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在文革期间给周恩来的大字报

　　1966年的冬天，“文革”从揪斗地方上的“地富反坏右”发展到揪斗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就连很多在中央工作的高级干部也未能幸免。那时候，北京街头闹得最凶的就是大中院校的红卫兵，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那阵子，周总理太累了。从各地进京的这派那派头头每天都闹着要中央领导人接见，周总理不得不抽出大量时间和他们交谈；他还要和有关人士谈话、参加一个又一个的会议，经常是在天亮后才疲惫地回到西花厅。看到周总理这样劳累，我们实在不忍心让他回到办公室后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就对送呈的文件精心挑选，把那些非得周总理批示的文件摆在他的办公桌上。

　　最让人焦心的是，周总理回到西花厅后也休息不好。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挑动下，府右街每天造反呼声不断。赶上最高指示发表的日子，府右街就更乱得让人头昏脑涨，大队大队的群众不分白天黑夜从四面八方赶来游行庆贺，整条府右街被堵得水泄不通，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震耳欲聋。西花厅和府右街只有一墙之隔，吵得最厉害的时候，院子里几天几夜都处于高分贝的噪音之中，连我们都烦得难以忍受，周总理更是休息不好了。

　　到了12月，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12月4日，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红卫兵绑架后不知去向。彭真是在1966年5月被免除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当时由于毛主席不点名批评了他，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所以彭真就挨了批判。但彭真是为新中国建立做出过特殊贡献的老革命，虽然不当北京市委书记了，可他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能不声不响就被人绑架得不知去向呢？

　　当接到彭真同志被绑架的电话后，同志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想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马上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得马上把北京几个知名的造反派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希望搞清彭真的下落把他接回来。但遗憾的是，周总理那天和造反派几个小时的谈判没有结果，除了了解到是哪个组织把他弄走的和“他一次可以吃两个窝窝头”之类的情况外，其它信息一无所获。最后，周总理只好批示北京卫戍区一定要找到彭真并把他营救出来。

　　彭真被绑架事件，让周总理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开始为那些被造反派重点冲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见到他脸上有舒展的笑容。1967年对于周总理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令人心酸的一年。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果然令人担忧。先是刚刚过完元旦，陈伯达、康生、江青1月4日在接见广东一拨红卫兵时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大街上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揪斗陶铸的大字报；几天后，1月8日深夜，造反派为了揪斗谭震林又冲进了中南海西门；余秋里、贺龙紧接着也受到冲击，很多人被搞得有家难归。周总理肩上的担子更重，工作也更难做了。

　　周总理明显地瘦了，既是因为劳累，也是因为心里不舒畅。1967年元旦过后，他一出门总要到凌晨二三点才能回到西花厅，而一回来就又是坐在办公桌前批阅那些似乎永远也批不完的文件。很多人都劝周总理注意休息，但无论是邓大姐写字条还是我们当面劝说，对周总理都不奏效，就连医生也对他无可奈何。

　　眼见着周总理日益憔悴，我们很心痛也很着急，怎么能让周总理早点休息呢？大家都在琢磨着。有一天，周总理回来后顾不上休息又在办公室继续工作，大家就聚在警卫室里议论起如何想个让周总理休息的办法。“我们也给总理写一张大字报吧！”有人提议说。写大字报是当时最时髦的革命形式，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再一商量，给周总理写大字报草稿的任务就由赵茂峰担当起来——因为赵茂峰平时爱看书，字也写得好，连周总理向客人介绍时都说他是西花厅的秀才。

　　大字报怎么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凑词儿。第二天，赵茂峰就把大字报的草稿写好了，他拿来交给大家传阅修改。大字报的原文是这样的：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大字报的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3日。

　　大字报是写好了，可还得交给邓大姐看一下才能最后定稿。茂峰把稿子交给我送去给邓大姐看，邓大姐看后在第三句的身体后面加了“变化”两个字，因为那时周总理已经患有心脏病了。邓大姐修改后稿子就定了，我们上街买了一张粉红色的纸，照着总理办公室门的大小裁好，大家觉得总理办公室的门是贴大字报的最佳地点，这样周总理进办公室之前就可以看到。

　　抄写大字报的任务自然又落在了赵茂峰肩上，他把大字报抄好后大家纷纷在上面签名，那回签名的有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等，邓大姐也在上面签了名。

　　签完名，我们把大字报贴在总理办公室的门上，周总理回来时就看到了。他认真读了以后笑了笑，第二天把大字报取下来在上面批了八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贴大字报的第二天上午，邓大姐对我说：“你们写那张大字报是关心恩来的工作和身体，贴得好，不管起到什么作用这都是一件好事儿。可你们说得不全，虽然我是看过的。我想了想还得再提几点补充意见，明天上午再写。”

　　2月5日上午，我进到邓大姐的办公室后，她对我说：“你拿出笔和纸。我已经想好了五条建议，我说，你写，一下写成不用再重抄了。”邓大姐接着口述了五条建议的内容：

　　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

　　二，开会谈话及其它活动之间应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

　　三，每日节目规定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

　　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之后，除非紧急事项，恩来和有关同志之间希望不要接触，(以)得到喘息；

　　五，学会开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要简练些。

　　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以上几点希望。

　　邓颖超

　　1967.2.5

　　大字报贴出后，凡是到西花厅的领导同志，如陈老总、聂老总、叶帅等看了后都签名表示支持。

　　可惜的是，虽然这张大字报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意，但对周总理的“威慑”却一点不大，他依旧不分白天黑夜地开会、接见、找红卫兵谈话，回来后还要面对那一摞摞待批的文件。后来周总理跟我们解释说：“我不能休息呀，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都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

　　周总理的话说得对，我们谁也无法反驳。确实，他是人民的总理，党需要他这样做，国家需要他这样做，他也要求自己努力为人民服务，那么多的事情摆在面前，他无法好好休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