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文从来是显志向，展抱负的去处。
少年周恩来：【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重新审视周恩来
作者：秋石客
今年1月八日是周恩来逝世32周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生110周年，官方进行了隆重纪念。周恩来的纪念很有现实意义，人们应高度重视。借此机会写个周恩来小传，以完成笔者的一个心愿。
周恩来生前在中国百姓心中声望很高，在非毛化初期，其名望曾一度高过毛泽东，随着非毛化的深入，香港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谣言杰作《叫父亲太沉重》，给了道德化身周恩来泼了恶毒的脏水；另一本书名为《晚年周恩来》，以知情人自居的作者高文谦真中参假，深层次地大贬了周恩来一把，从此，周恩来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争论日起。笔者想借机参与一下，用小传的形式还周恩来历史清白。
周恩来，字翔宇。小名，大鸾。
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从其名字可以看出，周恩来是不同寻常的，其少年时代曾赋诗曰：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诗言志，周恩来年少怀大志于此可见一斑。
1910年春，周随伯父离开淮安，先后在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银岗书院和奉天(今沈阳市)东关模范学校读书。
1913年8月，周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7年6月，周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由此可看出，周恩来是中共领导人中的最早海归派之一。
1919年4月，周离开日本回国。参加并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参与发起成立觉悟社。可以说，周恩来是影响中国很大的“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1920年1月，领导天津学生运动被捕，7月无罪获释。同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欧洲革命之旅。赴法勤工俭学者先后共17批约1700多人。其中有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警予、蔡畅、郭隆真、李维汉、李立三、徐特立、陈乔年、张昆弟、罗学瓒、何长工、萧三、傅钟、刘伯坚、熊雄、萧朴生、李卓然等人。可见当时中国年轻人中出国热度很高。可以说中共最后分三派，三家分晋。土派以毛泽东为首，欧派以周恩来为首，俄派以刘少奇为首。毛泽东与周恩来能长期共事，反映了毛泽东对欧洲和俄国的潜意识文化态度。
1921年春，周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同年，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入中共。
1922年，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
1923年6月，周恩来、尹宽、林蔚等代表旅欧青年团与王京歧达成协议,80余名团员全都以个人身分参加了国民党旅欧支部，同年11月25日,在中国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的总务科主任。周能积极响应孙中山与中共的统战政策，反应了他的灵活性。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不久,就受中共的委派和孙中山的任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周恩来年仅27岁，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2月和10月，周先后参与两次国民军东征的领导。同年8月，与邓颖超结婚。
1926年12月，周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周是中共最早参与军队工作并与军队保持长期良好关系的中共领导人。
1927年2月,周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力主出师讨伐蒋介石。7月，被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8月1日，领导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此日后为建军节，周恩来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8年夏，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1月，回调上海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1929年11月11日，周恩来组织红色行动组暗杀了中共叛徒白鑫。
1930年3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9月，周同瞿秋白、毛泽东等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后,周到中央苏区，参与宁都会议夺毛泽东兵权，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2年，周参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7月29日，中央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总政治委员。
1933年,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打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 。
1934年，周参与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参与“三人团”策划突围，参与指挥红军长征，于湘江惨败。
1935年，周在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遵义会议上,他承认错误，拥护毛泽东领导全军,成为新核心“三人小组”成员。此后，与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西进、北上，于10月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著名“西安事变”。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出使西安，与张、杨二人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7年周于12月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同书记王明站在了一起，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1938年，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1939年1月，周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同年与江青策马负伤，8月，赴苏联疗伤。
1940年3月，周回延安。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1年1月，周在《新华日报》上为皖南事变题词，怒斥国民党反动当局。
1942年10月，同林彪一起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皖南事变后,林彪和周恩来回延安。
1943年，周参加延安后期整风，周恩来因与王明路线关系被刘少奇等严厉批判，声望大跌，中央选举名落未端。
1944年11月，继续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5年4月至6月，周出席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8月，陪毛泽东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0月，周和王若飞代表中共在《会议纪要》上签字。
1946年1月，同马歇尔、张群谈判达成停战协议。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后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撤离延安，转战陕北。8月，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起，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参与谋划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3月，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6月，主持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关于《共同纲领》问题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出席开国大典，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随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0年1至2月，陪毛泽东在莫斯科与苏联斯大林等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月，协助毛泽东组织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主持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3年1月，参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法起草工作。
1954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访问印度、缅甸。9月，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12月，当选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同年，积极参与反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冈的斗争，高岗自杀身亡。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反响强烈。
1956年1月，周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阐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积极支持毛泽东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
1957年8月，周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同年，参与领导反右运动。
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因反冒进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9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在庐山会议上，参与毛泽东领导的反彭德怀右倾的斗争。
1960年4月、5月，访问亚洲六国。8月，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周积极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2年1月、2月，出席七千人大会，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工作作风。11月，主持领导发展尖端科技的中央专委会工作。
1963年1月，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12月至翌年2月，访问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宣布中国政府关于核武器问题的承诺和建议。12月至翌年1月，出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1965年3月至7月，先后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欧洲、亚洲、非洲八国。同年，积积参与毛泽东领导的反罗瑞卿等文革外围战斗争。
1966年春，担任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组长。3月、4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并指导华北抗旱。8月，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会后实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67年至1968年，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积极协助毛泽东领导文化革命，在党内同刘邓司令部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9年4月，周出席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在北京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谈。
1970年，周在毛泽东与林彪、陈伯达斗争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参与领导了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4月，会见应邀来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7月、10月，两次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9月，和毛泽东一起领导所谓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2年2月，周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发表《联合公报》。9月，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同年，因积极批林彪极左受到主张批林彪极右的毛泽东、党中央批评。
1973年3月，周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决定。8月，出席中共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1974年，周于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1974年中央开展大规模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受到一些影射。
1975年1月，周出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目标。四届人大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1975年，中央开展评《水浒》批投降派，周恩来声明自已不是投降派。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举国悲愤。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能常时间在中共担当核心人物是仅有的。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他从无问鼎之志，二是忠诚和能力，谁当一把手都离不开他。
周总理受到中国人民衷心爱戴，我也一样，深切怀念他老人家。记得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总理逝世，我曾先后写过六首词以示怀念，其中有一首《水调歌头》是这样写的：年少怀大志，救国念苍生。求计安邦之策，巴黎取真经。归国首谋北伐，蒋贼叛变投降，狠似中山狼。当机需立断，南昌大兴兵。红旗乱，枪声紧，上井冈。幸同领袖相会，日月齐辉煌。共扫美蒋日寇，同建九州铜墙，到处是春光。伟业垂千古，历史载英名。反映当时我对周总理的评价，认为周恩来是毛主席司令部的最主要成员。
在处理周恩来丧事问题上，应该说江青等没处理好，她们对民情缺乏了解。周恩来死前，党内高层一个个落马，林彪事件更衬托出周恩来的忠臣形象，下通知不让民间纪念是个错误，笔者当时就是违背禁令带一帮同学去烈士陵园开追悼会的，当时人皆泪流满面。
周恩来生前是无法料到的，忠于毛主席的他，会成为反毛派发动“四.五”事件的旗帜！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政治走向。
斗转星移，数十年后，出现了许多对周总理的错误评价，有背历史的真实，有损他老人家伟大形象，甚至于许多左派对他至今还有误解。
今天，据我所知，到目前对周恩来的评价有下列几种：
一是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官方对他的评价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
当时就有人提出评价不足，认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军事家。并成为四五运动的借口和诱因之一。
周恩来自己曾多次说他见事迟，路线辨别能力不强，犯有许多错误，这并不是谦虚话，而是实情。在王明路线时，例如在宁都会议上，拥护王明反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在武汉，曾赞成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反对毛主席在统战中独立自主路线。在建国后，包括在文化革命中，都有此类情况发生。原因在于周恩来不是理论家，是实际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周总理有伟大的人格，党性最强，每当认识到错误，坚决改正，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
伟大的政治家同样说不通。政治家是制定方针政策的决策者，周总理始终是实施者，并没有当过一把手，因此不提他是伟大的政治家也说得通。当然，从广义上，从政治管理艺术上来说，也可以称周恩来是名符其实的伟大政治家。
至于伟大的军事家，纵观其军事生涯，南昌起义失败，遵义会议前指挥红军没有建树等，伟大军事家也可以说谈不上。
伟大外交家可以称，但外交大政策都是毛泽东亲自掌握，不谈也可以。有些人抓住此类问题作反毛主席文章是别有用心的。
二是邓小平时代官方众多说法，例如在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是违心的犯了一些所谓错误，主要是辅佐毛泽东处理文化大革命当中一些重大事件，但肯定他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邓小平的，周总理的思想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致的等等，都是一派胡言，字里行间的背后，呈现出周恩来两面派形象，非常有背历史的真相和恶毒，目的是想借总理崇高威望来反对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同时也抵毁了周恩来，真是一箭双雕。至今为止，无论政界还是学术界，都拿不出周恩来只言片语事实来证明周是反毛、反文化革命的。
周总理坚决拥护毛主席，积极参加并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有意者可查阅周总理的职务与众多讲话和批示，就明白了。
例如，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 “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量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
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到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
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防潮、防震、防磁）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的。
（1）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2）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林彪同志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
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家领导和军队造反革命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的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的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名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指检查小组报告），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不去，力争越剥越少。
2，领导与群众问题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背着五人小组，盗窃中央名义，造谣主席说两个月后吴晗作政治结论）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剑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3，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周恩来除了大是大非问题立场坚定，既便同志间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毫不含糊。例如，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朱德：
“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在文化革命大部分时间，周恩来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许多大案都有他的签字。中共九大十大路线他都是赞成的，十大政治报告就是总理作的。在改革开放后，如果文革反对派有哪怕是掌握只言片语周总理反对文化革命和毛主席声音文字，早就如获至宝，铺天盖地宣传起来，为什么不拿出来，因为没有。恰恰相反，周恩来在临死前，唱的是国际歌，读的是毛主席词二首，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令人痛心的是，在周恩来生前和死后，左派也对他发生误解，甚至反对，这是十分的错误。在对待周总理问题上，右派是非常的聪明狡猾，左派却是极端的愚蠢无知。有周总理千言万件真实的拥护毛主席和文化革命的话和事不向群众宣传，却挥舞木棒解决悼念总理为名堂的四五运动，此种水平，安得有不败之理。
至于大造周总理保护老干部舆论，也是反毛主席的阴谋。谁都知道，毛主席历来大权独揽，没有毛主席认可，像邓小平这样的高级干部，不用说周总理一贯忠于毛主席，就是不忠于，他敢放手解放吗？根本不可能。事实是，毛主席要解放老干部，他老人家同老干部南征北战几十年，有很深的感情。总理的功劳，不过是积极贯彻毛主席的决定，岂有他哉。直到今天，还有许多老同志，只知总理保护他们，不知总理背后是毛主席，完全是上了一些人阴谋诡计的当，受了媒体的骗。这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三是民间或者学者地方半公开半地下的评价。
1普通百姓的评价，主要是忠臣，贤相，道德楷模等等。
对此，我不过多评点，总的来说，符合实际，只不过用词不当，因为总理是革命家，是封建社会臣子宰相所不能比拟的。周恩来的品格是光照千秋的。
2 认为总理是右派代表，骨子里是右的。
这一看法早在文革初期就有，例如所谓五一六极左分子就是要打倒周恩来。此类现象有不少，所谓二月逆流总后台，批林整风批极左，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所谓评水浒，宋江架空曹盖，打方腊，是投降派等等。都是一团雾水。有的是事实，有的是误会，有的是捕风捉影。
一九七二年批极左是事实，在文革中称为右倾回潮。对如何批林彪，一开始，周恩来的确赞成批极左，因为林彪许多问题是左的出奇，例如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类语言就是例子。后来，毛泽东认为林彪问题本质是极右，批左方向有问题，应该批林彪的极右实质，对此，总理最终是同意的。
而二月逆流总后台，批林批孔批周公，架空曹盖，打方腊，投降派等是误会。
二月逆流是有背景的，主要是江青和陈伯达违背组织原则，没请示中央批准，就在社会上布置打倒政治局常委陶铸，而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并指示文革小组开会内部整风解决问题。消息由常委李富春向一部分政军高级干部透露出来，许多老干部错误判断形势，以为毛主席要纠左，加上对文革有一肚子意见，所以借中央开会发难，最后受到毛主席尖锐批判。许多会议参加者，事后吹牛他们是有意抗争，其实当时谁也没胆量公开反对毛主席和文化革命，许多大话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周总理在二月逆流中又一次反映迟盹，没有认识到是一场严重路线斗争，事后作了检讨。通过我对周恩来的研究，他不可能是策划者和后台，只不过认为老同志是发怨气罢了，因为他自认对他们很了解，如此而已。左派对此有看法，是缺乏事实和判断的误会。
批林批孔批周公，架空毛主席，投降派等都是误会，都源于总理不是两面派。这种误会是很深的，就连江青等人也怀疑误会周恩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就是例子。周恩来在病重住院期间，找了或者准确说是别人找他谈事情，参加最多的是小平剑英先念等老干部。因此，有人怀疑周总理是他们的后台，并形容有庐山会议味道（林彪在庐山会议搞过阴谋）。其实，至于周总理和他们谈了些什么，江青她们并不真正清楚。解决这个误会问题，至关重要，我把此问题放到后面重点写明。在文革后期，打倒周恩来和批评影射周恩来的事件确有发生。有的批评是对的，是毛主席同意的，如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将来变修正等，指的就是周总理。其它的如周恩来架空毛主席，有野心，十一次路线斗争等都是由误会造成的，主要是江青的错。
至于捕风捉影，五一六抓周总理叛变一事就是明证。三十年代，国民党大搞离间计，以伍豪(总理化名)名义登报脱党反共时，周恩来早已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所谓周恩来叛变，并无此事。
3周恩来是两面派，政客，大奸似忠等等。
持这些观点的人数近一些年来有很大量的增长。原因在于，一是受官方影响，认为周总理忠于毛主席是假的，背后另搞一套，二是受反动垃圾文人书刊影响。几十年来，反动分子为了达到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目的，编造历史，造谣中伤，对文化革命妖魔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及其领导人，阴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大量事实证明，周恩来始终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他一生光明正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4周恩来是真正的左派，懂政策和策略的成熟左派。
在毛主席的战友中，不是只有革命坚定性而不大懂策略，就是懂策略而缺乏革命性，像周恩来这样的既有革命坚定性，又有策略性的太少了。这也是文化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对以上种种关于周恩来的种种不同评价, 究竞哪个评价更为符合实际和科学, 我们在来看一下下面两项内容, 一项是大家耳熟能详, 重温一下也有好处，另一项鲜为人知，人们可重点思考。会更加有助于人们认识周总理, 给他一个科学的政治定位.。
第一项，关于周总理一生的简单回顾。
周恩来出身并非工农，他能走出来参加革命是理性行为，是出于信仰。一般出于信仰参加革命的人动机是纯的，而且通常能坚持到底。
周恩来早期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足以说明他起码是个热血青年，是个爱国者。
周恩来在天津创立觉悟社，在旅法期间组织创建早期共产党组织旅欧支部说明他以从爱国者发展成马列主义者。
周恩来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无论帮助创办黄埔军校还是北伐都有建树，特别是先后组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和后来的南昌起义，不但表现出在大革命高低潮时所具有的革命坚定性，而且表现出了大智大勇。
在江西根据地的日子里，周恩来虽然执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两点，一是他路线识别能力不强，二是证明他有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但正是他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力所能及地作了大量工作，减少了损失。
在长征路上，在红军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紧要时刻，他能放弃自己的私利（三人团成员领导地位），同左倾路线决裂，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对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军事路线和领导，起了关键性作用。遵义会议后，总的来说周恩来是拥护毛泽东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得力助手。
在抗战时期，周恩来一度受共产国际影响，有王明倾向，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很快就认识到错误，改变了立场，站在了毛主席国共合作独立自主路线一边。这只能再次说明他路线辨别能力差，而不是别的东西。
在解放战争中，周恩来一直跟随毛主席转战南北，为创立新中国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革命前，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日夜操劳，基本执行毛泽东路线，即使在工作中有偏差，一经毛主席指点，不管他是否真正理解，他总能坚决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中，无论是发动还是进行过程，周恩来都是投赞成票的。其间尽管出现过少数分歧，例如他反对打倒一切，批林彪的极左等，都是正常的。但一如既往，当毛主席做出决定后，他必是坚决执行的。周总理不但参与了文化革命绝大部分决策，而且是主要执行者，他不但始终担任总理，而且主持大部分中央工作，说周恩来反文化革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总之，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是革命者的一生，是毛泽东的真正战友和助手，是坚定成熟的左派，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伟大战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正公朴，是人民的好儿子。
第二项，周恩来晚年鲜为人知的事。
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称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
对于周恩来晚年究竞干了些什么，拿我个人来说，也一度有怀疑，认为他也可能是反文革力量的后台。直到最近几年，通过深入研究和了解一些重要知情人，才明白了历史真相。
据知情人讲，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站在他们一边，采取一些行动。但直到最后总理死，他们也没有拿到总理任何支持他们的意见。有书回忆，叶帅到总理死前还特别交待，注意总理，希望总理留下点什么话和文字，结果大失所望，这是事实。另一半，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要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知情人讲，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知情人分析，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通过这件事，我们可见总理做人是多么的困难。其结果却是一方面招致江青等人怀疑，另一方面，老同志也不满意，一片好心，不得好报，老天是不公的。
周恩来的一生，除了忠诚党的事业和毛主席，顾全大局和敢于自我批评也是其亮点，特别值得高级干部学习。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断定周恩来从本质上是左派无疑，并不是投降派。而江青等对周总理的怀疑和反对，都是历史性误会，不能说不是一大悲剧。周恩来是左派还是右派，结论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总理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当初左派在周恩来问题上犯了大错，被右派利用，这种错误决不能再犯下去了。
结论：周恩来是唯一经过左右两派严格考察而证明的伟大革命历史人物，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公而忘私的国家领导人，是毛主席一生创立两件大事业的好战友，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好儿子，是民族英雄，这才是历史的正确结论。
二零零八年 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