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拟的“人口爆炸”到臆想的“第4次生育高峰”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一、虚拟的“人口爆炸”和现实的“老年化”
二、“漏报的女婴”与“修正的生育率”
三、“合理的期望生育率”与“超低的政策生育率”
四、臆想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与现实的“第三次单身浪潮”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一、虚拟的“人口爆炸”和现实的“老年化”
中国人口从战国时期到清朝初年一直波动在数千万，90%的人不得不辛劳在土地上，生活质量也没有质的变化。美洲高产作物18世纪在欧亚大陆推广，人口才快速增加，其中英国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英裔人口）增加最快。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人口增加对现有资源的消耗增加只是“加法”地增加，但更重要的却是使“非资源”(如氮气)变为新资源(如氮肥)，这种新资源的增加却是“乘法”地增加的。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氮气合成的，大大促进了粮食增产，使得地球可以承载现在65亿人口，使得大部分人能够脱离土地从事其他工作。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将近4倍（中国人口只增加3倍，从1900年的4亿左右增加到1949年的5.5亿，再到现在的13亿，重要原因还是因为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延长到现在的72岁），同样的时间内全球GDP是1900年的18倍以上，全球人均GDP (按1990年美元换算)增长5倍（连增长最慢的非洲也增长3倍）。几乎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相对价格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下降的。比如，每种主要谷物—玉米，小麦，稻子的国际价格（除去通货膨胀因素，用美元结算）从1900年到1998年降低了70%。14种国际贸易金属和非食品农产品组合－从1900年到1999年价格下降了将近80%（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可见科技进步、生活质量的提高远远快于人口增长（参见笔者的文章《谁能断言中国人口上限？》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1916，和Nicholas Eberstadt的文章《从“人口爆炸”到“健康爆炸”》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8723）。
然而，几十年来，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预言小说－－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宋健等人更是预测“中国人口2050年将达到40亿”。当美国还只是沉浸在写作、阅读恐怖预言小说的快感中的时候，中国却已经急不可待地从小说走入现实—实行计划生育。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59211582482508.jpg
1980年，受宋健等人的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和其相关论述的舆论影响，中国开始了独生子女政策。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注：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当年宋健预测中国到2030年都不会出现老年化，但是实际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社会)。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8598）。
计划生育使得中国未富先老，“虚拟的人口爆炸”转化成了“现实的老年化”。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4亿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将老无所养。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的赢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今后独生子女需要赡养两对父母，他们承受得起养老的重担吗？在承重的养老负担下，他们还有养育三个孩子（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的能力吗？
二、“漏报的女婴”与“修正的生育率”- 出生性别比的悖论
联合国（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1980年代中期超过108后，人口学家们认为是女婴漏报：“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蒋正华，1994：《正确认识人口形势科学规划发展目标》，《人口与计划生育》，第6期）”。然而现在知道出生性别比增大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国家计生委也承认中国出生性别比是119-121，导致1980年以来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万，今后2700多万光棍。“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
同样，现在1.2-1.3的生育率，人口学家也认为是漏报，他们一次次“修正”成1.8（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1201/17502164475.shtml），从而阻止中国进行人口政策的调整。但还是改变不了超低生育率的现实。
计生委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1990年达到117。笔者认为是两方面原因造成中国性别比过高：
a．计划生育：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家庭至少有15%的不育，都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都生两个，然后没有儿子的可以继续/也都生下去（有几个愿意继续生下去的？），直到10胎为止（中国妇女十几岁结婚的话，一辈子现实极限生育能力也只有6个孩子左右，不可能平均生10个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9，还达不到世代更替水平的2.1！要是都允许生儿子，还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吗？
b．抚养成本太高导致“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韩国生育率1988年只有1.56，1990年只有1.59。究其原因就是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人工选择性别）。
这里就出现一个悖论：要是中国性别比过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话，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要是不是因为计划生育，而因为抚养成本过高、生育意愿下降的话，那么也得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出生性别比高于韩国1988，那么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还达不到1.6）。就是说，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生性别比增高，都得停止计划生育才能得以改善。
三、“合理的期望生育率”与“超低的政策生育率”
中央1990年提出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1996年提出的2000年13亿人口目标； “十五规划”提出的2005年13.3亿人口目标；“十一五规划”提出的2010年13.6亿人口目标﹐生育率需要稳定在1.9-2.23左右。可见1990年以来中央的人口政策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说我国的期望生育率是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目前全国不生育人口至少15%（北京、上海已经高达30%左右），那么主流家庭需要生育3个孩子才能实现中央的期望生育率。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的统计，中国政策生育率1.38（每个妇女生育1.38个孩子）。就算不生育人口以最保守的15%来计算，那么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175个孩子；将中国的计划生育总结为“一胎化”一点也不为过），只有期望生育率的一半，竟然期望一半的出生人口是因为非法超生而出生的，这本身就比较滑稽，对遵纪守法的人很不公平。
是19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养育成本不断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不断下降，超生连弥补不育（不孕、单身、丁克等）都弥补不了，更加不可能填补政策生育率与期望生育率的差值。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开始就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只有1.2-1.3左右。
近来被炒作得轰轰烈烈的富人名人超生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以下是新华网的新闻《超生是富人的特权？》：“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超生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
2004年末上海户籍人口总数为1352.39万，三年总超生（包括富人以及郊区农民）才1171例（每年平均390例），富人超生才有84例（每年平均28例）；人口550万的大连市，三年才有12例（每年平均4例）富人、名人超生。人口一千多万的上海不生育人口就接近30%，而每年超生才1171例，使得生育率只有0.7左右，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更是远远低于中央期望的世代更替水平。
四、臆想的“第四次生育高峰”与现实的“第三次单身浪潮”--阻止人口政策调整的两大理由不成立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十一五’时期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第四次生育高峰是由哪些因素组成的呢？第一，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独生子女将近1亿人，这1亿人70年代到现在，大部分是二十到三十岁了，这部分人进入了生育旺盛期，就该结婚了，结婚就要生孩子。这个数量是为数不少的。 第二，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政策做了调整。1980年时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4年到1987年，在农村允许生了一个女孩子的再生一个孩子，这个生育政策的调整，所增加的相当一批人也已经进入生育年龄，他们也要结婚，也要生孩子，这也会增加一部分。所以低生育水平在小高峰到来的时候要稳得住，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无论如何不能动摇，这是“十一五”期间坚定不移的态度”。
看来计生委认为计划生育不能动摇的原因是有于第四次生育高峰。计生委认为的生育高峰是由两方面组成：一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二是1984年后农村允许生育1.5个，这些孩子今后几年到生育年龄。笔者分析一下计生委的理由是否存在：
现在平均初育年龄是25岁，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孩成为生育主体，1980年到1990年之间出生的女孩影响今后几年的出生率。“近1亿独生子女”主要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出生的（并且1990年以后独生子女家庭比例才增高），相对于近5亿总出生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就算这“近1亿独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5年平均分配，那么每年只有400万独生子女，由于这25年出生性别比为112：100，那么每年女孩只有189万；而1980年到1990年总出生人口平均每年2200多万，就是说今后几年1个独生子女育龄人口面对的是1个独生子女和4.5个非独生子女育龄人口，他们的配偶都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低，这189万女孩中只有34万左右与独生子女男孩结婚（可以生育二胎，政策生育率2.0，比现在的1.38的政策生育率高，每年只多出生20万左右人口），对总人口增加几乎没有影响。要是考虑到“近1亿独生子女”中还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尤其是农村（甚至城市）独生子女在1990年后才增多，那么19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每年就不到400万，女孩就不到189万。
有人可能会说，城市在1980年开始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城市独生子女婚配比例高一些，每年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育夫妇就很高了。那么，我们看看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独生子女到底有多少？中国城镇人口比例1982年为20.6%，1990年为 26.23%，2000年为36.09%，2005年为42.99%。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23%。以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1980年到1990年孩子的母亲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孩，1955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全国共出生1.01亿，平均每年918万，23%是城市人口的话，城市每年211万。这些女孩到1980年代是育龄妇女，假如都生育一胎的话，每年出生211万（依照正常的105：100的出生性别比计算，每年出生女孩102万），1980年代出生的这些女孩现在开始成为生育妇女。而2005年相对于1980年代来说，城市人口比例增加1倍，并且比例还在增加，这增加的人口中，大多是农村素质比较高的，他们进城后在婚配选择中并不居于弱势，就是说城市的每年102万的女孩只有一半左右（50万左右）是与城市的男孩结婚，这50万每人多生育1个孩子，每年也只多出生50万，相对于每年出生1000多万的总数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并且1980年代城市人口并不全部是独生子女，比如1989年上海妇女总和生育率还有1.51（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51个孩子），那么城市中目前到了生育年龄的独生子女女孩每年就没有102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城市夫妇不到50万对，对总人口影响更小。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二胎，即使允许二胎也是空的。
再看看实际情况，据《兰州晨报》报道（http://lovelife.com.cn/page.php?wid=1103400417&id=1144746589；2006-04-11）：2002年9月27日，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对《甘肃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了修订并于当天开始施行，其中增加了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二胎的新规定。但是截至2005年，全省共有21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夫妇提出了申请，截至目前，仅有６对夫妇生育了二胎（其中５对夫妇为农村户口）。
甘肃可是西部贫困省份，是城市人口心目中喜欢超生的地方。全省三年多才有６对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那么全国情况可想而知。因此国家计生委担心因为独生子女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说法站不住脚。
要是不调整生育政策的话，还因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可以稍微增加出生人口；但要是调整人口政策的话，就是全部可以允许生育二胎或以上的了，不光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胎了，那么张主任用“近一亿独生子女”来反对人口政策调整本身就没有意义，调整人口政策后影响生育高峰的是全体育龄妇女人数而不是独生子女人数。
即使在1984年后农村实行1.5胎的政策，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生育意愿下降，1984年后生育率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1980年到1983年平均生育率为2.54，1984年到1990年只有2.36， 1990年之后更是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可见国家计生委这个担心纯粹只有理论意义，没有现实意义（理论上1984年后生育率应该增加，但是事实上反而下降），可见计生委担心因为1984年生育政策的改变而引起生育高峰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可见计生委的所谓“第四次生育高峰”的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19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妇女在1980年代达到生育年龄，引起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但是1963左右那么大的一个高峰，在1980年代仍然有2.4的生育率的情况下，1980年代那个高峰就已经明显降低，那么现在光是靠1980年代生育峰在目前的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下能够引发“第四次生育高峰”吗？198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现在成为生育主体，但是近几年出生人口并没有明显增加，以至于2005年又只增加758万人口，远没有计生委预期的1167万。既然事实已经证明计生委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的理由不存在，为什么不立即恢复常态—停止计划生育？
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出生1084万女孩，现在这些人正/将成为生育主体，扣除15%不生育人口，还剩下921万妇女，这些人平均生育2个（还有相当部分人只愿意生一个，就必须允许生育三个）的话，每年也只有1843万，减去每年死亡870万左右，每年增加人口只有973万，达不到“十一五规划”要求的1049万。可见现在需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在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担忧“第四次生育高峰”的时候,中国“第三次单身浪潮”飘然而至，“恐婚”风盛。一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单身人群正日渐庞大：1982年中国的单身户是174万户，到了1990年有800多万人没有婚配；1990年前后，北京的单身男女在20万以上，而现在仅南京市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0万，北京和上海两地已经冲破百万之众。另有一组上海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关于沪市婚姻的演化数据：1980年结婚人数为18万对；1990年是12万对；1997年是10万对。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数据还是在婚龄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其中单身女性的比例有明显上升趋势。和前两次单身潮截然不同的是：他们不是被动单身，而是主动选择单身。
计生委反对调整人口政策的理由是担心生育率会大幅反弹： “现在是一个半的政策，生育率是1.8。如果普遍可以生两个，那可能就是2.3、2.4”。
中国现在在停止计划生育后都不可能达到1.9的生育率，更不可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反弹，“弹”何容易？就算真的1.5的政策生育率导致1.8的现实生育率，那么普遍可以生两个真的可以使得生育率相应达到2.3、2.4？ 依照这种逻辑，要是允许生育15胎，岂不是生育率可以达到15.4了？
大家每餐需要0.4斤米才可以吃饱，只有0.2斤米的限量时候，肯定会有抢劫、偷窃粮食的；但要是给大家的粮食供应量是每餐2斤，还会有抢劫、偷窃粮食的吗？要是有每餐2斤的粮食，却编造谎言说粮食不够，只给人分配0.2斤，今后知道真相后，老百姓看到饿得残疾的身体，反应会怎么样？
荀子曰：“君子性非异，而善假于物也”。我们应该吸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教训。即使中国担心今后在社会制度调整后生育率会上升，人口会膨胀，但是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西方国家几十年来都在寻找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成功（美国接近成功）。在日本等国找出提高生育率的制度和方法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借鉴；在日本等国因为新的制度导致人口膨胀后，中国能有几十年的时间调整政策，担心什么？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宋健访问中东，看人家爱琴文明、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都可准确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至4000年，而中国历史目前只能准确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夏朝、商朝只有传说，没有断代。这让宋健很不爽，一个想法在他的心中形成，于是他提出：处于跨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组织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联合攻关。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项目论证，正式启动，成为我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工程目标就是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夏、商、西周三代的年代学，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为中华文明寻根。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跨学科门类的合作研究。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以下简称为“工程” )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 。2000年10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按照一本宣传性的书《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的话：“终于拨开了历史迷雾，千古学术悬案得以冰释。”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该工程的详细年表工作基本搁浅，宋健的梦想还是最终没有实现，获得多项科技大奖的爱国工程终成一个问号（（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社会科学院报》http://www.guoxue.com/ws/printpage.asp?ArticleID=673））。
“夏商周断代工程”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有200人，博士后还只配当办公室秘书；宋健主持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是又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跨学科门类的合作研究”，级别比“夏商周断代工程”要高，人员超过300，层次更高，估计博士后连看门的资格都没有。这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人口报http://www.gzxw.gov.cn/huadiOfficeSystem/gzweb/ShowLmxx.jsp?Tmid=119686）。
今后中国历史会记载，曾经有个人口发展战略组，这个战略组将1.3左右的生育率认成1.8，并且认为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1.8左右的生育率竟然是最佳生育率，这个结论必将成为历史的笑料！
由于组长蒋正华认为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就是1.8（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1201/17502164475.shtml），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现行计划生育起草了一份辩护状，现行人口政策没有必要调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结论直接影响到“十一五规划”，国家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
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并行的还有“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年2月9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提出未来十五年的人口目标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
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成果”，现在计划生育没有必要调整；而依照“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要在2015年将人口控制在15亿以内，现在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国家为什么“厚此薄彼”，只相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而不相信“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其实从主要负责人的学术信用来说，“国家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成果应该更为可靠。
蒋正华的主要学术成就应该算是证明了“大跃进”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口，但他的证明方法至今存在争议。他将1980年代出生性别比增高归因于女婴漏报的结论，“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
宋健1980年的人口控制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几年的预测就远脱离实际；宋健主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跨学科门类的合作研究”，但是其研究报告，被“国际学术界撕成碎片”；改革开放以来，宋健长期担任国家科委主任，主持中国科技发展，但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与国际的差距越来越大；难道这一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是个例外？
1980年实行计划生育是那么草率，停止计划生育只是恢复常态，现在却又这么过于慎重。据我所知，人口战略组中有一些学者希望调整人口政策（他们只敢说放开二胎），但由于蒋正华和宋健是正副组长，这些学者几乎发不出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说，宋健、蒋正华利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挟持了国家的人口政策。国家成立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本意是好的，但可惜是作茧自缚。要是没有人口战略组，问题好办多了。有些学科，宁愿从来没有设立过，也不愿他们影响太大。
宋健的“两院院士”身份（何况也是凭借控制论评上院士的的）不足以说明其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秦桧、汪精卫绝对是才华横溢（没有本事能当上汉奸、卖国贼？），宋体就是他创造的，影响数百年，现在的“两院院士”的成果能够影响这么久？难道能够因为秦桧、汪精卫的才华横溢就否定他们是卖国贼？历史上还有那个民族罪人曾经减少中国上亿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