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新闻伴随着我在意大利的旅行。自从三月十四日拉萨的骚乱发生以来，大昭寺的年轻喇嘛和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就占据着世界主要媒体的显着位置。人们之前对於奥巴马与希拉里的竞选热忱，转移到中国遥远的西部高原了。
在我经常阅读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我看到在雅典的火炬传递仪式上，一名黑衫青年正被警卫拖住，他试图干扰北京市领导人刘淇的演讲，这个年轻人通过这一行动来表明自己对西藏喇嘛的支援；接着，法国浪漫却也轻浮的总统萨尔科奇，声称若北京不妥善处理西藏问题，他将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然后，北京终於批准一群西方记者进入拉萨，这些记者在大昭寺发现，年轻僧人用普通话对他们叫嚷，这里没有宗教自由……
阅读这些报道，我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不相信中国媒体的报道，国家宣传机构所进行的舆论攻势是如此粗暴，它让我想起文革式的语言，它不讲究证据与逻辑，而只是表明态度与立场，而且不容反驳与质疑。但另一方面，我也厌恶美国与欧洲媒体的态度，他们谈论起西藏问题时，那些他们引以为傲的公正、客观、独立、深入调查的新闻伦理似乎自然地消失了。他们变得抒情与滥情，西藏代表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的海拔高度与美丽的自然风景，都使它变成了人类最后的伊甸园，躲避了由消费与技术驱动的全球化的侵扰。这种印象因为达赖喇嘛的超凡个人魅力而更加显着。自一九五九年流放以来，他日益变成了纳尔逊．曼德拉与罗马教皇的混合体。他既代表着对抗强权与不公的政治领袖??况且他的对手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也代表着某种精神力量。但与其说这种精神力量与佛教相关，不如说它吻合了一九七零年代末兴起的NewAge运动的要求，达赖教导人们在忙碌与压力重重的世界中如何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快乐。於是，西藏与达赖，就像从前的古巴与切．格瓦拉一样，被纳入了一套消费体系，人们谈论革命或是宗教自由，不是真的关心它们，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某种逃避此刻生活的手段。
我能想像这种情绪对於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影响。因为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他们对於中国历史一无所知，更无法想像其复杂性，但都会兴致勃勃地表明他们对西藏的看法。这种滑稽的感觉，就像有个人一见面就和你说起全球变暖和环境问题，不是他说的问题不重要，而是他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谈论它不过是抓住一种时髦。这些普通人的想法，自然会影响到政治人物，后者需要前者的选票，所以也要在西藏问题上迫不及待地表明立场，尽管这立场是投机的、随时可能改变的。
我从未到过西藏，也很少阅读关於它的新闻与书籍，我怀疑这多少与它变得过分时髦有关。令我不安的是，西藏正日益成为典型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所说的「东方学」范畴。西方的视角不必说，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也将其放在一个过分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我们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却从未把它当作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教育机构、出版机构、媒体，很少对西藏进行深入考察与理解。西藏人是神秘而陌生的。北京政府妖魔化它的精神领袖，然后用不计成本的物质去取悦和收买剩下的人，只要它保持稳定，政府愿意放弃各种原则。北京政府一方面不尊重，另一方面又过分骄纵。就像这场骚乱，北京一方面歇斯底里地批评暴行，但另一方面却不真正关心受害者。它的注意力主要在藏人，而不是受害的汉族人，法律的保护与制裁，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潮水里。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当中国十九世纪步履蹒跚地进入现代世界，艰苦的学习从天朝转变成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时，其困境可想而知。时至今日，她仍未学会如何对待旧的历史遗产和新的国家利益。当遭遇西方世界的攻击时，她迟缓而笨拙，不知如何自己辩护。当然更重要的是，她仍不习惯用现代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国民与内部问题。英国人与北爱尔兰，法国人与科西嘉岛，俄罗斯人与车臣，当代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民族主义或许狭隘但都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不同的解决方法则导致付出代价与所得结果的巨大差异。
北京的确到了一个需要严肃反思的时刻。我们要寻找应对自己民族问题的原则与解决方案，只有理解程度足够深，原则足够清晰，才可能逐渐逼近解决方案。否则，它经常变成了钟摆式的方案，任何动荡或是外来者的批评都让我们惊慌失措，然后自己能表现的只有不可理喻的僵化与强硬。（作者：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