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有这样的经验:到大森林中旅游,鸟儿在树林间自由自在地歌唱
,树林里到处都充满着这些悦耳的声音。你突然高声叫喊,或者不小心弄出很大的声音来,刹那间所有的鸟儿停止了歌唱,森林顿时变得死一样寂静。
在茫茫无边的寂静中,我们先是错愕,然后感觉到惊恐,象泥塑似地呆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干受着死寂的惩罚。我们仰望着树梢,用乞求的眼神寻找那些受惊的鸟儿,等待它们重新欢唱起来。隔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有几分钟,十几分钟,终于有一只鸟开始叫了,声音很低,一声两声地试探着。然后又有一些声音加入进来。森林渐渐有了生气,有了灵气,有了勇气。最后,千万只鸟儿重新敞开喉咙,又是从前的太平盛世。
这只是自然界的一个样品。真正的天地失声,绝不会是这样几分钟,而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也绝不会是一片山坡,一座森林,而是整个国家。
说几件天地失声的事情。
(二)
南宋朝廷迁都杭州就要满一百年的时候,宁宗皇帝突然驾崩。一直在等待继承皇位的太子是济国公赵竑。不过这个太子年轻气盛,缺少城府。他痛恨当时掌握大权的丞相史弥远,一心想在登基之后,除掉这个奸臣。所以平常生活起居,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要流放史弥远的意思。于是史弥远提前下手,从民间另外找回来一个赵姓青年,对外称是流落在民间的宋太祖的第十世裔孙,将他册封为王,放在那里作为备选。在新皇帝登基前夕,突然矫诏废去太子,把这个姓赵的年轻人拥戴为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宋理宗。真正的太子赵竑被封为济王,赶出都城到外乡去任职。后来又因为牵涉聚众谋反,被史弥远逼死于湖州。
整个这场篡位悲剧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济邸之冤"。一时间,朝野的文人士大夫议论汹汹。人们争相传唱这样的句子:"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江湖诗人你也做诗,他也做诗,唱和之际不免语含讥刺,抨击史弥远败坏朝纲,弄权误国。史弥远听说后勃然大怒,立即派人前去查封书坊,劈毁诗集刻版,将有关诗人逮捕下狱,流放到千里之外。并且让皇帝亲自下了一道诏,从此禁止朝野的文人士大夫写诗,哪怕风花雪月的诗也不行。
这一年,是公元一二二五年。
我没有考证过,这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诗禁。希望是,古老的中国不应该那么早就开始憎恨言论自由。我也希望不是,这种丑恶的诗禁,不应该首先发生在封建文化最鼎盛的唐宋时代。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的欲望渗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尤其宋代是诗歌的鼎盛时代,凡是有井水的地方,普通百姓都喜欢诗歌,都能够吟唱名家之作,连市井中的老年妇女也不例外。你能够想象这样一个诗的国度,竟然会有人专制到不准做诗么?多么荒唐的禁令。
还有,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查封出版社(书坊)的文化专制行为,开了暴政恶例的先河。中国的商业书坊大概出现于北宋前后,到南宋初才开始逐渐繁荣,勉强也不过一两百年的历史吧。这样一个年轻的文化行业,刚刚出现在民间,就有人前来贴封条了。
整整十年,天下没有诗人的歌唱。整整十年。从理宗宝庆初年(公元1225年),直到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史弥远死后的第二年。要知道,读者,那可是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黄金时代。无声的十年。
(三)
第二个天地失声的案例是一段七年空白,没有颂经声,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时间是,公元四四六年到四五二年。
那个时候中国的北方,正由鲜卑人统治着。至高无上的君王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南北朝时代是佛教最鼎盛的时候。当时天下虽然分裂,彼此不相往来,但佛教却不分南北盛行于各地,成为中土的天下第一教。南朝的佛寺、佛塔、佛窟多得不计其数,仅建康(今天的南京)一个地方,佛寺就超过五百多座,穷极宏丽。这些大大小小的佛寺、佛塔、佛窟,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苍生对佛祖的无比虔诚。
这场浩劫来得非常突然。起因是因为寺庙沙门收藏武器。太武帝拓拔焘登基后的二十二年,西部胡人盖吴率领各部落起兵造反。太武帝率大军亲征,陆续讨平了各地的叛军。第二年,北魏大军开进长安城。太武帝无意中从一所寺庙里搜出了大量兵器,于是勃然大怒,断定寺庙和尚与叛军暗中勾结,欲图谋反。下令将佛寺中所有的僧人全部诛杀。
有个叫崔浩的大臣乘机劝太武帝借此为由,杀尽天下所有的沙门僧侣,将各地所有的佛教经像全部毁灭。太武帝本来就仇恨佛教,对佛教如此盛行早就耿耿于怀,盛怒之下,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
公元446年的春天,中国佛教徒们永远不会忘记的血腥劫难,就这样降临了。太武帝正式颁布残忍的《灭佛诏》,诛杀长安城内的所有僧尼。同时下令全国各地按照长安城的处置办法,灭佛,杀僧,毁寺。诏书说:要实行彻底的剿灭政策,从根本上消灭其影响。从今以后,凡是敢继续供奉释迦牟尼佛者,以及敢于收藏佛教的菩萨像者,一律满门抄斩。各地各级官府和驻军接到诏书之后,立即行动,对所有的浮屠造像、民间收藏的佛经,通通打烂焚烧。寺庙中的僧尼不论年幼年长,全部抓捕到案,活埋处理。
这场血腥暴行的始作俑者崔浩,后来受到了同样残忍的报应。五年后,他因修史书被满门灭族,临刑前囚于木笼之中,被数十名卫士用粪便淋头,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据说历史上大臣被戮辱者,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这个崔浩更惨。
佛教是天底下最温和善良的宗教。它从来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从来没有号召它的信徒使用暴力,去参加宗教征伐。可是,它传进中土之后,却多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是被别人,恰恰是被天底下最温和善良的东方民族。在这些毁灭性的打击中,又没有哪一次象这场浩劫来得如此血腥。
多么悲惨的七年!灭佛,杀僧,毁寺,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上。佛教没有为世人带来幸福,却为它的信徒带来这样的灭顶之灾。地上的佛被推倒,被砸烂,被践踏,淹没在僧侣的血泊之中;天上的佛在哭泣,为成千上万无辜的百姓,也为那愚蠢凶残的暴君。
(四)
还有一段十年的空白,没有任何自由的声音。我敢向历史作证,我的同龄人和父辈都可以站出来向历史作证,这场罪恶浩劫是两千年来最酷烈、最疯狂、最大规模的迫害公民事件。时间是,公元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
无论政府官员还是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教师,纷纷被打倒,被践踏,被驱逐去集体劳改,被剥夺掉了一切人身自由。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在劫难逃,整个民族都淹没在血泊中。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第一次遭遇到这样彻底的颠覆。没有声音。在那个十年中,不仅自由吟诗被禁止,自由信仰被禁止,自由出版被禁止,甚至于自由说话、自由行动、自由唱戏、自由跳舞、自由穿戴也被完全禁止,几乎一切出于人类天性的声音都被扼杀。
谁也不应该忘记,谁也没有权利忘记。在那个默片时代,有多少知识分子含恨自尽,多少政府官员被批斗凌辱,多少家庭被活活拆散,多少书籍被焚毁,多少文物被砸烂,多少古迹被破坏,多少佛寺被关闭。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们都不再愿意提起那一段恐怖年代,不再愿意追问究竟谁该下地狱。好象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好象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谁也没有受到伤害过。
我们怎么了?我无法理解。这样规模的罪恶乱世,应该被千人诅咒,万人诅咒,应该有一千个杜甫来作最悲伤的哭泣,应该有一万个司马迁来作最详细的记载。它值得我们的子孙用千百年的时间,来咀嚼回味。
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为红卫兵暴行作辩护,还有人津津乐道地回味着知青岁月的别样幸福,许多娱乐休闲场所为了吸引顾客,大唱文化大革命歌曲,大跳忠字舞。文革时代的像章、语录、画像变得炙手可热,人们争相把那些乱世的狂言疯语当作有趣的记忆来欣赏。我感到恶心。那每一首歌都践踏过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每一段旋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我们真的就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政府与世界的正义力量一起,到处追捕纳粹残余,将他们一一绳之以法。一切纳粹的东西都被法律禁止。人们见到纳粹的画像和旗帜,会感到无比恶心。我们这个民族怎么会这样无耻麻木?
没有假如。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假如。
假如我有权力编写国家统一教材,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这场罪恶历史,永远写进中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让我们的后人世世代代不忘记这个惨痛教训。假如我有皇帝那样的权力封禅泰山,我一定要在泰山上立下巨大的耻辱碑,或者摩崖勒石,深深刻下这段民族劫难始末,昭告后人再也不要重蹈这样的覆辙。假如我有权力为国家修订法律作提案,我一定要提议,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天定为国耻日,让每年的那一天哀笛长鸣。
我相信,我们的子孙不会轻易放过我们。他们早晚要前来查证这场浩劫。查证究竟死了多少人,损失了多少财产,造成了多少起冤狱,烧掉了多少册书,流放了多少知识分子,究竟谁该为此下地狱。就象我们现在追究南北朝、宋朝的罪孽一样。
(五)
除了诗禁和佛禁之外,我们民族还遭遇过各种各样的书禁、乐禁、党禁、报禁、影禁。这些暴虐伤害了人类美好的天性,剥夺了鸟儿歌唱的自由。
我相信,鸟类也许没有思想,但它们一定痛恨被人惊吓,被人无端剥夺尽情欢唱的权力。如果鸟类有能力,它们一定会群起攻击游人,拒绝让人类闯进来。在它们的乌托邦里,森林本来平等地属于所有的生命,凤凰可以歌唱,麻雀也可以歌唱。百灵可以歌唱,乌鸦也可以歌唱。喜鹊、斑鸠、伯劳、黄莺、山雀、松鸦、杜鹃、秧鸡、八哥、蓝雀、灰鹤、鹦鹉、云雀、鹧鸪……都需要歌唱。并不因为它们的声音是否悦耳动听,而被鼓励,或者被禁止。更不因为相互之间的高低贵贱,美丽丑陋,而被强迫发出同一种声音。自由唱歌是鸟类的天性。有了这些不同的声音,大自然才显得这样的妩媚生动,参差多态。
人呢?想想我们人类自己。人比鸟类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倾诉,更需要自由自在地歌唱表达,为什么却一点也不懂得相互尊重?再完美的思想,也没有权利强行去消灭别人的渺小思想。再美好的愿望,也不能强行取代别人的平凡愿望。再悦耳动听的歌声,也没有权力强迫天下所有的歌喉,都只发出这一种声音。黑格尔说:"人应当尊重自己,应该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他的意思是,人不应该把自己当作畜生。我的想法有点不同,尊重自己,首先不要忘记尊重别人,因为尊重别人同时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否则,我们什么也不配。
历史不能没有声音。一个号称伟大的东方民族,不能没有声音。为了声音,我们必须相互提醒,好自为之。不要再让天地失声,不要再让我们民族失声。
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