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折不弯张经武
作者：董保存
从统战部到中南海，仅有一路之隔，张经武走进红墙，又走出了红墙，对“大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文革”期间统战部发生了一起“档案事件”，有人诬陷他支持抢档案……
“我怎么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派我去西藏的！”
他和专案组的人大吵大闹，坚持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张经武这个名字，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了。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显赫一时，作过“封疆大吏”——中央政府驻西藏代表，后来又任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不用我们过多叙述，只要先看看下面这份张经武亲笔写的简历就可以知道他当初是怎样一个人物——
1933年2月，工农学校政治营营长，证明人叶剑英。
1933年夏，军委教导团团长，证明人。
1933年秋，军委直辖第三师师长，证明人周恩来。
1934年春，广昌基地司令员，证明人朱德。
1934年夏，军委第五局副局长，证明人刘伯承。
1934年9月，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证明人何长工。
1934年12月，军委纵队参谋长，证明人王首道。
1937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证明人黎玉。
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证明人肖劲光。
1942年10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5年9月，晋绥军区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6年2月，北平执行部组长，参谋长，证明人叶剑英。
1947年8月，西北军区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9年6月，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证明人贺龙。
1949年11月，西南军区副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50年6月，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证明人聂荣臻。
1950年9月，军委办公厅主任，证明人聂荣臻。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证明人毛泽东。
1952年3月，中共西藏工委，证明人。
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证明人毛泽东。
如果说这些简历都是“死的”的，还不能使你对张经武有一个形象的认识的话，那么请看两则小故事，你就会感觉到他是怎样一个人了——
在山东时，张经武有一匹枣红色的战马。一次和敌人遭遇，他被突然出现的一伙敌人围住了，拼杀中他负了伤，是这匹战马把他从乱阵中驮了出来。从此，他对这匹马就像对自己的战友一样，精心饲养，百般爱护。要是马儿生了病，他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怜爱它。甚至亲手为它拌料、饮水……他说，这匹马对我有恩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匹马跟着他从山东到了晋绥。
在1942年那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人都没有好吃的，更何况马？恰在这时，枣红马像是知道人们的困难，不吃也不喝。张经武找了兽医，多方调治，它就是不张口。终于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马儿呜咽着去了。
他好不悲伤。坐在屋里，什么也干不下去。这时有人说：“这匹马死了，正好解解馋。”张经武一拍桌子吼道：“谁敢！”
第二天，他和警卫员一起，把枣红马安葬在黄土高原上。
——他就是这样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另一件事足以说明他性格里的另一面。
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坐车前往日喀则的一个公园时，突然发生了车祸。路有砍伐过的树墩子，被落下的树叶覆盖，前面的车底盘高，过去时没有事，陈毅坐的吉姆车底盘低，撞在一个树墩子上，陈老总哎哟一声，却没有伤着；同车的班禅的堪厅主任计晋美没有吭声却翻了个大跟头；同车的副师长韩林撞了车顶棚……
消息传到了派车的兰州军区，这就成了一件大事——这不是拿陈老总生命开玩笑吗！还有人怀疑司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几天的气氛相当紧张，看来那个司机挨处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人们都那么说。
这时候，张经武出来说话了：“这不是一件什么政治问题，谁保证不了永远不出事故。我看这情况比较特殊，不能太责怪司机同志了。”
有他出来说话，司机的问题自然就很快解脱了。
人们也从此得出了一看法——张代表真是个宽厚的人！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丰富、性格温和，待人宽厚的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给亲人留下一句话就离他们而去了。
这不能不令人们生出许多的怀疑。
更可气的是，他的骨灰也不知被中央专案组“一办”弄到了什么地方，至今无法寻找。
我们接触了有关他晚年的材料以后，我们不禁震惊了！这是一位怎样刚正不阿的将军，这又是一位怎样个性鲜明的将军！
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1978年年末，张经武的夫人杨岗从秦城监狱放出来以后，就和孩子们四处奔走，寻找张经武的骨灰——他们知道，张经武在1971年就不在世了，但作为他的亲人，他们很想找到他的骨灰，很想知道张经武究竟是怎么死的。他们看到的是当时的中央专案组“一办”给统战部发的一张死亡通知书，上面称：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去世。
他们对这个通知是怀疑的，他们知道张经武被监护时，身体很好，没有什么大病。
于是她就和儿子开始了漫长的寻访调查。
他们先找到了原统战部“五一六”专案组的一位女负责人。她说，张经武死在军区总医院。杨岗和儿子直奔东四六条北京军区总医院，想查找张经武的病历。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张经武的名字。
门诊部的王主任告诉他们：“文革期间卫戍区送来的病人都用代号，还是去问问他的代号是什么。”
代号没问到，却得到了另外一条线索——张经武不是死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而是在三里屯附近卫戍区的一个师医院。
他们又驱车来到这个医院的医务处，查到了一张代号为56号的病历，上面写着：患者企图自杀，自撞墙自杀未成，将右臂撞伤，左肘关节脱臼，5月1日送积水潭医院。
杨岗以为搞错了，问：“这是他的病历吗？”
当时的副院长刘芝荣告拆她：“没有错，听说这个老头在西藏工作了好多年，后来还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那时一说56号就都知道是张经武。”
“他是不是死在这个医院里的？”
“是的。”
“他1971年死在这里，只有几年的时间，怎么能没那时的病历呢？”杨岗问。
刘副院长回忆道：“他是在绝食七八天后的一个下午抬来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几乎听不到呼吸，因血管已瘪输不进血，很快就死了，没有病历。我去转了一下，抢救时我不在场。他表现得很坚强，是反抗绝食死的。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些老同志没有什么问题。”
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到这个医院，把当时负责抢救张经武的内科主任找来，请他回忆当时的情况。
这位主任说：“张经武送来时，呼吸心跳都没有了。当时还是采取了抢救措施，输液，股动脉推葡萄糖，心内注射药物，都没有反应，半个小时后就去世了。当时的诊断是饥饿引起的心力衰竭，他不是什么心脏病，是饿了好几天才送到医院来的。太晚了。”
“当时有病历吗？”
“肯定有，但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死后可能被中央专案组拿走了。”
……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还是个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中央一办张经武专案组的负责人有意向中央和家属隐瞒了张死亡的真实情况，并伪造了一死亡报告。
杨岗为搞清楚他的问题，东奔西走，找了许多的领导人。先找了李井泉，当时的人大副委员长，原来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张经武只有一个女儿，是李井泉把自己的小儿子给了他。要李井泉向有关方面反映张经武的事情。
杨岗找了叶帅、聂帅、徐帅和，他们都曾经是张经武的老领导，后来的接触也比较多，特别是邓小平，文革前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牌。请这些老同志过问张经武的事情……
他们找到了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叙说了张经武的一些情况。当说到张经武在受审查期间态度很坏，和专案组对抗，甚至和有的人骂了起来，因而现在有人说他不能平反时，这位容易激动的革命家忽一下站了起来，说：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的老同志在被关押期间都低头认罪，让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还不知道要出多少冤假错案？一个人就是要有气节，宁死不屈！谁说这是罪状？那是颠倒黑白！中央开会时，我要为张经武说话！
在多方干预下，张经武得到了彻底平反，但他的骨灰却由中央专案组一办和统战部五一六专案组个别负责人指示火葬场丢弃了。
从统战部到中南海，仅有一路之隔，张经武走进红墙，
又走出了红墙，对“大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吹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时候，刚刚从西藏自治区党政军第一把手调到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不久的张经武，也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想跟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布署，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然而运动的发展绝非像他所理解的那样，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更不会想到后来演变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
统战部很快出现了三派群众组织，一派叫“革命造反团”，一派叫“一一四战斗队”还有一派叫做“东方红公社”。他们都说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张经武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派。
当时，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和小将们一起革命。张经武很是彷徨，他一时不知道该支持谁才好。三派也都拉他——因为他刚刚到统战部，又是中央委员。历史也清白。
但是“革命”的形势需要他马上表态，这曾经让他很是为难。这时，一位他很是敬重的领导同志，也是分管统战系统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东方红“是毛主席的一个秘书支持的。他按照习惯的思维方法觉得支持这个组织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也就铸成了大错。
支持一派，必然要得罪一派。学院的“抗大”等组织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冲进他的家，企图抓住张经武。而另一派“东方红”就把他藏了起来。为了避过风头，他们还把张经武转移到外地待了两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张经武才给周总理写了信，报告了自己的情况。他实在是不愿意为自己的事情找总理，他知道总理也很难。
在周总理的干预下，他像当时的许多老干部一样住进了中南海。
中南海的日子是比较平静的，他每天除了看报纸听广播并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但他的心里很不平静，他仍然关心着统战部的运动。他很想知道那里运动的进展情况。
知夫莫如妻。杨岗知道他想什么。在山东纵队时，这位沂水县的妇女部长经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介绍和张经武结了婚。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当然最清楚自己的。那时，杨岗还经常到部里、到街上去看大字报，她把看到的和张有关的情况写成纸条藏进给张经武送去的饭盒里、面包里，张经武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送进去的条子被人发现了，很快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说张经武对抗运动，在中南海还与老婆进行秘密串联。
江青当时正是日如中天，她什么事都想管，什么事都能管，什么事都敢管。在中央文革的一次碰头会上，她责问周恩来：“张经武是你保护起来的吗？”
周恩来没说话，她又说：“他在中南海也不老实，他老婆还给他传递秘密情报。这样的人就应该到运动中去烧烧。”
周恩来被她闹得没有办法，再加上统战部群众组织也要求张经武回统战部参加运动，接受批判，交代问题，就同意他先回去。
张经武回到统战部时，周恩来有过交代，就是只能在小范围内接受批判。要文斗，不得武斗，要保证他的生活条件。
有一天，他正在统战部大院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叫，一看是自己的外甥叶知秋。在当时的情况下相见，就是有话也不能多说，只是互相问候了几句，叶知秋就告诉了他一些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对外甥说：“告诉他们，不要紧的，毛主席会说话的。”
就因为这件事，有人说他还进行串联，说他和有的人订立攻守同盟。对他的批判也随之升级。
不久，他就被监护了起来。先是西郊的半壁店，后来又到安定门外的交通部干校改造成的临时监狱。
“文革”期间统战部发生了一起“档案事件”，有人诬陷他支持抢档案……
“文革”期间，统战部发生了一起“档案事件”。这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也被传得很是离奇。
事情发生在1967年1月15日，有人指挥群众组织冲进了统战部档案室，抢走了二十多箱档案材料。据后来参加抢档案的人讲，他们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批材料，不让对立面“天派”抢去。这些材料被他们装上汽车，拉走了。
当时传说，这些档案中有一箱是绝对机密的，档案散失后，有的到了特务机关之手，使党在境外的一些人员受到了严重损失。特别是的一些高层人士被杀……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都是谣言。但在当时此事惊动了党的最高层，公安机关把几个主要头头抓了起来。
事情发生后，张经武明确表态：这是错误的！
但指挥抢档案的人中，有那么一位局级干部，他为了掩人耳目，也为了给自己开脱，说：“张经武知道此事。”并且还编出了怎么商量怎么开会的“情节”。
而抢档案在场的另一个头头却说，张经武根本不知此事。尽管有人讲真话，当时又有谁听真话呢？
于是乎，专案组就开始审问他，要他交代支持抢档案的“罪行”。
张经武很是气愤：“我干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工作，难道不懂什么是机密？我怎么能支持他们抢党的机密？这不是吗？“
“抢档案的，正是你支持的组织。你和他们穿一条裤子，就是你支持他们抢档案！”
这叫什么逻辑？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张经武还想和他们讲理：“我是支持过他们，毛主席说要我们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嘛！”
他不知道，要打他为抢档案的黑后台，是两派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央文革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需要。
“革命”需要他承认是抢档案的黑后台，不承认就要打打态度，因此他就开始吃苦头。
他说：“有我这样的假党员吗？”
不久张经武就被两个专案组管了起来。一个是中央专案组“一办”，另一个是“五一六”专案组。
那时候，有个说法叫“老账新账一起算”，只要打倒你，就要查查你的历史问题，不要说别人，就是周恩来不也有人要查他当年在上海搞地下活动的情况吗？
直接审问他。在众多的所谓问题中，有一条说张经武是假党员。这个问题的提出很有意思。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张经武从没有想到会有人说他是假党员。他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居然成了假党员，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张经武记得，1930年春天，自己徘徊在武昌街头，正好碰上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曾希圣和伍云甫，当时自己的心情十分苦闷——在军阀樊仲秀部当排长负了伤，对自己的前途和的前途都感到悲观。
在这里碰见了老同学，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他们走进了一家小酒馆，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那时，曾希圣和伍云甫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他们劝张经武不要灰心，可先回到樊仲秀部，慢慢再求发展。
张经武说：“给军阀干，还有什么意思？”伍云甫告拆他，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让张经武搞兵运。
张经武听了他们的劝说，又回到了樊仲秀部。也正是这样，他才得以在这一年的4月，由樊部的干校里的军需姚上进，政治教官管梓材吸收加入了共产党。他们3人组成秘密的校委会，张经武任委员。
……
在革命的路上真是鱼龙混杂，大浪淘沙。他和这两个人各奔东西。解放后张经武还和这两个人通过信，但并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在历次填写的材料中，张经武都是这么填的。
张经武把自己回忆起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专案组，他说：“我的入党介绍人应该是姚和管，曾希圣后来也清楚。你们可以去查证。”
专案组先找了也正受到冲击的曾希圣。曾知道他的经历，却不能证明谁介绍张经武入了党。
专案组又派人跑到南京，到南京监狱翻遍了档案，找到了一封管梓材给张经武未寄出的信。并且得知姚上进已经去世，管梓材还活着。他们又千方百计找到了管梓材本人。
“文革”期间内查外调的事情很多，像这样的外调，管梓材经历过好多次，在这种问题面前他的回答首先是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当问及他是不是张经武的入党介绍人时，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介绍他入党呢？”
专案组的人认为这是重要突破，赶快回来向上级报告。
报上去了很久，却没有音信，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多。最高层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意见，认为：
大革命时期，入党可不像后来，有入党仪式，有入党志愿书。那时只要你愿意入党，组织上也觉得你可以入党，就通知你是党员了。且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只有和你联系的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别人根本不知道。
历史曾经发生过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却发展了一批人入党，而这些党员都出生入死，为党工作。你能说这些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怎么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
是毛主席派我去西藏的！”
专案组要他交代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黑线人物问题。因为当时有人揭发他在西藏工作期间执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张经武的态度很鲜明，他说：“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那里的大政方针是毛主席定的，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
专案组的人说：“你态度放老实一点，赶快交代你和他们的黑关系。”
“我去西藏，是毛主席找我谈的话，有什么不清楚的你们可以去问他。”
专案组认为他的态度很不好，要打一打他的态度。谁知，越打张经武越强硬。致使他们的审问再也进行不下去。
晚上，他们让张经武写交代。写什么呢，张经武面对铺开的稿纸，回忆起那一幕幕令他永生难忘的画面。
1951年春天，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代表的和谈代表团来到，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张经武是谈判代表之一。这次和谈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啊！
后来张经武被任命为驻藏代表。是总理在紫光阁和他谈的话，向他详细交代了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张经武说：“感谢总理的信任，我对西藏很生疏，怕完成不好这项任务。”
周恩来说：“正是因为西藏的情况不同，才派你去，你一定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紧接着他驱车去了丰泽园，主席召见并留他吃了晚饭，毛泽东亲笔书写一封给达赖喇嘛的信，请张经武亲手交给他。临出门时，毛泽东又嘱咐说：你到西藏去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认真开展统战工作，尽快说服达赖返回拉萨。
——此时的达赖正在距印度很近的亚东，他随时可能出境。
张经武接受任务，直奔广州，再经香港去印度。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坐飞机还是坐轮船，如果坐飞机，他携带的礼品就只能扔下。如果坐轮船，东西到可以带走，但时间太长，一旦达赖出走后果不堪设想。张经武毅然决定，他携带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几名随员乘机先行。
经过一番周折，张经武到了亚东。至今张经武还清楚地记得亚东那美丽的景色，虽然她海拔两千多米，却是树木葱茏、鸟语花香。
第二天，张经武见到了达赖，将毛主席的亲笔信和协议副本交给了他。也许是中央政府的真诚打动了达赖，他表示藏历6月18日返回拉萨。
随后在拉萨的日子，是惊险而又紧张的日子。这里对张经武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需要应付和处理多少问题、宗教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再加上高原缺氧严重，他突然晕倒了，但清醒过来以后又连夜工作。
以后在拉萨的日子，是充满挑战的日子，也是张经武永不能忘记的日子。
……
越是回忆，张经武越是想不通。如果说，把自己的这一段也否定了，那不等于把毛主席也否定了吗？
铺开的稿纸上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他和专案组的人大吵大闹，坚决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由于上面的几个问题都不能使张经武就范，因此，他就成为抗拒运动的典型。他的境遇也就越来越坏。有一阵子每天都有专案组的人要他来交代问题。对他进行车轮战，疲劳战。
这天，“五一六”专案组一位女负责人气汹汹地走进来，吼道：“张经武，你好大的胆，居然想当总理！”
张经武不仅没有反驳，而且冷笑了一声。
“你必须老实交代！”
“说别的还可以，你们不觉得这种说法太可笑吗？我张经武还不敢有这分野心呐！”
来人手拿一张纸说：“你还不交代，我们手里有材料！”
“那就把材料给我看看。”
材料当然不能给他看，问题还是要交代的。至此，张经武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他们有什么材料说我想当总理呢，无非是他们说我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的最大罪名是反对，反周恩来就是想当总理吗！
张经武怎么也想不到，专案组手里的材料竟来自他的夫人杨岗……
几乎是和张经武同时被抓起来的杨岗，已经在秦城监狱被斗得神经失常了。她哭，她叫，她呼喊，可专案组的人并没有因此放过她，采取逼供信的办法，硬要她写一份关于张经武的政变计划。
这份材料中说，张经武参与贺龙搞“二月兵变”，兵变后，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
专案组就拿了这张纸逼张经武承认他要当总理，篡党夺权。要他交出所谓“二月兵变”的黑纲领。
张经武听完哈哈大笑：“你们太抬举我了，我生来还不曾有这样的想法呐！”
那位女将说：“张经武，你态度放老实一点！”
张经武轻蔑地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说。
她很惧怕张经武的目光，不敢和他对视，这场闹剧也就至此不了了之了。
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他选择了以死抗争。
有人说大革命充满了。
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但丁描写的炼狱。
张经武也是一步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的。刚刚开始时，他是紧跟，他生怕自己掉队，后来他迷惘，他觉得是一场闹剧，再到后来，他都怀疑这场运动的真实目的了。
这就是所说那场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吗？
这就是人们说的触及灵魂的革命吗？
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越看越觉得自己是被人愚弄了。
于是再让他交代什么问题，他都不再理睬，他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抗争。
这样他就被认为极不老实，他就是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他就更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此时，他是多么想见到，见到周恩来，向他们陈述这一切，然而，他写了无数次的信根本就送不上去，他甚至有些绝望了……
终于有一天，他趁着看守不注意，一头朝暖气上撞去，顿时鲜血直流。
有一天，他和看守他的人闹了起来。
“你们把我写的信送给周恩来！”
“你是个老反革命，有什么资格这样说话？”
“我是老反革命？告诉你，我闹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你骂人！这个老反革命！”
“就是骂了你，又怎么样？”
看守挥起了拳头，张经武也挥起了拳头。青年时期，张经武就习武健身，在军校时还学过擒拿格斗。
士可杀，不可辱！他动了手，张经武也动了手，但张经武毕竟是60多岁的人，他怎么能够打得过年轻力壮的看守呢！
于是他的胳膊被扭断了，他的身上留下了青一块紫一块的“纪念”……
在那种情况下，抗争也没有什么用处，但张经武还是选择抗争，否则，他就不是张经武了。
此后他采取另外一种斗争方式——绝食。他对专案组斗争方式也只能用这样的办法了。
“你们查不出什么问题，还不放我出去，我绝不会再吃你们给我的饭。”
他很平静地对专案组的人说。
“爱吃不吃，不吃还为革命节约了呢！”
他们没有想到，张经武真的是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和他们抗争了。
一天，两天，三天……张经武坚持了一个星期，最后，就出现了休克，专案组这才把他送进了医院。
在这段时间，专案组没有向上面汇报，实际上是让张自己饿死。
据说张经武死后，周总理批评了他们，并对有些人作了处分。
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张经武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张经武以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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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武
（1906-1971）
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
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1906年7月15日出生于酃县沔渡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冬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红军学校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纵队参谋长等职,为扩大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培养红军军事骨干,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长征途中,负责保卫军委机关的安全。1936年,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会晤了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河北省主席宋哲元,通过做工作,使其接受了中共“枪口对外、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于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奋起抗日,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晋绥军区参谋长等职。1937年赴济南开展抗日统战工作,舌战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促使韩释放了包括原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在内的60多名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还在山东培养了1500多名抗日军政干部,壮大了中共在山东的抗日领导力量。
1938年10月,他奉命与郭洪涛、黎玉等组成中共山东分局并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将山东各支抗日游击队整编为10个支队和3个独立团,共计24500人。在偷换-指挥下,山东纵队与日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其中“五井战飞”被誉为“山东抗战两年最模范的胜利战斗”。在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制造了骇人昕闻的“太河惨案”后,他果敢坚决地领导了反摩擦斗争,一面在政治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一面在军事上组织反击,收复了太河镇,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他重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进行严格训练,到1940年冬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扩大了两倍,解放战争时期已发展为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主力。毛泽东予以赞扬。徐向前给了很高评价:“经武同志政治上坚定、工作负责、积极完成党的任务,‘山纵\'对他的信仰很高,是党的优秀干部。”1942年从山东到晋绥后,为保卫陕甘宁地区和党中央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参谋长、晋绥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参谋长,参加了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战斗。
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办公厅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1951年4月,以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的身份与李维汉等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随即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他仅带少数随行人员绕道香港、印度到亚东劝说达赖返回拉萨,为和平解放西藏立下功劳。在拉萨,他把毛泽东主席的嘱咐“统战上层,爱国一家”牢记在心中,不顾个人安危,走访上层人士,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力排各种阻力,做好工作。达赖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协议》。1951年10月1日在拉萨竖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召开了第一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群众大会,和平解放西藏决策得到了初步实现。从1952年3月至1966年,先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区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藏工委第一书记,为全面实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西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解放西藏的和平使者,深受西藏人民的爱戴。1958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5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他宁折不弯,以死抗争。1971年10月27日绝食而亡,终年65岁。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76年10月,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悼词,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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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武（1906-1971）
又名张仁山。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人。13岁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在爱国名将樊钟秀创办的建国军军官学校就读，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中央军委五局副局长，会昌教导团团长，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军委二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参谋长，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委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文革期间遭到“四人帮”迫害，1971年被打成重伤惨死于秦城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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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他，是毛泽东亲自提名，中共中央任命的唯一一任中央驻藏代表；
他，是西藏地区唯一获得三枚共和国一级勋章的将军；
他，是西藏地区的第一位中央委员；
他，是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奠基者、组织者、开拓者，在他担任西藏党、政最高领导15个年头，西藏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跨越。
毛泽东说，他不仅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上个世纪50年代，在极其艰苦、极其复杂、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命为中央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历尽艰辛、不辱使命，保证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贯彻执行，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保卫了祖国的西南边防。
在西藏15年的岁月中，他坚持一切从西藏实际出发和稳定发展的方针，团结、率领进藏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解放军官兵，带领西藏人民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跨越，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干部。他耐心地团结教育上层爱国人士，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西藏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他用忠诚、果敢和智慧捍卫着祖国神圣的疆土，用执著无私、奋斗团结带领着一班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共产党人，用炽热的心血浇灌着民族团结之花。
他的精神、功绩和风范，永远镌刻在西藏历史发展的丰碑上，永远铭记在西藏各族人民心中。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暨张经武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精选近二百幅珍贵且鲜为人知的历史照片，编纂出版，作为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缅怀与纪念。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