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 陈恒舒
刘浦江
写中文系的事情，先要从一个非中文系的老师写起——刘浦江先生。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刘先生给中文系的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设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他有两点特别出名，一是要求严格，相传中文系有“四大名捕”，就是抓不及格的学生抓得特别狠的那种，说法有很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刘先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据说有人重修了四次还没有及格呢。二是他每年开学的第一节课都会说一这么一句：“我一直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是比较没有文化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整个教室一片哗然，尽管此前已经有师兄师姐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说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大约是讲了一些个人经历，发现中文系的学生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是颇为匮乏的。于是在这个学期的课程中，他很注意对我们古代文化基本素养的训练，比如干支纪年甚至于纪月、纪日，比如读写繁体字，现在想想，对于日后的学习确实获益匪浅，而当时那一句当头棒喝对于刚刚进入中文系的洋洋自得的我来说也有相当的必要。第二年C君拉着我跑去听他的第一节课，他看见我们俩坐在下面，开始先敷衍了一些别的话，显得有些拘谨，但后来还是没忍住，很突兀地崩出一句：“我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比较没有文化……”整个教室又是一片哗然，只有我和C君相视一笑——这大约也是新生与老生的区别之一吧。记得刘先生说完“中文系学生没文化”之后还有一个补充，大意是说他的夫人也是中文系的，但是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所以还算有点文化——后来我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不能说没有这句话的影响。
随着这门课的深入，我才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话并非无稽之谈。历史课大家从小都学过，但中学的历史教育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把一些尚无定论的东西武断地下了结论并强行灌输给我们，同时还灌输了不少陈旧甚至错误的结论。而刘先生在课堂上常常能为我们破除这些“虚妄”。有一次他拿起讲义念道：“恩格斯说……”大家一听是恩格斯的话，赶紧埋头去记，等到记完手都酸了，这时刘先生放下讲稿，慢条斯理地说：“现在的研究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大家全崩溃了。当然，重要的不是结论，而在于你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去研究去分析——这就是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而刘先生也很重视我们自己的观点，在两次大考中，他各有一道分值很大、灵活性也很大的题目，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者都可得高分，我想这也是把我们从高中那套为了应试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环节之一吧。
如果一个老师仅仅能传授知识，那便算不得好老师，充其量算个平庸之辈——因为这是所有的老师都可以做到的。而刘先生身上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不及的是讲什么问题，他提到了92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位北大的教授从某栋教学楼上跳下去了。这时下面传来了些许轻蔑的笑声。刘先生面色凝重地说：“你们不要笑！人家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们敢吗？”声音不大，却把整个教室镇住了。刘先生在那一刻突然变得高大无比。
刘先生在课堂上还有无数的妙语，我现在竟记不得几句了。C君当年记笔记的时候，笔记本每一页正面记授课内容，背面专记先生的妙语。后来C君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把这些妙语拿出来一看，能越看越开心以至于可以消愁解忧。还有一位Z君，自恃国学根底扎实，上课一句正经话不记，专门记刘先生的妙语。待到某一天把两人的笔录拿出来整理出一本《浦江公言行录》，定是一本极有趣的书 ——刘先生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品与学品应该是在那里的，而并非我拙劣的笔法可以勾画清楚的。
然而，中文系从2004年开始却不再给大一新生开设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了。我也再没有机会去听那句“中文系学生没文化”的棒喝。有时和C君行走在校园里，会忽然听见他喊一句：“啊，那不是刘浦江先生么？”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蹬着自行车、跨着公文包、背有些微驼的熟悉的背影渐行渐远。他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一个天大的遗憾。中文系主管教学的老师不会不懂得“史外无学”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中学历史教育的误区需要打破，而更重要的，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一位“精神导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刘先生绝对无愧于这样的称号。我想，还是重开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吧，还请刘先生回来讲吧，哪怕就凭他那句“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
邵永海
很多人亲切地称邵永海先生为“邵哥”，而我独称先生为“邵公”。这两个称呼其实并不矛盾。“公”与“哥”正代表了邵先生性格的两个方面：既严肃又不失活泼。
第一节古代汉语课我是站着上的，因为去晚了，没有座位了，只好靠在教室最后的暖气上将就着。那节课远远地往过去，对讲台上那个中年男子的印象无非三条：两个小时板着脸没有笑过；竖着写繁体字；一下课就迫不及待地拿烟出来抽。从第二次课开始，C君帮我在前排占座，我才有幸和这位老师近距离地接触。后来发现他也是笑的，只是动作幅度极小，不易察觉。讲课的时候极严谨，一丝不苟，但气氛并不沉闷，也时不时地玩点幽默，有一次竟拿我开涮。当时他正讲古代汉语的语法，说被动句有时会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要举例子，眼睛在前排一扫，在我身上停住了，说：“比如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表扬了’，大家觉得挺别扭，但如果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批评了’，大家就觉得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当时引得哄堂大笑，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他也冲我正笑着，露出两排抽烟抽得发黄发黑的牙齿。
邵公确实不是一个古板的人，虽然看上去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我和C君有时会去他办公室坐坐，同他闲聊，听他说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候的事儿，说何时开始抽烟，说打三天三夜的扑克牌不带合眼，说听朱德熙先生讲的写作课是多么多么开心，如此等等。有一次听说他还踢球，就向他求证。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哦，他们总不叫我。”后来看他踢了一次，才知道“ 他们”何以不叫他。比赛开始的时候，邵公穿着一身厚厚的滑雪衫出现在守门员的位置上。开场不久对方一脚软弱无力的射门，慢悠悠地贴着地面滚过来，邵公一猫腰一伸手——球进去了，从两腿之间钻进去了，大家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直到邵公跑进门里把球捡出来，对方才意识到：“哦，我们进球了。”于是才开始庆祝。又没多久，对方又一次射门，是个半高球，轻飘飘的，邵公稍一屈膝，迎着来球一抱——球又进了。邵公终于沉不住气了，换了个人替自己守门，跟着韩毓海、陈保亚诸先生一起上去跑了，跑了好一会儿，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球从他面前缓缓滚过，邵公抡圆了就是一脚，结果却踢了个空，自己还险些跌倒。后来终于跑不动了被替换下场，自我解嘲地跟我们说：“没办法呀，好久不踢了……”赛后他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在寒风中呼啸而去——关于邵公的自行车，他自己声称“只骑‘捷安特’”，“丢了十几辆了”，但“丢了继续买，非‘捷安特’不骑”。但是那天的车却锈迹斑斑，感觉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样子，后座儿上还拴着半截麻绳。我们实在无法把这样一辆车与200多块钱一辆的“捷安特”联系在一起。后来几次想问，但终究没有开口。
邵公实在是个性情中人，即便在学术上也是如此。他讲课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屡次在课堂上表现出对孔子可爱之处的赞赏，而对于总喜欢板起脸来教训人的孟子则颇有微词。有一次课上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讲完的时候他很激动，颇有感慨地跟大家说：“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我们期末考试就从这里面出一段标点翻译，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于是考试还真出了这么一段。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给我和几个同学讲《诗经 • 豳风 • 七月》，讲完之后顺带说起中国的农民问题。 他一脸严肃地甚至略带些悲愤地跟我们讲现在农民的负担是如何之重。后来我听C君说，邵公来自山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体验。邵公不是那种钻进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他的学问实在是活的而非死的，是热的而非冷的。C君说邵公就是一位大儒，我想着不仅是就学问和气质而言，邵公身上实在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现世精神。单凭这一点，我想还是尊称他“邵公”吧。
吴晓东
第一次听吴晓东先生讲课是大一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当时中文系开设了一门“现当代文学名篇赏析”的课程，由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诸位先生们轮流出来讲。好像是倒数第二次课轮到吴晓东先生，讲的是中国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记得那天他很早就坐在教室里，安详地翻阅着自己的讲稿，一派儒雅的风度。他在这次课上分析了现代派诗歌的几个要素，头一个就是“分行”。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张便条，连着写下去就是便条，分了行就变成诗了。这个提法在当时看来很有趣也很新鲜，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根本不懂新诗的人来说——虽然我现在仍然根本不懂新诗。他说念诗也是一门学问，有人能把坏诗念好，也有人能把好诗念坏，并很谦虚地说自己是那种“把好诗念坏的人”，但我到现在还觉得他朗诵的功夫是一流的，尽管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然而他在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背着手踱着步在教室里朗诵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的时候，我竟在前排哭得稀里哗啦的。
大一下学期的现代文学史是我们这一级的本科生接触的第一门正式的文学方面的必修课。吴先生课堂上妙趣横生的讲解我现在都不大记得了——或许回头翻翻当时的笔记会想起一些。但是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课堂的气氛。中文系的绝大多数课程，都是老师从头讲到尾，满堂灌，有问题课下单独讨论。但这门课不是，吴晓东先生给了我们很多课堂讨论的机会，头几次大家似乎还有点拘谨，似乎大家还没有从高中那种沉闷的课堂气氛中解放出来，后来慢慢地都踊跃了起来，我们听到自己的同学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意见，有些还是很有启发性的，课堂不再是老师的“一言堂”——这对于一直缺少相互学术问题的交流的我们年级本科生来说更弥足珍贵。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讨论过“五四”时期小品文兴盛的原因，讨论过郁达夫的小说、冰心的散文、冯至的诗……每个人发言之后，吴先生都要做几句精彩的极有启发性的点评，可谓循循善诱，学术自由的气氛弥漫着整个课堂。直到最后的期末考试也很有特点，题目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死得不能再死的题目，比如考鲁迅的生年之类的文学史常识，一点不能含糊的。鲁迅的生年我当时还真答错了，C君竟也没有答上来。另一类则是极开放的题目：让你就自己读过的一篇作品最有感触的一点写一段文字之类，最后竟还出现了这样的题目：如果郁达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请代拟一篇授奖词。没有任何强制我们写他观点的题目，这大约也是我不大记得他讲授内容的原因吧。
我上的最后一节现代文学史是2003年4月中旬某个星期四的下午，当时“非典”已经袭来，大家都有些怀疑那天下午的课还能不能照旧。平日爆满的教室那天大约只坐了三分之一，而吴晓东先生仍按时赶到了。他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了教室前面相对的两扇窗户，说现在非典闹得厉害，要注意通风。然后走上讲台，说，今天还能来这么多人，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先不入正题，而是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外文学经典中的瘟疫和疾病，最后谈到了加缪的《鼠疫》，说大家去读读吧，一切瘟疫都是可以战胜的。大家都听得很兴奋。我说我正看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吴先生哈哈笑道，别看那个，那个太恐怖了。在这之后的大约第二天，我离开了北京。此后吴先生所讲的，我都没有机会聆听，只是上网的时候听一些仍坚守学校的同学零零星星地转述。据说鲁迅那部分讲得极精彩，然而我竟没能听到——这或许是我大学四年里最大的遗憾之一。
钱理群
我2002年入校的时候，老钱刚刚退休。我们都以为自己无缘听这位名声显赫的“鲁迅研究专家”讲课，然而“现当代文学名篇赏析”的课程计划发下来，老钱的名字竟赫然在列。这大约是老钱在北大课堂上的谢幕之作。记得那天是个阴天，寒风在窗外呼啸着，电教的灯光颇有些昏暗，整个教室一派肃穆，甚至有点阴冷。曾经看过一些人回忆老钱的文章，说老钱无论在生活中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事情，一到讲台上就精神焕发情绪激昂，而且总是乐呵呵的，越讲越开心，甚至常常朗声大笑，他讲课往往是用自己的情绪来感染听众。此言不虚。老钱这次讲的是《野草》，通过《野草》讲鲁迅的人生哲学。老钱果然讲得极投入极起劲，没过多久就讲得满头大汗——不是因为紧张或者热，是因为讲得太带劲了。他大声地朗读着《野草》中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句子甚至段落，讲道《腊叶》一文中“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这个奇特的比喻时，还瞪大了眼睛，不停地拿手比划着——如此投入的表情让我终生难忘。
几个月之后，老钱又回来了。这次是一个大型讲座，题目是“毛泽东与鲁迅的几次相遇”，地点在英杰交流中心。我和C君提前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啃着包子一边赶过来，到了才发现门已经锁上了，工作人员说里面人已经太多了，正在协调。当时已经是深冬了，北风肆虐，但门外仍聚集着一群执著的听众，而且越聚越多，有人甚至振臂高呼：“我们要看钱理群！”把门捶得咣咣响。等门开了，我们踉踉跄跄地挤进去，刚想跟着往楼上挤——因为讲座本来是安排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但突然有通知说由于人数太多，讲座改在一楼的阳光大厅内进行。我们赶紧奔过去，发现大厅还是空荡荡的，就赶紧拣了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用C君的话就是“头版头条”的座位——坐下，然后回头一看：楼上的人正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门外的人正如潮水一般涌入，转眼间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子就座无虚席了。但还是有人不断地涌入，座位旁的边边角角也都挤满了人，第一排座位与讲台之间的空间整整齐齐地码了三排人，后来连讲台的边沿也坐了一圈。晚上7点，一束强光打在红地毯上，老钱明星般地登场了。场下掌声雷动，老钱一边往讲台中央走一边向大家抱拳示意。还是那个笑呵呵的大胖老头，还是那双充满了智慧的小眼睛，只是头发好像又稀疏了。老钱激情依旧，依旧越讲越开心越讲越激昂，依旧满头大汗，听众们的热情也一起燃烧起来，掌声、笑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钱就是那晚的阳光大厅里的红日，一切寒意都被驱尽了。正如C君所说，那是我们在北大几年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之一。
第三次听老钱的讲座已经是事隔两年以后了，在北大西南门外的国林风书店，讲《故事新编》。可笑的是，国林风书店竟很没文化地把条幅上的“故事新编”印成了“新编故事”，从此让我对这个书店再没什么好印象。这次讲座受环境所限，人比较少，老钱却说他很喜欢，因为坐得离听众近了，便于交流。老钱说，为什么讲《故事新编》呢，因为大家原来对鲁迅大都有一种误会，觉得鲁迅一动笔就是谈什么国民性之类的严肃话题，一副板着脸教训人的样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其实鲁迅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也写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或者说是把一些很严肃很深刻的主题用一种幽默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说这本《故事新编》。他大声地朗读着《故事新编》里的故事，穿插着自己的讲解，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步——当年自己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多乐趣呢？老钱说他离开北大以后去了南京 一家中学教书，给那里的孩子讲鲁迅的时候，不用别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大声读，让他们体会阅读鲁迅的快感，正如他自己大声朗读一样。当年读过老钱等人编著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就觉得十分有感触，现在发现老钱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老钱在北大讲鲁迅，启蒙了多少学生的心智，离开了北大，又回到中学去讲鲁迅，把孩子们从多少年的误区中带出来，“引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老钱为了中国的文化事业，绝对算得上是鞠躬尽瘁了。
（未完待续）
（陈恒舒， 1984 年 5 月 24 日生于湖北十堰， 2002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在读。）
（本文摘自《寻找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