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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京报 |  | |
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南方周末4月24日）。 谁能指责在当前教育体制下已经是副部长级（局级）干部的校长？大致可能有三种人，一是比校长级别更高的领导干部；二是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司局长或者处级干部，级别可能比校长低，但代表的是上级；三是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其他学校领导，“笑谈”中埋怨他出风头，给其他学校领导难堪，对比出其他领导不说真话；还比如一些正与上级管理部门打交道的课题组、项目负责人，校长的真话惹出上级部门制造障碍的麻烦。 以上三种人的指责，很少有校长会不在乎———校长与比自己更高级别官员，在行政体制中其实是上下级关系，更高级别官员的意见事关对校长本人的评价、考核甚至提拔；上级管理部门，在当前资源配置体系中，主宰着教育资源、学术资源配置权，简单地说，就是财权，一旦得罪可能影响学校办学资源的获取；学校内部的办学骨干，要获取学术资源，则很难逾越当前的体制羁绊。 如此情形下，“说真话”这一做人的底线要求，在担负着育人任务的大学中，却由此变得十分艰难，而一校之长，都如此担忧说真话的后果，更何况学校的普通教师，以及教师们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了。 在笔者看来，简单地要求校长坚守做人的底线，不去考虑说真话面临指责的后果，是很难的。对于朱清时校长的大胆真话，还有网友评论分析其理由是，朱校长的任命与评价权，不在教育部，而在中国科学院；中科大从中科院获得的办学经费比教育部多———让校长能够大胆说真话，而不担忧指责，必须给校长说真话的“底气”。 校长的底气，首先来自于选拔任用机制，校长对学校教授、学生、校友、政府几方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上级管理部门负责，这才能让他们不怕上级管理部门的指责，而对学校的事业发展负责。 校长的底气，其次来源于政府拨款机制的健全和高校自身财政的独立性。教育拨款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政府部门手中（不是按预算法案依法拨款），政府主导的行政评价、学校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亲疏，就将直接影响拨款的多少，这必然导致大学的自主办学空间有限，而听命于管理部门。另外，如果高校能在政府拨款之外，拓宽学校的财源，那么，财政独立性增加，也会进一步减少学校对政府财政拨款的依靠，而使自身的自主办学空间增大。 校长的底气，还来源于校内的民主管理。目前的大学，盛行行政管理，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因此，行政力量在拥有学术资源配置权的同时，也承担学术资源配置不公、获取学术资源不够的指责，而如果行政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学术，那么，校长干自己该干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该干的事，把自己作为学术民主决策的推动者、执行者，对内对外都从容。 校长的底气，最后来源于校长自身，不把自己当作官员，而把自己当作教育家（或努力朝成为教育家方向努力），甚至宁可坚持教育理想，而舍弃官场的功名，就会始终有教育立场、学术立场。当然，这在当前的现实中，已属苛求，因为由于校长的任命制，这样的人才能达到校长岗位，不过是小概率事件。 校长难以说真话，意味着当今的大学，普遍需要培育让校长有底气说真话的环境和氛围。而推动这一氛围形成的力量，笔者认为，少数校长的自觉固然重要，但必须更多依靠体制的力量，这才能让校长有教育家的理想追求，敢说话，说真话，只讲是非，不问利害。 □冰启（上海 学者） | |||
大学校长为何感到说真话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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