘机培养了一大批信徒。本来新疆西藏局面还挺稳的，打从这位‘胡大人’跑来这么一通‘胡说’、‘胡闹’、‘胡做非为’之后就乱个没完了。”

这番话令我茅塞顿开：原来少数民族不会象“精英”那样“与时俱进”地换信仰。本来人家已经信了毛泽东，你搞“非毛化”，不叫人家信了。结果是授人以柄，让别有用心的人乘虚而入，唆使老百姓从此什么都不信，更不信“三个代表”、“特色理论”，只信喇嘛教。毛泽东时代西藏闹矛盾则是藏族头人、贵族与翻身农奴之间的阶级矛盾。一旦“非毛化”，矛盾就被歪曲成了“藏人与汉人”的民族矛盾——当阶级矛盾转变成民族矛盾后，那还有理可讲吗？——车臣、科索沃就是先例。

如今西藏闹骚乱，是背后有人指使。而他们之所以能指使得动，是因为有人信他们。之所以有人信他们，是因为“非毛化”破坏了藏族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达赖及西方势力的煽动之所以有市场，关键还在内部——“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西藏骚乱，归根结底是“非毛化”的恶果。坚持“非毛化”，甭想有“和谐” 。


附：

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作者：邓力群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
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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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
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