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天，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我正在中国海港执行我的第一次潜艇巡航任务。将近30年之后，在我和邓小平的努力下，两国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这仅仅是个开始，两国国情迥异，要想真正实现牢固、稳定的双边关系，还需要数十年的相互谅解与共同坚持。
我认为我那一届政府取得了两项成就：一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另一个是重视人权，始终把保护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两个目标并非不可协调，但若要同时达到，需要美中双方互相理解。
随着1970年代美、中、日三国关系的日益紧密，亚太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繁荣局面，美国从中受益良多。但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中国的国民，他们的生活质量和人权状况在过去20年中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美中两国至今仍有许多共同利益：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止朝鲜半岛冲突、扩大经贸往来等。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已经淡忘了当初推动两国走到一起的未来愿景，双方因缺乏对另一方的了解而互相诋毁，有些人甚至预言两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美中关系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取得的成果现在岌岌可危。
从担任美国总统至今，我都会定期访问中国，与他们的领导人讨论世界和国内问题，我还到过中国的农村地区。我最近一次去中国是在上个月，我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以及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对于美国领导人鼓励日本再军备以及扩大日本防卫圈将台湾包括进去的举动，中国领导人表示关切。他们也不满意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机及其他武器，认为这些武器交易违背了尼克松总统、里根总统和我曾经对他们的承诺。
我们也讨论了美国关心的问题，包括不断攀升的贸易赤字、人权问题，还有西藏问题。
相互批评当然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出于傲慢和自以为是的心态。美中双方都应该承认对方在解决问题方面做出的努力。
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政府政策不再是勿庸置疑的、铁板一块的，相反，在人代会的作用、扩大选举以及私有化等问题上，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日益自由，这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农民收入增加，许多人还拥有了自己的产业。中国人的收入和受教育机会急剧增加。
尽管成立教会仍然必须在政府部门注册，基督教堂信众的数量却在快速增长。我们在参观山东省的一个教堂时，那里的牧师告诉我们，文革之后他们县里只有200名信众，没有教堂，也没有圣经；现在信众人数发展到3000名，有11个教堂，15个教会，圣经都是自由发放的。
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以来，村级选举在将近100万个村庄展开。人们可以在多个候选人中做出选择，有些候选人并非共产党员，选举设有秘密投票箱，许多非中共党员当选村干部。卡特中心曾经观摩过一些这样的选举。一把手专权的现象仍然存在，但法治确实在进步。有些人甚至因为权利被侵害，将政府部门告上法庭。
人们的迁徙自由在扩大，国家越来越开放。在1985年之前，外国人不被允许到农村地区去，但现在村干部们已经在争相与外国人合作开办企业了。
江泽民主席将于今年10月访问美国，这是一次迟来的访问，是过去10年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届时，两国将有机会就人权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深入交流。
美国人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自有他们的道理，但中国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西方人强调个人自由，但稳定与统一对中国人而言压倒一切。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避免由于意见纷争而导致混乱、防止由于台湾或西藏独立而引起分裂。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对异见者压制过多、对西藏控制过紧。
但坦率的讨论有时确实有利于问题解决。在1979年我与邓小平的一次私下谈话中，邓小平赞同更加重视宗教自由问题，此后宗教自由获得巨大发展。1987年我曾访问西藏，那之后我同流亡在外的达赖进行了会谈，协商的结果是双方同意各派代表开展会晤。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尽管存在分歧，美中双方必须继续致力于探求各种渠道，开展和平、富有成果的合作。除了高层峰会之外，两国的民间交流也大有裨益。例如，自197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万的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大大推动了两国的文化和智力交流。
只有通过开展多层次的对话，美中双方才能增进了解、消除歧见。
吉米·卡特，第39任美国总统，非赢利组织卡特中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