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地位最高的是法。当然，有公法、私法等。所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无法无天；等等，都说的这个意思。与法等同重要的，应当说是人性：它无影无形，千差万别，但那种垂帘听政的无处不在，谁都难以回避和否认，故而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之说。尊重法是必须，当然法需要文明和完善；附庸人性也为常情：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到当今中国的以人为本，都闪烁着理性光芒。
而让我感到最恐惧和无奈的是，在中国人眼里，法不重要。前段上海有人自天桥跳下寻死，刚好撞在驶过的宝马车上，司机逃逸，是应当追究逃逸责任，可民众眼睛盯在宝马车上不放：凭什么宝马撞人就可逃逸？要求人家进牢抵命就毫无道理。如果这人要是撞在一辆人力三轮上而死，围观之后，人们便散去，肯定不会要求车主抵命。这种见了富人如过街老鼠的呼吁，为我们所常见；同样地，穷人得到广泛同情后依然免不了受害，更是经常现象。比如，富人和穷人如果干了同一违法的事，一般会产生表面和实质上的两种后果：穷人会得到更多道义上的同情，但受到实质上的严厉处罚；而富人会受到更多道义上的谴责，实际上逃之夭夭，或通过各种方式减少损失。结果迥异，原因相同，就是因为执法不严，人们也缺乏以法为依据的意识，不疼不痒的道德法庭模糊过去许多该予追究却不予追究的事情。
在中国人眼里，人性也不重要。中国有众多这样“可歌可泣”的例子：炖自己婴儿、割大腿肉给主子吃的；从容下咽亲骨肉肉馅包子的；替有杀父仇人尝大便给人家探视病情的；将怀孕的妻子赠送别人谋位置的；鼓动儿子造老子反的；夫妻互相揭发的，等等，都是举着崇高信条挑动人性底线的壮举。在这个意义上，人之恶，远超于虎毒不食子的界限：不仅有食过的历史，而且超过这一程度：食，仅仅是肉体上的消灭，精神上的折磨，却往往超越对死亡的承受。不重人性的行为，即不尊重别人的生命和权利，而且拿这些为自己牟取私利。
那么，在中国人眼里，什么最重要？嘴上说得好听最重要，人们宁可接受口蜜腹剑也会排斥金玉良言。为人作文，你抱什么态度，为谁说话，站在什么立场上发言，动听到煽情程度才是关键：你先得定好基调，贬抑什么，讴歌什么，同情谁，为此选材，看哪些人是强势哪些人是弱势，不用管谁对谁不对，只需表明态度：强势坚决打击，弱势就表示同情，管他合法不合法，态度才是第一。所以，中国人的文风充满武侠文化的价值观：武侠小说里有那么多出神入化、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奇技淫巧，号称能镇压一切邪恶势力，只不过满足了写作者的嘴瘾，实际上什么也做不到；武侠那里的是非观念，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劫富济贫，奉行的规则是替天行道。这些，落实于现实必然是空想。由于武侠精神支配了为文动机，于是，漠视观点的合法性、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以一付阳刚面孔给别人空头许诺的就成了范文，作者也就成了好人。这种写法，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情味和良知。故而，中国人说话讲求的是合情合理，情在理先。在夜莺动听的情歌中，理隐退了，人性也被撂到一边，剩下的，是虚伪给弱者的精神安慰。
读中国人写的文字，很多情况下感觉不是在揭示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作者在抒情，在表现，在显摆，在表白，在宣泄，在出恶气，在抱怨，或者在给自己树碑立传。失却了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文字，从本质上便脱离了民生，也将法律、人性等做人的基本保障放飞于九霄云外，作者成为道义上的永垂不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