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寒与国家计生委张维庆主任的对话
--评国家计生委张维庆主任关于稳定低生育率的网谈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2006年3月21日国家计生委张维庆主任应邀在中国政府网线谈人口问题（http://www.gov.cn/zwhd/ft/rkwt/wz.htm）。以下就访谈录请教张主任。
张维庆：举报是公民的权利，你违反了，人家监督你、举报你，包括我张维庆，也要接受大家的监督，有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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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非常同意张主任的说法！也正是本着同样的理念，我近年一直在检举国家计生委，监督张主任。虽然我的预言一次次“不幸言中”（比如2005年人口没有增加预期的1167万，只增加了758万），但从来没有得到计生委的反馈。张主任是人民公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国家的主人的一员，我相信张主任对我的观点不会见怪，我希望国家计生委能够严肃对待我的观点。计划生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的一项国家工程，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攸关国家和民族的持续发展，没有反对意见是不正常的，封杀反对意见是不应该的。要是我的观点有不妥之处，请张主任海涵，并请计生委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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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根据人口专家计算，到1998年底少生了三亿多人。如果算到2005年底，少生了4亿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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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中国要是没有计划生育，会增加多少人”这个问题，由于是事后评估，而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而动态下降，因此只能借鉴一些间接手段。其实社会学也可以借鉴医学的思维，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找出与疾病相关的症状或体液指标，据此来诊断疾病、预测疾病的预后，相关系数越高，诊断越准确。我比较了联合国公布的各国的总和生育率（TFR）和多项社会发展指标，发现只有人类发展指数（HDI）与TFR相关性最高，相关系数高达-0.916，是最好的诊断指标。
中国计划生育理论上始于1971年，但实际上1973年才在全国城乡展开，但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低到1972年的4.98，这几年本身就可以看出社会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比较各国（尤其是与中国文化相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以及印度）TFR与HDI的关系，我粗略推算没有计划生育情况下的中国生育率数据：1972-1979年：4.5；1980-1989年：2.75；1990-2005年：2.1。根据这些生育率资料，我计算出19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共少生2.3亿人口（详细推算请参看我的文章《要是当年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会怎么样？》），其中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到1980年的时候共少生六千多万；198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少生1.3亿人口。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发[1982]11号1982年2月9号）》也认为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累计少生六千多万人，与我用4.5的TFR推算的结果一致，就是说我与张主任的差异是在1980年之后的生育率的估算。以下是我的推算理由：
图片：HDI与生育率的关系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621313542716094.jpg
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韩国、香港、台湾、泰国、越南等）的TFR比其他国家低（在一个国家内部，华人TFR比其他民族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TFR比其他国家低。
中国1980年代的HDI相当于日本1950年代水平（日本在1950年代平均TFR只有2.4）。印度1997年到2003年HDI刚好相当于中国1980年到1986年水平，印度1997、1998、1999年TFR分别为3.3、3.2、3.1，印度2000-2005年TFR只有2.85（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结果http://w3.whosea.org/LinkFiles/Family_Planning_Fact_Sheets_india.pdf），今后两年预计还难以达到2.8。何况，在同等HDI的条件下，由于文化和民族心理因素，印度人的生育率明显要比中国人高。
新加坡历年人类发展指数(HDI)和各种族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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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HDI--全国生育率--华人生育率--马来人生育率--印度人生育率
1980--0.761----1.82--------1.73--------2.19----------2.03
1990—0.822----1.83--------1.65--------2.69----------1.89
2000—0.886----1.60--------1.43--------2.54----------1.58
2001—0.890----1.41--------1.21--------2.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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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华人和印度人在新加坡同样的制度下，上表还只反映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差别对中印TFR的影响，而没有反映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TFR的负面影响。考虑到中印的文化、民族心理、制度因素，当然也考虑到印度的后发因素（在同样文化、制度、民族心理的条件下，后发国家达到同样HDI时候TFR比先发国家低），因此我将中国1980年代生育率估算为2.75是合理的。
即使1980-1989年TFR为3.0，1990-2005年TFR为2.5，那么到2005年底，19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也只累积少生3.2亿人口，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只少生2.2亿人口。而依照张主任“少生4亿”的结论，那么1980-1989年TFR当为3.5，1990-2005年TFR当为2.7才行（那么到2005年底，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少生3亿人口）。从TFR与HDI的相关图，即使不考虑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的独特性，当年中国的TFR都不能有那么高。
就是说，考虑到中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制度特色，中国的TFR只能在上图的下限，而不是中间和上限。也就是说张主任的“少生4亿”的估算是不准确的。
总结：以我的方案，到2005年19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共少生2.3亿（不可能超过3.2亿）人口；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共少生1.3亿（不可能超过2.2亿）人口。以张主任的生育率方案，到2005年19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共少生4亿人口；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共少生3亿人口。如果说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还有争议的必要的话，那么无论哪种方案，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都是错误的。
我不知道张主任是采纳什么指标来“诊断”生育率，从而得出“少生4亿多”的结论？这个指标与TFR的相关系数只有比0.916高才能说明张主任的诊断比我的要准确。请张主任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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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您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真的与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没有实行这样的政策，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却仍然很快？
张维庆：这个问题回答是非常肯定的。为什么中国的计划生育成就功不可没或者叫功德无量呢？少生4亿多人。如果这4亿多人加进去，我们总体小康水平能实现吗？我看是实现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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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最近用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很好地反映了人类生活质量。
人类发展指数的国际比较（19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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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国--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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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HDI在1950年时候没有差别，两国主要差别出现在1975年前，而这段时间两国生育率没有差别；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而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1991年，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会矛盾比中国复杂。中国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国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从绝对数和相同起点来说，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国1975年的HDI，中国从1975年到1990年这15年增加0.102，印度从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增加0.106（从2000年到2003年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83，而近两年更是增长快速，2005年应该至少为0.619）。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HDI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增加更快！
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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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1960--1981--199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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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7.1--67.7--69.3--70.0
印度-44.0--53.9--5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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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1975年时候中国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现在比韩国短5.4岁。
人才方面，中国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仅占总人口的1.5%，印度为6%（FT中文网2006年4月11日刊发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理查德·佛罗里达的评论文章）。
可见相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没有进步也没有大的退步，而印度的年轻人口结构赋予印度巨大潜力。要是说计划生育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话，岂不是改革开放阻碍了社会发展？张主任岂不是否定改革开放？
依照我的估算，等于中国计划生育白白损失2.3亿子孙；依照张主任的估算，等于中国计划生育白白损失4亿子孙！
可见计划生育并没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2005, PP.112-142，http://www.dajun.com.cn/yinduzg.htm）通过比较中印人口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也得出相同结论。
可见，无论从HDI角度还是人均GDP角度，都说明计划生育没有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张主任说中国的计划生育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我不知道张主任采用什么指标？由于联合国的HDI已经解释了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88％的一般化变异数，张主任的指标难道比HDI更能反映社会发展水平？建议将这些指标推荐给联合国以取代HDI。要是计划生育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那么世界其他国家真是太无知了。应该推广计划生育到全世界，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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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十一五”时期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独生子女将近1亿人，这1亿人70年代到现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岁了，这部分人进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该结婚了，结婚就要生孩子。这个数量是为数不少的。
第二，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政策做了调整。1980年时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农村允许生了一个女孩子的再生一个孩子，这个生育政策的调整，所增加的相当一批人也已经进入生育年龄，他们也要结婚，也要生孩子，这也会增加一部分。
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来的时候要稳得住，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无论如何不能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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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2005年11月14日新华社报道“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已累计出生9000万独生子女”，现在才过去四个月（要知道这4个月总出生人口500万都还难说），独生子女怎么就变成“将近1亿人”了？我上次已经分析过，独生子女9000万的话，就已经说明1990年以来生育率平均只有1.5（《从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http://www.chinare????.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28&ID=81980）；要是独生子女“将近1亿人”的话，那么生育率就更低了。张主任想说明一个问题，岂不是又暴露另外一个问题？
看来张主任认为的生育高峰是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二是1984年后农村允许生育1.5个，这些孩子今后几年到生育年龄。我分析一下张主任的理由是否存在：
“近1亿独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出生的（并且1990年以后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对于近5亿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400万独生子女，由于这25年出生性别比为112：100，那么每年女孩只有189万；而1980年到1990年总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独生子女育龄人口面对的是1个独生子女和4.5个非独生子女育龄人口，他们的配偶都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低，这189万女孩中只有三十多万与独生子女男孩结婚（可以生育二胎），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要是考虑到“近1亿独生子女”中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农村独生子女在1990年后才增多，那么19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万，女孩就不到189万。因此张主任担心因为独生子女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说法站不住脚。
要是不调整生育政策的话，还因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可以稍微增加出生人口；但要是调整人口政策的话，就是全部可以允许生育二胎或以上的了，不光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了，那么张主任用“近一亿独生子女”来反对人口政策调整本身就没有意义，调整人口政策后影响生育高峰的是全体育龄妇女人数而不是独生子女人数。
即使在1984年后农村实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生育意愿下降，1984年后生育率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1980年到1983年平均生育率为2.54，1984年到1990年只有2.36， 1990年之后更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张主任这个担心纯粹只有理论意义，没有现实意义（理论上1984年后生育率应该增加，但是事实上反而下降） ，可见张主任担心因为1984年生育政策的改变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可见张主任的所谓“第四次生育高峰”的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妇女在1980年代达到生育年龄，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么大的一个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况下，1980年代那个高峰就已经明显降低，那么现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下能够引发“第四次生育高峰”吗？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现在成为生育主体，但是近几年出生人口并没有明显增加，以至于2005年又只增加758万人口，远没有计生委预期的1167万。既然事实已经证明计生委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的理由不存在，为什么不立即恢复常态—停止计划生育？
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84万女孩，现在这些人正/将成为生育主体，扣除15%不生育人口，还剩下921万妇女，这些人平均生育2个（还有相当部分人只愿意生一个，就必须允许生育三个）的话，每年也只有1843万，减去每年死亡870万左右，每年增加人口只有973万，达不到“十一五规划”要求的1049万。可见现在需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因为生育积压而有一个生育峰，但从目前的生育愿望来看，这个高峰不会太大，不要被这个高峰吓倒，应该赶抢这个生育高峰，而不是避开这个生育高峰，给一些近40岁的人有补生的机会（但同时要做好产前检查，防止畸形胎儿出生）。比如说现在35岁到40岁这一群体，目前只有少部分人还有再生育一个的生育愿望，等再生育的小孩30岁左右成家立业有经济能力时候，父母刚好退休，需要赡养，大大缓解他们哥哥或者姐姐的赡养压力。中国1963年左右那个峰那么大，一样过来了。今后是老年化严重、劳动力短缺，这个高峰越大，就越有雪中送炭的效果。这个高峰即使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但是相对于今后老年化和民族可持续发展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现在幼儿园、学校合并，但人员还在、校舍还在，并没有太多流失。等人员流失后就麻烦了。残酷的现实已把计划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哪怕是2、3年都可能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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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位网友引了一篇文章。怀疑“十一五”期末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7亿（“十一五”规划为13.6亿）的目标过高，认为按照目前每年的净增人口数，2010年全国总人口不可能超过13.7亿，建议将生育政策调整为普遍生二胎。
张维庆：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13.7亿这个概念是我们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的。为什么提13.7亿呢？因为它面临着“十一五”时期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但是现在中央“十一五”规划做了一个修正，把它改为13.6亿，就是把约束性的目标控制在13.6亿，我认为是一种从紧的要求，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要控制得更好一点儿。我说这位网友不简单，他动脑子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形势。第二，生育政策因为面临高峰不能调整，必须稳定，毫不动摇，这是“十一五”期间坚定不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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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原来2010年13.7亿人口目标是国家计生委提出的！计生委凭什么擅自修改江泽民总书记1996年提出的2010年14亿人口目标？如果说完不成中央1996年定下的人口目标是渎职，修改生育率资料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么修改最高领导人的人口目标就是公然对抗中央了（在古代的话，是大逆不道的）。达不到目标就可以修改目标？ 那么计生委主任太好当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一件趣事：隔壁家猛子叔教我们打弹弓，他说他百发百中，他每开一弓，然后对我们说：你们看，正中目标，我们佩服得不得了。后面我发现有点不对，因为发现他总是打完后才告诉我们他的目标，当然是百发百中了；或者是开始手一扬，指着前面，说：“你们看，我打那里”，然后开弓，由于他开始指的只是一个大概方向，结果只要不偏离大方向我们就看不出他的错。经过我的指出，猛子叔在我们孩子中的地位一下子降低，结果是我那一年偷生产队的西瓜（猛子叔是看管瓜的）一次也没有得手。现在中国的人口政策目标也跟猛子叔当年的伎俩差不多：定一个大目标，加上一个“之内”，结果是中国人口政策永远在目标之内，计生委每次都“成功地”将人口“控制在xx亿之内”。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计生委干脆永久性地将中国人口目标设为“100亿之内”，99亿也在“100亿之内”，一千万也在“100亿之内”。
看来计生委提出13.7亿这个概念，是因为它面临着“十一五”时期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但事实如何？依照2010年13.7亿人口目标，2005年需要增加至少1167万人口（因为今后每年死亡人口会增加），但事实上2005年只增加758万人口，再次说明所谓的“第四次生育高峰”只是幻觉，没有现实意义。
张主任认为生育政策不能调整的理由是因为面临高峰，但是我上面已经说明张主任所说的导致生育高峰的两大理由都不存在。既然张主任不调整人口政策的理由站不住脚，就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1990年提出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生育率需要稳定在2.1；1996年提出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生育率需要稳定在2.23；2000年提出的2005年13.3亿人口目标，生育率需要稳定在1.9；2005年提出的2010年13.7亿人口目标，生育率是需要稳定在2.0以上。可见1990年以来中央的人口政策都是要求稳定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中央要求的是“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可见中央的人口目标是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一致的。但是计生委却没有“稳定生育率”的能力，只有“降低生育率”的能力，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原因是在目前生育意愿下要“稳定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2.1附近（主流家庭生育三个孩子）的话，计生委根本没有事情做，也就没有油水捞，只有降低生育率才有油水捞。这也就使得中央的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
中央要求的是“稳定生育率”而不是降低生育率，但2010年人口目标却从1996年的14亿降低到2005年的13.7亿，2006年的13.6亿。生育率稳定的话,人口目标怎么一再降低? 套用一句法律用语：没有程序正义，何来实质正义？没有人口目标的稳定，何来生育率的稳定？
这次国家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为13.0756亿（本来2月初公布的数字，等到3月16日两会结束会才敢公布，这个数字是多化了一个多月“修正”来的），考虑到以目前的生育意愿，即使停止计划生育都难以在2010年达到13.7亿人口目标，为了避免人口目标再次落空，这次十一五规划将2010年人口目标降低到13.6亿。也意味着这五年每年需要增加1049万，假设今后几年每年死亡人口为870万（由于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死亡人口也不断增加，2004年死亡人口830万，2005年增加到849万）的话，每年需要出生1909万。而根据北京大学曾毅教授的统计，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光不孕人口就已经高达12.5%，还有单身和丁克，不生育人口应该介于15-20%之间；比如北京、上海政策生育率在1.0以上，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0.7左右），都响应政策的话，现实生育率只能在1.175（依照目前的育龄妇女人口结构，每年出生1100多万人口）；即使依照计生委认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现实生育率也只有1.24（每年也只出生1200多万人口），远远达不到1909万，每年不可能增加1049万。比如2005年只增加758万，计生委已经是渎职了。中央对计生委已经够宽宏大量了，计生委要铭记在心，要谨防2010年13.6亿人口目标再次落空。
由于死亡人数在逐年增加，要是2006年增加人口不到1049万的话，今后几年就更加难以达到目标，因此要是2006年增加人口少于1049万，就应该以渎职罪严惩国家计生委领导、并撤销计生委了。
在目前这种这种生育意愿下，为了不要再次让中央的人口目标落空，延缓中央撤销计生委的时间到2008年下届政府组成，在这里，我给张主任支一招：
1、给全国计生委系统买一些扑克、麻将等娱乐器具，要他们将精力放在打牌等方面，对人口政策采取无为而治，这样解除计生委对人口的压制，转变城市的1.5、农村1.8的生育意愿（甚至还稍有提高）为现实生育率。
2、由于目前生育意愿不到1.8了，计生委系统还应该拨出至少30%的工资用来鼓励生育，这点钱在城市估计难以起作用，但在农村还有一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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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现在因为调整生育政策在专家学者中间，在网民中间，在一部分官员中间，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议论。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奖一放二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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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所谓的“奖一放二禁三”不过是计生委系统和人口学界想出的缓兵计以防止撤销计生委而已。什么事情都有“时机性”，尤其是生育方面更是有“季节性”。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才能收获。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有高度前瞻性。对于中国的人口政策调整来说，1980年代是春天（生育意愿还比较高），1990年代是夏天，现在已经秋季了。现在种点秋天的作物（萝卜、白菜、秋小麦、秋荞麦等）还行，要是还是播种春天的作物，肯定是颗粒无收。现在在老年化已经出现、结构性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时候才想到人口政策的调整，秋天来的时候才想起播种，并且准备的种子竟然是不一定发得芽出来的成年老种子（“奖一放二禁三”）。“奖一放二禁三”如果在1970年代可能还有一定意义。但是在目前的生育意愿下，应该做的是“罚零（单身、丁克）奖三”，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加上“禁六”。
人口学家是春天不播种（早期不提出人口政策的调政方案），但是却又指望秋天的收获（现在才提出陈旧的方案，但是还指望今后以人口政策调整的功臣自居）。
并且播种的作物还得考虑区域性，我老家是湖南雪峰山区，气候不适合种双季稻，但文革时候上面规定全县都种双季稻，结果我们这里早稻歉收、晚稻绝收，两季的劳动量换不来一季的产量。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得考虑区域性。现在农村适当宣传可能还能提高生育意愿，在城市必须采取财税、幼儿教育改革等配套措施才能提高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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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 人口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的关系，都体现了一个可持续性。人口问题解决了，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关键和首要的因素。
现在资源约束性我们看得很明显，石油、能源、水、耕地等压力，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还有环境的压力，现在我们的环境是总体恶化、局部改善，如果人没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一切都化为乌有。
人口安全概念是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的。我们冷静清晰地分析我国的人口形势，提出了人口安全的概念。简单地说，人口安全就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区域、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由于人口问题可能引发的危机，能够得到避免或者化解，这就叫人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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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相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水、耕地和矿产资源还占有优势。中国目前的水危机和环境恶化等是因为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国每消耗1千克能源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7美元，韩国为1.8美元，日本为6.1美元。要是继续这种发展模式的话，人口减少一半，环境问题仍然严重。而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也要到2050年左右等1972年之前的人都去世后中国人口才能减半，而那个时候最年轻的妇女也丧失生育能力了，中华民族将灭绝了。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需要转型的关键时刻，需要快速工业化，现在近三亿青壮农民工只是序曲，就已经比两百年欧洲移民美洲总和还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20年后中国城市人口将占60%以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工地（意味着现在中国城市的污染是国际转嫁的：中污染中国城市的环境，输出干净的产品），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城市环境的恶化（现代科技确保中国可以将环境恶化降低到可接受程度）。即使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光将目前人口城市化，问题同样严重。
只要以人为本，人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比如，中国总体环境污染在199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森林面积持续增长、森林蓄积稳步增加，森林质量也有所改善。1990年代末我国荒漠化和沙化整体扩展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破坏大于治理”的状况转变为“治理大于破坏”，重点治理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绝大部分省区治理面积大于破坏面积，全国沙化土地由上世纪末每年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为每年反而减少1283平方公里。
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红薯等陆续引入欧亚大陆，经过两百年左右的试种，世界人口才快速增加。在20世纪之前，氮肥的有限限制粮食产量和人口增长，当时农业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来自人和畜的粪便等，1913年氨的合成（将空气中取之不尽的氮气转变为氮肥）开创了人类科学史的重要篇章，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氮气合成的，大大促进了粮食增产。近两百年全球人口激增，但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粮食价格反而下降了高达90%。
今后限制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是能源问题，而能源问题预计在最近50年左右将得到根本解决（水中氢的同位素用来核聚变可足够人类使用几十亿年；我前几天还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一位核聚变专家请教这个问题，他很乐观，他说能源今后根本不是问题）。能源问题一旦解决，其他问题如水资源问题（水的回收、净化、循环，水的转移等）、粮食问题（能源低廉后，人工光源可以使得今后耕地完全在高层大厦室内，大大减少耕地需要的土地面积；能源低廉后，氮肥等肥料也不是问题）、环境问题等也就能轻易得到解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源本身而不是自然资源，人才资源将成为第一资源。人口资源需要教育才能转变为人才资源，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解除权贵阶层对教育的垄断），今后人才资源的又取决人口资源本身。随着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的下降，各国生育率都在下降，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发展中国家也只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不远），今后哪个国家能成功建立起鼓励生育的制度，就将在今后的竞争中占有优势。
人口问题历来是一个国家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主线，是中西方古代哲人（如周公、管子、孔子、亚里斯多德）的共识。西方近代文明转向“以物为本”，这种发展观暴露了很多弊端，各国有识之士意识的这一点，建议回归到“以人为本”。
胡锦涛主席要求的是“以人为本”，只要做到“以人为本”，人类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将逐一得到解决，才能“可持续发展”。正如胡主席所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口增加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增加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非资源”(如氮气)变为新资源(如氮肥)，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人类生活质量数千年没有质的变化，近两百年由于美洲高产作物所引起的人口爆炸才导致生活水平快速提高。
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30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强调：“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但张主任整个人口思想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计生委的“人口安全”是通过控制人口来延长资源消耗时间、降低环境污染、被动利用现有经济成就，完全是削足适履。比如能源问题，要是仅仅靠减少人口来“节流”的话，石油、煤炭不过多用上几十年、上百年，但今后怎么办？回到原始社会社会去（那么中国只能承载数千万人口）？现在“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计划”已经启动，其目的是从海水中提取氢的同位素用于核聚变反应，从而产生巨大能量，这一过程的原理与太阳产生能量的原理相似，今后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中国政府在这项国际科技合作中将投入上百亿元的经费。这项科技计划成功的关键也是人才资源而不是减少人口。
“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首先人口本身需要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人口本身无法做到可持续展。对目前来说，“人口安全”主要是人口结构畸形。但计生委却歪解“以人为本”和“人口安全”，将“人口安全”理解成人口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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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网友质疑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8过高,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3左右,并以日本为例,对目前过低的生育水平对未来的影响表示担忧。
张维庆：我不知道这位网民是不是对人口方面有特别的研究。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对这个数字是非常谨慎的，没有科学性我们是不能随便确定的。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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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我不是人口学科班出身，就像测量一个灯泡的体积，人口学家是用测量的参数算出体积来；我是直接将灯泡放在水里面量出大概的容积。我更偏重于战略层面，而主流人口学家更偏向于战术层面。人口学家需要一大堆参数，但目前中国人口的参数却不齐全，任何一个参数都可能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就导致主流人口学家（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的预测一次次落空，直接体现在中国2010年人口目标从1996年的14亿降低到2006年的13.6亿。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甚至预测中国放开二胎后人口将达到17、18亿，最近听到网上谣传说中国现在人口15亿，他竟然信以为真！我早几年的一些预测现在被证明“不幸言中”（而国家计生委的预测却一次次落空）。古哲人接受的教育并不长，但他们的理论经得住数千年研究。现在所谓的精英自以为垄断一门学科，不容其他人插足。其实只要具有高中知识，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只要肯下功夫，要是能够钻研进去，不一定比科班出身的专家水平低。没读过大学的华罗庚成为一代数学家；小学没毕业的爱迪生成为大发明家；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相对论时只不过是瑞士专利局一名26岁的小专利员；我们湖南黔阳县（现洪江市）的农业中专老师袁隆平育种成功杂交水稻（我小时候还帮袁隆平找过野生稻）。
我已经多次质疑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如果计生委有客观调查资料显示有1.8的生育率，那么十多年来为什么从来没有公布过客观原始资料，只公布“修正”的资料？最客观的生育率资料只能是调查出来的，而用不着“参照”其他间接资料来“确定”，而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所有客观资料都显示没有1.5的生育率。至于张主任说“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就有点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了，难道联合国到中国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或者大规模的抽样调查？那岂不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2005年11月1日开始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个结果本来应该在2006年2月初出来，但是竟然被推迟一个多月，到3月16日才出来。这段时间计生委和人口学界干了些什么？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看，总人口以及0-14岁的人口有明显的“刀工斧痕”（这些刀斧手今后难逃历史责任）。即便根据公布的“修正后”资料，全国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26478万人, 就是说1991年到2005年共出生26478万人, 以偏正态人口结构回顾性计算，就是说1991年到2005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59。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假设每个妇女都在25岁生孩子，那么0-14岁26478万孩子的母亲都是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妇女，这段时间出生的妇女共有16596万，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595个孩子，与上面用偏正态人口结构回顾性计算的生育率基本一致，重要原因是1966年到1980年出生的女孩都在1000万左右（而19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只出生600万左右的女孩），没有太大的波动。
考虑到1990年初期生育率比较高，那么2000年后能有多少生育率？
城市政策生育率1.0左右，农村在1.5左右（各地有差异）。这次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3人，农村每户3.27人，比城市每户2.97人才多出0.3人，城镇生育率是低于1.0，那么农村生育率能有多少？
2005年，北京市家庭户平均每户2.7人，比2000年的2.9人减少0.2人。北京市2000年常住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0.686 (户籍人口0.72)。北京2000年每户2.9人的时候生育率只有0.686，那么现在全国平均每户3.13人，生育率能有1.8？
“修正后”资料显示今年每年也只出生1600万，难道每年出生1600万能有1.8的生育率？依目前中国育龄妇女构成，每年出生1800-1900万人口才能有1.8的生育率，计生委2003年预测数据也是认为这个数据的。
根据曾毅教授的统计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都响应政策的话，现实生育率只能在1.175（依照目前的育龄妇女人口结构，每年出生1200万左右），像北京本来政策生育率稍微高于1.0，但2000年生育率只有0.686 （说明不生育人口超过31%，而不是15%）；即使依照计生委认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现实生育率也只有1.24（每年也只出生1200多万）。要达到1.8的生育率，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超生的。近年计生委表面上放松，但是实际上反而加严了，湖南怀化地区、山东临沂市都出现1980年代那种极端执法手段。现在每年出生1400万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出生1600万？
现在生育率要有1.8的话，那么生育意愿需要在2.6左右（扣除15%不生育人口后生育率只有2.3，再被生育政策压低到1.8）。但所有资料都显示生育意愿不到1.8，张主任自己也认同这个数据的。
张计生委说：“根据统计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平均初育年龄有所推迟，符合政策生育率不断提高，主动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家庭比例逐年上升。” 既然均初育年龄不断推迟，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比例逐年上升，那么为什么生育率还一直“稳定在1.8”？
张主任说：“现在城市里至少有六七百万大龄女青年不结婚的。还有不生孩子的家庭，现在在城市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要孩子，认为我要潇洒走一回，我要自由地生活，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和负担”。既然如此，那么生育率还能稳定在1.8？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是不是光考虑到生育孩子的家庭而没有考虑单身、丁克、不孕家庭，那岂不是与“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平均生育率为2.0，生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平均生育率为3.0”、“70岁死亡者的平均死亡年龄是70岁”一样的道理？
2003年国家计生委用1.8的总和生育率，预测到2005年中国人口达到13.24亿。但实际上2005年底只有13.0758亿人口，平均每年只增加750万，两年多的预测就相差1700万，再次说明中国现在远没有1.8的生育率！
1989年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2.25，上海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51。2002年上海生育率降低到0.77，难道全国生育率还能有1.8？
根据北京大学曾毅教授的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1.38（每个妇女生育1.38个孩子），扣除15%不生育家庭（12.5%不孕加上单身等），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城市超生的弥补不了增加的丁克和单身，比如北京、上海政策生育率是1.0以上, 扣除15%不生育家庭，那么现实政策生育率应该是0.85以上，但北京2000年常住人口实际总和生育率只有0.686 (户籍人口0.72), 上海2002年实际生育率只有0.77，小城市生育率要高一点。因此超生主要是农村人口。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7.01%。1000个育龄妇女（农村占570个）的话，政策允许生育1175个孩子，1.8的生育率是1800个孩子，那么625个孩子是农村484.5个妇女（570个妇女扣除15%不生育的）超生的，100%超生一胎的话（加上政策允许的1.5个孩子，共有2.5个孩子），还剩下140.5个孩子，还需要29%的妇女超生两胎(加上政策允许的1.5个孩子，共有3.5个孩子)。换句话说，要达到1.8的生育率，农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69%的家庭超生1胎，29%的家庭超生2胎。就算以计生委认可的1.46政策生育率, 要达到1.8的生育率，农村生育家庭中100%超生，其中85%的家庭超生1胎，15%的家庭超生2胎。在目前的生育意愿和政策强度下，可能吗？而计生委数据显示不到 6%的人超生，不自相矛盾吗？
中国大陆2006年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63年、香港1978年、新加坡1983年、台湾1984年、韩国1985年的水平。这些地区当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95，中国在避孕条件更好，离婚率、性病发病率更高，妇女劳动参与率更高的情况下，并且在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下，能够达到1.8的生育率？
其他国家没有计生委，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准确的生育率资料；中国有一个专门管理人口的部委，竟然得不到真实的生育率资料？只要有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专家”插手，人口永远是迷雾。建议下次人口调查，完全避开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家，国家统计局送一批年轻人到国外培训人口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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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 现在是一个半的政策，生育率是1.8。如果普遍可以生两个，那可能就是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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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首先张主任讲的1.8的生育率我不敢苟同（我已经多次质疑）。就算真的有1.8的生育率，难道1.8的生育率就不严重了？难道1.8的生育率是我们的追求目标？难道1.8的生育率能够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算停止计划生育后真的能够达到2.3的生育率，难道真的可怕吗？2.3的生育率至少比1.8要好。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水平而降低，今年能达到2.3的生育，几年后也就会降低到2.1以下，应该在2.3的生育率的时候做好防止生育率下降的准备。
就算真的1.5的政策生育率导致1.8的现实生育率，那么普遍可以生两个真的可以使得生育率相应达到2.3、2.4？ 依照张主任的逻辑，要是允许生育15胎，岂不是生育率可以达到15.4了？
大家每餐需要4两米饭才可以吃饱，只有二两米的限量时候，肯定会有抢劫、偷窃粮食的；但要是给大家的粮食供应量是每餐2斤，还会有抢劫、偷窃粮食的吗？
国家计生委、社会科学院已经地方机构的多项调查显示目前农村生育率意愿已经不到1.8，城市不到1.5，上海、北京只有1.1左右。
图片：http://www.usc.cuhk.edu.hk/webmanager/wkfiles/3882_7_d7.gif
张维庆主任2001年在《指导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思路》一文也说：“据调查，希望有两个孩子的约占60％，希望生育3个及3个以上孩子的还有近10％。”可见张主任也认为目前的生育意愿只有1.8了。
在全国平均生育意愿不到1.8的情况下，即使生育政策是无限生育，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单身、丁克）只有15%的话，生育率也不能达到1.53。放开二胎难道会有2.3、2.4的生育率？
人口学界可能担心，放开二胎后生育意愿将会适当提高，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生育意愿不可能提高太多。
2006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0.78左右，同样从我上面的HDI和生育率的关系图，看看要是完全停止计划生育后我们的生育率能够达到多少？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在同等HDI下，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国家生育率几乎是世界最低，中国在停止计划生育后都不可能达到1.9的生育率。
图片：各国生育率下降曲线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61311127598928.jpg
中国大陆2003年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60年、香港1975年、新加坡1980年、台湾1981年、韩国1982年、泰国1996年的水平。将达到中国2003年发展水平后这些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同的地区的生育率平均，推算中国在停止计划生育情况下今后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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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2006-2007-2008-2010-2012-2015-2020-2025
生育率-1.95-1.91-1.81-1.87-1.79-1.72-1.5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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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从人类发展指数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466）已经从中国男女分工紊乱、高离婚率、高不育不孕症发病率、HDI指标间不均匀、计划生育长期的负面宣传等方面分析了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也将达不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在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生育率，然后不断下滑。这里再补充两点：
１、中国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自杀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人中最为常见的死因；中国妇女的自杀率超过男性达25%, 是世界上唯一超过男性自杀率的国家； 农村人口中的自杀率为城市的三倍。意味着中国现在生活压力很高，在如此高的压力下，生育意愿能高吗？
２、中国出生性别比太高，除了计划生育本身的原因外，部分原因是抚养成本增高（我在下面将详述）。高出生性别比是抚养成本的一个间接指标。在如此高的抚养成本下，生育意愿能高吗？
荀子曰：“君子性非异，而善假于物也”。我们应该吸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教训。即使中国担心今后在社会制度调整后生育率会上升，人口会膨胀，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西方国家几十年来都在寻找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成功。在日本等国找出提高生育率的制度和方法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在日本等国因为新的制度导致人口膨胀后，中国能有几十年的时间调整政策，担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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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 (放开人口控制)当然有时间表。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零增长时，到那时候再放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按照现在的水平，每年出生在1600万人左右。按照中国目前的死亡率千分之六左右来计算，净增人口在800万左右。这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就是每年就要净增这么多人。因为我们有13亿人的基数，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零增长呢？根据我们预测，乐观的估计，在21世纪的30年代中期，有可能实现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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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张主任2004年8月说“今后20年左右，中国总人口仍以每年净增1,000万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16亿后方实现零增长”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4/Aug/625850.htm）。而赵白鸽副主任2005年6月、 潘贵玉副主任2006年3月将张主任的“每年净增1,000万”降低到“800-1000万”，这次张主任再次降低到“800万左右”。计生委既然坚持认为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代初就一直稳定在1.8的话，那么怎么正副主任关于年增人口的数据却不稳定？
前几年每年死亡830万左右，每年增加1000万的话，意味着每年出生1830万左右，以目前中国育龄人口结构，确实是1.8的生育率。年增人口“800万左右”意味着生育率只有1.6，也说明生育率没有稳定在1.8了。
即使以“修正后”的数据，2003年也只增加774万，2004年增加761万，2005年增加768万，也没有800万。随着老年人比例增加，今后每年死亡人口会增加，不停止计划生育的话,年净增人口真的能达到800万？ “年净增人口在800万左右” 真的“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
张主任2004年以目前每年增加1000万人口的速度推算，20年后人口负增长；现在改口说现在每年只增加800万左右人口，那么为什么还要30年后才人口负增长？难道随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每年死亡人口数反而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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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有网友对汉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表示担忧。
张维庆：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和汉族是一样的。在一部分地区，中国的生育政策比较宽，适当放宽一点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发展，但是他们也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少数民族繁荣、团结、发展和进步，绝对是有好处的，这是少数民族接受的。
对少数领导干部和富人、名人有没有生育的特权？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没有什么特权可讲的。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管理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到位，加上其他错综复杂的原因，所以使老百姓感觉到他们有特权，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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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
1982年占全国人口6.6%的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人口却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3.05%。
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总出生人口中少数民族占25.14%。
就算现在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由于汉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并且计划生育对汉族的生育观念惯性影响更大，就等今后人口平稳下来后，少数民族将从过去的低于6%上升到超过20%、甚至30%以上。
中国目前民族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为计划生育使得汉族生得太少。
计生委到处炫耀说现在的计生政策不是一胎化，是多样化的，对少数民族不一样，农村和城市又不一样，农村中头胎生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城市中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胎。生育权是基本人权，即然张主任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也这么说），意味着男女平等、城乡平等，计生政策为什么建立在不平等的基本人权基础上？现行计划生育不对称地对待汉族，难道不是对汉族的种族歧视？
张主任认为少数民族多生是理所当然，但对于富人、名人超生却又义愤填膺，从整体看，这些富人、名人的生育率超过世代更替水平吗？富人、名人最多的上海、北京生育率只有0.7左右，只有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三分之一，应该鼓励更多的人超生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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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 我国的生育政策，大家不要老说是一胎政策，这是美国少数反华势力给我们戴上的帽子。我们的生育政策不是一胎政策。在城市大家以为好象是一胎政策，但是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怎么就是一胎呢？在农村，京津沪渝以及江苏、四川，这些地方是一个孩子的政策，但是边远山区也是允许生两个的。还有青海、宁夏、云南、新疆和海南，生育政策定的就是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像新疆牧区是“234”的政策。新疆少数民族还有生4个孩子的政策。像西藏，农民和牧民就是自由生育，自由选择，没有生育数量的限制。我们国家这么大，生育政策是一种多样化的政策，不是一胎政策。我希望大家再不要受美国少数人的影响，对我们的政策作出曲解。我们现在的政策不是一胎政策，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被大多数群众接受的、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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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不要将国际社会的关注都理解成“别有用心”，都当成是“反华势力”，对男人来说，不一定都认为裸女最好看。
我上面已经讨论过，今后几年1个独生子女育龄人口面对的是1个独生子女和4.5个非独生子女育龄人口，他们的配偶都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低，对总人口增加和总的生育率的提高几乎没有影响。总不能强迫独生子女只能与独生子女结婚吧？
张主任刚才不是说“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和汉族是一样的”，怎么现在又说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计划生育完全不同？张主任刚才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怎么生育政策在民族间、地区间、城乡间又有差别？
即便如此，根据北京大学曾毅教授的统计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现实生育率只能在1.175；即使依照计生委认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现实生育率也只有1.24，依照政策平均每个妇女只能生育1.1-1.2个孩子，不是“一胎政策”又是什么？
张主任说“被大多数群众接受的”，依据何在？计生委敢不敢进行一项民意调查？群众接受的话，就没有必要计划生育了，还要用纳税人的钱养活庞大的计生委系统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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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过去计划生育作为天下第一难事，主要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搞计划生育工作。那时候把基层干部叫做“三要”，要粮、要钱、要命，那时候党群、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现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转变了，基本上进入了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也说明我们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对人民群众的管理和服务，特别是在服务中加强管理的做法，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支持。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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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从近年湖南怀化地区（洪江、麻阳、溆浦、沅陵、芷江、洞道等地）、山东临沂市、河南杞县、广西玉林兴业县、云南省巧家县等地出现的一些计划生育行政侵权事件看，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并不亚于1980年代。我批评计生委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但计生委执行计划生育基本是只“动手”不动口的，即便动口，也是恶语多于良言。我最近是深有体会（不过要感谢国家计生委的关注；我已经向国家计生委检举，请进一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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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问题。第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问题，有效地进行出生缺陷的干预。第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现在出生性别比比较高，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是119—121之间，如果这个长期持续居高不下的话，那造成的婚姻挤压问题也是不可低估的。第四，流动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根据功能区域的划分，有计划的迁移。第五，人口老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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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第一、中央要求的是稳定在维系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而不是降低生育率。要稳定这种生育率，在目前的这种社会发展水平和生育意愿下，就必须停止计划生育。
第二、关于计划生育降低人口素质我已经讨论过一些。现在补充几点。我的亲朋从1983年起就没有超生的，我过去对这个人群的情况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今年我的亲朋中有两例意外超生事件，我有所感受。中国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张主任说现在有1.8的生育率，就意味着35%的出生人口是超生的，这些超生的人的心理负担重，尤其是她们不能得到正常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无疑降低人口素质。联合国特别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我以前一直以为完全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改革的失败，现在看来，卫生部是在替计生委背黑锅。想想看，一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孕妇是在高心理压力下怀孕，并且不能得到正常的产前检查！并且计划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质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质，就必须停止计划生育。
第三、性别比的悖论：张主任也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是119-121。计生委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家庭计划，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1990年达到117。我认为是两方面原因造成中国性别比过高：
a．计划生育（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并且也都继续生下去，直到15胎为止，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
b．抚养成本太高导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韩国生育率1988年只有1.56，1990年只有1.59。究其原因就是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人工选择性别）。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生育意愿下降的话，那么也得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出生性别比高于韩国1988，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还达不到1.6）。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生性别比增高，都得停止计划生育才能得以改善。
第四、流动人口的主流是农民工，农民工进城意味着生育意愿的降低和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无法稳定。
第五、不停止计划生育能够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现在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今后的3亿多老人如何养老？
可见“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核心是停止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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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您刚才谈到生育政策当中有一点，对农村和城市还是有区别的，很多网友对这个有看法。而且认为城市很多人素质比较高，对孩子教育好一些。在农村各个方面的水平都会有一些跟城市没法比的地方。在这种前提下，让农村生的更多，让城市生的更少，会不会造成人口素质的差别？
张维庆：这个问题可能是问得相当广泛的问题。都认为好象我们的生育政策是一种逆淘汰。我认为中国农民素质不低。第一，他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由毛泽东同志领导，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中国农民是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他素质低，能举改革的旗帜吗？第三，中国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所以中国农民素质不低。
现在农村和城市差距拉得这么大，收入差距是3.22：1，甚至是6：1，不管是多少比例，差距拉得越来越大。这种差距拉大以后，反过来指责农民愚昧、农民文化素质低，公道不公道？本人也是农民出身的，怎么能把农民忘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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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对张主任不忘农民兄弟，表示感谢。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的说法，经过三、五代的遗传物质的重新排列，诺贝尔奖得主的后代与农民的后代在遗传素质上是没有差别的，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史不可能被这几代人所改变。但从一两代看，从整个人群看，“将门虎子”的概率还是稍微高一点。主要问题是，农民经济能力有限，无力提供子女必要的教育(尤其是目前农村和城市差距拉得这么大，而教育成本又与城市一样)，没有接受必要教育的年轻人无法承担今后生产力水平所需要的工作，这些人中部份很可能反而成为社会负担。张主任是从农村出来，应该知道农村成才的艰难。而当时贫富差别还不很大，到19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1.8：1左右，而现在依照张主任的说法已经增加到6：1，现在城市人口都为教育成本而犯愁，农村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从教育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逆淘汰是说得过去的。
其实目前全国生育率都不高，农村也远远没有拿回基本的生育权（农村平均生育意愿都不到1.8，生育率之低可想而知），只是相对于城市要稍微好一点。
农村和城市差距拉得太大，这里就有多层意思了：
1、农民抚养成本太高，农民连维持本身劳动力再生产的都感到艰难，生育意愿明显降低，不可能稳定在1.8的生育率。
2、农村和城市差距拉得太大，而农村基层政府又得承担农业基础建设、义务教育（而国家又提高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只好打白条拖欠教师等的工资）、卫生医疗等开支，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乡镇政府面临“破产”。而基层政府为了运转，就通过各种途径“搭车收费”将压力往所有农民身上转移，但是中央又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禁止“搭车收费”，结果只有计划生育这个合法的“捞钱”途径了，由于计划生育又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的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重要财经来源。每次中央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就意味着生育率的又一次下降。基层工作已经是围着计划生育转了。现在开始取消农业税，使得农村最后一个可以“搭车收费”的借口没有了，要是农村机构不能缩减的话，基层政府肯定会在计划生育上做文章。近年湖南怀化地区、山东临沂市、河南杞县、广西玉林兴业县、云南省巧家县等地都纷纷出现行政侵权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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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对于国家出台的对西部地区小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是否超生的孩子不应该享受这个政策呢?
张维庆：我认为应该。但是这里对计划生育的家庭，各级党委政府能不能够考虑，在普遍进行“两免一补”的基础上，再给他们一些优惠政策，体现一下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关心和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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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两免一补”的费用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纳税人的钱，既然张主任说“人人平等”，给计划生育的家庭优惠，岂不是对超生家庭的歧视？超生家庭本身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交纳了巨额罚款，现在再在教育等方面给他们设卡，今后等到老年化严重的时候，他们是否可以拒付社会养老金（因为养老金是下一代人缴纳给上一代人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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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中国用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是基本的事实。中国人均只有1.4亩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你还能说人口众多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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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耕地、淡水等资源本身就分布不均匀。占世界比例少不意味着不够。“用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伪命题。中国人口密度远比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德国、英国、荷兰要低，这些国家大多也是人口分布在部分国土面积（由于火山、地震、沙漠、高山等）；中国人均耕地远比日本、韩国、越南、荷兰等国要多，与英国相差无几，少于印度，但是中国还有60亿亩草原，其中43亿亩可利用草原(仅草原面积就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
世界淡水资源的65％集中在加拿大、俄罗斯等10个国家里。人均淡水量在2000立方米以下，就是缺水的国家；在1000立方米以下的，是严重缺水国，共有15个（新加坡、科威特、埃及等）。人均淡水（立方）：中国（2200），韩国（1469），印度（2228），德国（2096），英国（1219），法国（3415）,以色列(260) 。
在世界上45种主要矿产资源储量价值比较中，按矿产总值比计，中国居世界第3位，人均居世界第10位。
图片：中国人口过多是个流传已广的谣言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581416313740946.jpg
因此说“中国人口过多”是一个流传已广的谣言。这个谣言在1980年代还有一定蛊惑作用，但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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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婚姻登记条例出台以后，在客观上造成了婚检的大幅度下降。我们人口计划生育部门也担忧，就是出生缺陷会不会升高。当然现在婚检大幅度下降，会不会导致出生缺陷升高，还在争论，我认为没有争论的必要，那肯定要升高，没有问题。最近国务院就这个问题，专门有一个加强婚检的精神，当然完全恢复到过去一律强制性的，恐怕也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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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人口素质的降低与计划生育有很大的关系:
1、子宫疾病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20几岁要小孩是黄金年龄。但计生委单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提倡的晚婚晚育，给人一种错觉：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残疾儿童出生？美国自1990年到1999年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先兆子痫)发病率增加40%，这个增加主要是晚育的造成的，威胁着15%的妇女以及子女。孕妇高血压综合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妇和胎儿的死亡原因，并且影响小孩的今后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可见，中国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多么愚蠢！
2、农村头胎女孩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间间隔太长，很多妇女生育二胎时候已经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残疾人口的出生。
3、超生孕妇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并且由于漂泊在外营养也跟不上，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以张主任1.8的生育率来推测（现实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过三分子以没有享受常规产前检查！
4、“众星捧月”效应培养出来独生子女的孤傲、狂妄、自私性格。
5、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和金钱用来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
但从出生缺陷来说，婚检意义并不大（只是给有关部门增加一个创收的途径），关键是产前检查（尤其是高龄孕妇），国家应该降低产前检查的成本、给基层医院培训人才。其他国家都重视产前检查，而计生委却建议重视婚检，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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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老龄化问题首先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和结果。20世纪末，中国和世界一样，都跨入了老龄化的门槛。20世纪末跨入这个门槛，那60岁以上的老人和计划生育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70年代初才推行计划生育。它并不是生育政策导致的。很多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他们没有我们这么严格的生育政策，也在向老龄化阶段迈进，这跟放开生育二胎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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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老年化与计划生育有关，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张主任说的没错，现在的老年人绝对数与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是计划生育却通过影响减少新生人口数量而决定了老年化程度，就是说现在的“老年人”与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是“老年化”确是与计划生育有关。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在达到高等人类发展水平的时候，中间年龄只有20岁左右，但中国现在还没有进入高等人类发展水平，中间年龄已经是32岁了。而目前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菲律宾、巴拉圭、厄瓜多尔的中位年龄分别只有22、21、23岁。
法国完成人口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这一过程花费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英国用了45年，时间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中国仅需18年左右。
现在国家只承担城市人口中四千万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并且由全国人民纳税来支付（光是没有2.5亿农民工所创造财富政府财政就无法运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透露—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相当于我国近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固然与我国养老金制度起步比较晚有关，但现在毕竟是人口红利时期，今后怎么办？现在65岁以上老人是1亿，一个老人对应9个劳动人口（18-64岁人口）；2045年65岁以上老人是3.3亿（都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出生的，但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他们养老），一个老年人口只对应2个劳动人口。这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是无法建立起养老金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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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有的就是基层工作人员，他们要求认可基层工作的成绩，反映基层工作的难度。我大致的总结了一下，他们认为目前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以下困难：奖励的力度太弱；依法惩罚的力度不够；部门不配合；基层计划生育的管理与服务机构濒临倒闭；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经费奇缺；计划生育行政执法难；综合治理难度大；对人口计生干部待遇有待提高。
张维庆：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正在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第一，奖励扶助力度比较小，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在政府当副省长的时候，门庭若市，求我的人很多，我手中的权力比较大，很多事情我可以马上作主。但是我到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当主任，官升了一级，权力小了不少。很多大量的工作都需要去协调、争取和开发，才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我品尝了当人口计生委主任的酸甜苦辣，不是我张维庆能力不行，是这个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不能完全对等。我给你算个帐，奖励扶助对农村的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父母年满60岁，每年每人不低于600块钱的扶助金，就这一项政策缓解了150多万家庭的后顾之忧。总数是8个亿。这么一点点钱，老百姓就感激，就喊“共产党万岁”，那这个钱为什么就不能多花一点儿在老百姓身上？工人、农民是我们国家执政的基础，给他们多花点钱，让他们拥护共产党，我们的执政地位不就巩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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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计生委是“庙大佛小野鬼多”，“庙大”是因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计生委级别比一般的部委还要高，张主任当年从山西省副省长调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从湖南省副省长调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还算是高升；“佛小”是指国家计生委实权不大，比如张主任就感慨现在当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实权还不如当年当副省长；“野鬼多”指的是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下，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上实权很大，利益也很多，在有些地方计划生育的罚款成了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重要财政来源。地方政府巴不得开辟途径“创收”，即使在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地方政府仍然你行我素，而计划生育是现成的、安全的“创收”渠道，地方政府岂能放过？并且这些野鬼还是国家计生委所难以驾驭的。比如国家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到山东处理临沂事件，要是没有山东省政府的陪同，没有人会买账。
由于“庙大”，计划生育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结构，而家庭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可以说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破坏的是几千年的文明。
1995年底中国人口12.1121亿，1996年3月江泽民指出：到2000年，全国人口总数要控制在13亿，然而，2000年底中国人口只有12.4321亿，比预期少出生5679万；2000年底人口在经过“修正” 成12.6743亿后，中央再次确立人口目标：到2005年，全国大陆总人口控制在13.3亿，然而2005年年末总人口为13.0756亿，又比预期少生2244万。就是说1995年底到2005年底这10年比中央目标少生近8000万人口，这些主要发生在您当国家计生委主任时期，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多少起湖南怀化事件、山东临沂事件？并且意味着今后有8000万个家庭少1个孩子养老。我的文章可能过激，但是相对少生8000万生命来说，我作为国家公民骂几句又算什么？
我认为中央对国家计生委的“庙大佛小”的安排是合理的，防止国家计生委“过于积极”，但国家计生委似乎不甘寂寞，可能是张主任以前在当副省长任上勤快惯了，闲不住。但这一“闲不住”就比中央目标少生几千万人口！
张主任说“这个部门的权力和责任不能完全对等”，但是中国还有哪个部门对中国前途的影响程度比计生委大？历代都强调以人为本，但世界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设立一个人口部门（就像睡眠对人很重要，但从来没有成立一个睡眠部一样）；现在中国设立了一个人口计生委（并且这个部门还出了不少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难道就应该给这个部门很高的权力？依照张主任的逻辑，因为人口问题是国家根本问题，那么人口学家或者计生委主任应该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了。我认为，现在自从1990年以来，中央的人口目标一再落空，就是因为计生委系统权力太大了而不是太小了。
计生委一直抱怨经费问题。据我所知，基层计生委干部作为地方政府干部，在工资拖欠方面远远比教师要好得多。从湖南洪江市等地情况看，是四、五个计生人员看押一个超生孕妇（而生育率已经为超低水平），经费不紧张才怪？现在计生委“经费紧张”、“权力不大”就减少4亿人口，要是经费充足、权力更大的话，岂不是要真的要实现“7亿最适人口”目标？
国家计生委可能会说，对于地方计划生育的行政侵权行为，不是国家计生委授权的，因此国家计生委不承担责任。但是近年在类似国家计生委一再强调的“四个坚持不动摇”、“中国只有两三亿人口一定很神气”的暗示下，各地行政侵权死灰复燃。我不认为地方的侵权行为一定是受到国家计生委的指示，但只要国家计生委这个“佛”一个眼神，地方政府就“心领神会”。
上次我评潘贵玉副主任“中国只有两三亿人，现在一定很神气”、“降低人口分母提高人均GDP”的讲话，并不是我对潘主任本人有什么意见（潘主任本人到国家计生委时间不久，将计划生育出现的一些问题归罪于她并不公平），而是因为潘主任的那个讲话对基层计生干部影响太大了（很多地方计生干部给我邮件就说他们是依照中央精神将人口降得越低越好）。同样，我多次抨击张主任和赵白鸽副主任的讲话，也不是针对您们本人（谁让您们是庙主）。
《伊索寓言》有一篇故事：一场战争中，有个号兵被敌人抓获了。在他们准备杀他时，他求他们对他仁慈一些。他大声叫道，“我不是武士，我只是个吹号的，它又不能伤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敌人对他说，“你没有武器来战斗，但是你却召集你们所有的士兵来攻打我们。”
《左传》记载，春秋晋国执政大臣赵盾与晋灵公有矛盾。赵盾被逼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赵盾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孔子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计划生育出问题后，“野鬼”可以一哄而散，但“佛”跑不掉，即使跑得了菩萨（佛）也跑不了“庙”。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说他没有下令南京大屠杀，但大屠杀确实发生了，松井石根不应该负责？古代武将打仗都担心史官和谏臣，怕落下屠城的罪名。现在虽然缺乏史官和谏臣，但历史不会永远沉默，难道国家计生委对减少4亿人口、对地方计生委系统不断出现行政侵权事件能心安理得？
对国家来说，有一些是不能动的，就是以胡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权威。但计生委却有摔包袱的嫌疑， 说是计生委“权力和责任不能完全对等”、人口政策的调整的责任在中央不在计生委。从我所知道的情况下，中央要求的是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计生委自己将生育率降低到超低水平。计生委可能辩解，中央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实际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怎么可能要计生委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的？ 但是国家在政策人口政策的调整酝酿阶段，中央计划生育“七不准”其实就是一个过渡政策：默许相当部分人超生以填补政策生育率和期望生育率的差值。
2005年08月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表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处罚行为。当然能够理解成“多生不罚”。
就是说计生委要是执行中央的“七不准”，“多生不罚”的话，是可以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的。
但是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却说：“至于说计划生育工作放松了，这是一些人的误解和错觉，我们计划生育工作没有放松。有些人说现在只奖不罚了，不是那么回事。至于不罚了，那是不可能的，中国这么大，法律法规规定的。所以奖励和处罚，两手都要硬。”
张主任的讲话明显是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唱反调。目前人口政策的问题还是出在国家计生委。
张主任说通过奖励扶助农村的计划生育家庭，给他们多花点钱，就能让他们拥护共产党，巩固我们的执政地位。但这个钱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钱是纳税人的钱，是城市人口和农村超生家庭的辛苦钱。将他们的辛苦钱用来为计生委的失误擦屁股，能获得民心吗？获得少数人的民心，但失去的是多数人的民心，合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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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庆：我们国家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从2004年才开始，2005年结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两个最高决策机关对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成果给予了较高评价，作了充分肯定。贾庆林主席请我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去讲。他就说：我听了这么多的战略研究报告，感觉两个研究报告最好，第一个是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二个就是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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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 “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这是自然科学的特点决定的。
但社会科学方面，远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好规划（我们几十年的实践也正明了这一点）。《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人口有其自身调控机制，就象母乳喂养一样是最自然可靠的(虽然机制不很清楚)。人既然是“本”，足可见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人口问题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当初需要在历史学界、军事界、法律界、社会学界、医学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伦理学界、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等多个社会部门和学科取得共识，尤其是在普通大众中取得共识，才能实行计划生育，但当时却在少数几个精英人口学家在“不争论”的情况下制定的人口政策。
中国1980年代以来有两大史无前例的断代工程（都是宋健主持）：计划生育（断子孙的代）和夏商周断代（断历史的代）工程。都是根据官方学者经过“严谨”研究而下的结论，结果都被国际社会嘲笑。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
奥康姆剃刀（思维经济）法则：“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如果能用简单的办法做好事情，又何必用复杂的办法呢？这次中国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有将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嫌疑。
尧舜禅让传为佳话，燕王哙禅让身死国破；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用米粉喂养取代母乳喂养）的时候没有进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现在问题出来了（米粉喂养引起大头娃娃），反而设立一个战略组（研究米粉喂养比母乳喂养和奶粉喂养的好处）。今后老百姓生孩子会依照国家人口战略组的“方案”吗？生育意愿会随着这些“方案”而变动？要是不会的话，这些花费巨大的研究岂不是浪费？现在问题是停止计划生育都无法防止人口减少，那么人口战略组研究中国人口16亿、18亿时的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有意义吗？既然都是“以人为本”，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启动“人口战略研究”？
我希望这次宋健主持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是一项“接代工程”而不再是“断代工程”。既然张主任说这项工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想知道这项工程的两百多位专家有多少来自历史学界、文化界，多少来自军事界、法律界，多少来自社会学界、民族界，多少来自医学界，多少来自多少来自民俗、宗教、伦理学界？即使在人口学界内部，有几个研究过生育文化（包括家谱、宗祠文化）和生育心理？
前几年不是有营养学家研究螺旋藻吗？认为螺旋藻是“最理想和最完美的食品”，要是中国政府像对待人口学家一样对待这些营养学家，岂不是要强制性地将螺旋藻作为中国的主食？
当然，我也认为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很重要，就像我认为姚明打篮球、宋祖英唱歌、营养学家研究螺旋藻很重要一样，但是国家人口政策的调整不能依赖国家人口战略的研究成果，而要根据胡主席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无条件地恢复“母乳喂养”-停止计划生育。
《战国策.中山》：赵武灵王想要攻打中山国，派李疵去仔细察看，李疵说：“中山可以攻打，如果君王不去攻打，恐怕就要落在诸侯后面了。”赵武灵王说：“为什么？”李疵回答说：“中山君礼贤下士，到穷街小巷之中，车子难以通行，就取下车盖，甚至下车去拜访士人，象这样，总共去了七十家。”赵武灵王说：“这是贤能的君王啊，怎么可以去攻打他呢？”李疵说：“不对，如果任用士人，那末，老百姓就会致力于扬名，而不存心于农耕和作战；如果拜访贤者，那末，农夫就会懒于务农，战士就会怯于作战。象这样而不亡国的，还从没有过啊！” 老子也说过：不尚贤，使民无争。现在国家过度重视所谓的精英，而忽视大众，尤其是在人口政策上几乎由人口学界（并且这些专家大多是凭着计划生育理论而升迁的）加上几个经济学家所垄断，是很危险的。术业有专攻，对自然科学的人才需要重视，但像吃饭、睡觉、生孩子的事情，难道也得由专家来垄断？古代对社会学人才思贤若渴，是因为当时接受教育的人才少（这些人接受教育时间大多也还达不到现在高中程度），现在普通网民大多都接受了高中或者以上的教育，只要给他们了解真相机会，他们自然会对社会问题做出接近事实的判断。人口问题是国家的根本，其意义非常全面，岂是人口学家和几个经济学家就能说了算的？难道人口学家的历史、军事、法律、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知识真的普通网友要全面？现在国家将这些学者抬的太高，有些人还真以为自己是上帝。现在在人口政策的调整上，要吸取中山国亡国的教训，要重视大众民意。不要被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果弄花了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