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我满怀好奇地来到了有美国RIVIERA之称的海滨小城读书。此地风景优雅，气候绝佳，是明星们避暑富人们养老的地方，房价在西海岸也名列前茅。我的导师刚被学校以二十多万高薪挖角来到此地。据师兄们的小道消息说，他很排场，在最高尚的蒙堤西头卖了个二百万的海景豪宅，正被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有点情绪不稳。或许这埋下了他数年后放弃学术权威不当，北上硅谷淘金的伏笔，那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留学生们初到时多是在学校西边的岛景村花四百多块住宿舍，一年半载后再到附近的民宅内花三百来块租个房间住，不单省钱，还可有机会和美国人有交流。我住的头一户是个四卧二浴的平房，在一个安静的居民区内，大概有1500多尺吧。房东老头罗姆是个小学老师，自住主卧，十八岁的小儿子JOHN住在改装的车库里，将其他三间卧室分租三个留学生。老头此生去过唯一外国是墨西哥，对中美文化交流毫无兴趣，令我好不失望。罗姆在这房子里住了有大半辈子，养大了三个孩子然后离了婚。他的房子当时值二十来万，前几天ZILLOW了一下，那条街上的房子都在九十万左右了。
其后数年我住在史迪文家。史迪文是个正直厚道的管道师傅，80年代末期房市热时，年富力强的他曾拥有有五部卡车，十多个雇工，给新房铺管道，做厨浴，忙得热火朝天。不料后来房市垮了，上游开发商赖账，史迪文收不回工钱材料成本，只得申请破产。在我入住时，他仅乘一部卡车，房子还是从朋友那儿租的。我与他全家相处的融洽愉快，他也喜欢我这安静守约的留学生。两年后史迪文的房东朋友闹离婚，要卖屋，我们只得迁出。那个房子是平房，比罗姆的大，有1800尺，但地点略差，当时卖二十万出头，现在那条街上的房子在75-80万之间了。史迪文一家随后又租了座房，正好在罗姆的那个区，结构样式也相似，房租大概有$1600，仍旧350块租我一卧。史迪文感叹到，几年前生意红火时每月过手现金十余万，若是自己有些生意头脑，或是有个可靠的会计师帮他管账理财，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般狼狈。他常说，人生第一个十万最难攒下，有了头十万，以钱生钱就容易多了。可是他自己办不到，左手进右手出，还喜欢赊帐，总也攒不下。过了些日子，史迪文突然告诉我，有个朋友化四十来万盖了栋房，现在愿三十七万贱卖给他。看得出来史迪文动了心，以他多年经验，那房子确实值四十多万。我也去看了房， 鲜亮的西班牙风格两层楼，高高地盖在离FREEWAY不远的山坡上，居住面积有2800尺，门前一条只容一部车上下的私家小路。我见新房离学校远了，骑车来回不便，就没有和他家一块搬过去。长话短说，史迪文将房子接了下来后，找了另一家朋友合住，又将房子下面的坡淘空了加盖了一个单元出租，忙活了好一阵子。又过了一年，经济依旧欲振乏力，听说史迪文的生意还是没有起色，把房子让给了合住的朋友，一家人搬外地去了。若是他还留着那栋房子，现在约值一百五十万左右。
史迪文搬去新房后，我也开始找房。最后找到的一家和史迪文的第一处房子相距不远，房东桂女士竟然也是大陆来的研究生。这是个三卧二浴的两层楼，除了我外还有另一位留学生房客。房子内部有些凌乱，后院干脆是赤地一片。我并不在意，因为成天忙于毕业论文，只晚上回家睡觉。奇怪的是总见到桂女士在缝纫机前不停地赶活。后来桂女士给了答案。桂家夫妇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开放后八零年第一批自费出国留学。刚来时全靠打工挣学费，有一段时期为了省钱还租一家台湾人的车库住，相当不易。终于两人拿了工程硕士，找了工作买了房，又把原先留在国内的一双儿女接出来，过上了好日子。谁料遇到老布什的那次RECESSION，两人的工作都没了。小城本来工作机会就少，桂先生只能去密西根和西雅图找合同工做，桂女士则留守，回学校接着读博，拿TA/RA那点钱，平日里接些针线活以补贴家用，做一件赚几毛钱，做多少赚多少。桂家在小城还有另一处出租房，原本是几年前年房市好的时候，和一朋友合买的，那朋友后来撤资走了。桂女士身上的担子想必不轻，连出租房的浴室坏了都是她自己去修，但我从未见她怨天尤人或是惊慌失措。兴许和他们在文革期间因出身不好而受的磨难相比，眼前的这些困难不过是小菜一碟。唯一可以察觉STRESS的迹象是家中鲜有笑声，哪怕是在桂先生难得的回家团聚的时候。
一年后我毕业离开了小城，与当地的熟人们渐渐失去联系。只有偶然开车路过时，停下来逛逛。小城变化不大，依旧棕榈摇曳，熏风拂面，白墙红瓦下有三三两两闲散的游客。大学的附近则盖了许多新房，有了COSTCO。和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相比，这里安全宁静，没有一夜暴富的机会，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各自平行的世界里，相安无事。对于大多数人，蒙地西头密林深院中的财富，如同港湾里的豪华游艇一样，可望不可及。像罗姆，史迪夫和桂女士那样的普通人，房子维系着他们中产阶级的梦想。如果工作稳定，退休时能将房子付清，后半生亦可无忧了。话虽如此，遇上经济衰退，实现这个梦想也实属不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