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始宋终：华夏礼仪的嬗变
先秦君臣会面的礼仪应该说大体上是对称的，君对臣作揖，臣还揖，臣对君跪拜，君“空首”还拜。华夏礼仪的嬗变从九州统一的那天开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独裁者嬴政为自己取了一个牛翻天的称号“皇帝”，意思他是三皇五帝集于一身的人物，是中国这块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并要求“天下事无大小皆決于上”。先秦君王自称时一般采用“孤”、“寡人”以示自谦，或用“本王”这样的中性词，而“朕”这个字是先秦所有人包括老百姓自称的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我”。嬴政有绝对的权力，不需要再向臣下表示谦逊，当然不会再用“孤”、“寡人”这样的字眼，他是皇帝，自然也不能再称“本王”，于是规定“朕”这个原本人人都用的字从此归皇帝一人独享，谁再说就是犯上。
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清末。
有这样的背景，如果你依然认为始皇帝陛下应该象先秦君王那样对臣下作揖行跪礼，只能说明你活得够腻味，应该去阴间自个YY去。当然，嬴政向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还是会行礼，但那已非日常礼仪，而是特殊场合下的特别礼让。
秦是个短命王朝，很快被汉取而代之。汉礼脱胎于秦，并大抵沿用至五代。皇帝一般情况下不再对大臣作揖或跪拜，而一律改为“兴（起立）”。丞相觐见时，皇帝起立相迎；皇帝在车上路遇丞相求见，要下车示敬；王公跪拜谢恩，皇帝以起立作答礼。
朝堂之上，君臣依然是“坐而论道”，大臣列坐殿上，宰相还经常有杯茶喝喝，与皇帝边茗边聊。
对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这样的顶级官员，皇帝还有很多与先秦相似的特别礼仪。比如“赞拜不名”、“诏书不名”，就是说话（包括赞礼官唱名）写诏书都不能直呼其名，而应称对方的字或职位。南朝梁武帝有一次宴会时连呼吏部尚书蔡撙（其时代理宰相）的名字，蔡撙毫无反应，梁武帝改称“蔡尚书”后，蔡撙才起身应答，并当面指出：“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搞得梁武帝很尴尬。可见那个时候，高级官员在皇帝面前还是很有尊严的。
除“赞拜不名”外，三公往往还能“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即不需要快步上朝，而可以慢悠悠地走进去；进大殿亦不需要卸剑脱鞋，而是穿着鞋子御剑面君。可想而知，这些权臣上朝时肯定感觉好得没话说。
汉唐礼仪中最具先秦特色的当属象征敬老的“三老五更”之礼。皇帝要“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通常的做法是选朝中德高望重的年长大臣担当“三老五更”，皇帝亲自降阶作揖相迎，再请他们坐上席，然后行跪拜礼，聆听教诲，并亲任小二伺候酒菜，最后拜谢送老。总之，皇帝要做一回孙子以示尊老。
由此可见，从汉到五代，君臣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象先秦那样对等，但仍能做到亦师亦友。
华夏礼仪的第二次嬗变从宋开始。
历史长了，总会有些不好的回忆，959年2月3日的陈桥兵变就是一例，从那一天起，华夏文明由盛及衰，这一点从礼仪的变化上也能清楚地看出。
赵匡胤是靠兵变上台的，从执政开始，他就致力于将下一个赵匡胤消弭于无形之中。政策上重文轻武，礼仪上不断拉大君尊臣卑的差距，让大臣积攒不到与皇帝相匹的威望去搞政变。
从效果看，赵匡胤无疑是成功的。宋明二朝再无武将叛乱，稳定的代价很昂贵，那就是华夏文明的覆灭。
接前一章谈坐姿。五代之前椅子尚未普及，君臣都是坐而议政。宋开始，椅子成为日常家居的标配，皇帝也不再正坐，而是高居龙椅之上，那么大臣呢？
大臣尤其是宰辅之类的大臣原本是有椅子坐的，不过很快就没有了，原因是赵匡胤觉得宰相的权力太大，要拿他们开刀。他一方面利用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一大堆官来削分宰相的权力，另一方面玩了个小花招拿掉宰相的椅子。某日早朝，赵匡胤突然对坐在椅子上的宰相王溥和范质说：我眼花看不清，你们把奏折念给我听吧（一说“你们将奏折递上来吧”）。二人站起来念奏折（或递奏折），完事后发现座椅不翼而飞，原来已经被人拿走了。从此朝殿之上，大臣只能站着，偶尔被皇帝赐座，也是受宠若惊，只敢半个屁股搭在凳子上，比站着还难受。
赵匡胤的“聪明才智”还表现在帽子上。这位兵变上台的皇帝整天疑神疑鬼，上朝时看到大臣在下面交头接耳就如坐针毡，忍不住幻想他们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于是心生一计，传旨在官帽后面分别加上以铁片或竹篾为骨架的长翅。一顶帽子两边铁翅各穿出一尺多，职位越高越长，他自己的最长。长翅成为官职的标志后，在宋的历史中越加越长。戴着这么个帽子，官员只能面对面交谈，再也不能窃窃私语，于是这位来路不正的皇帝临朝的时候心里就踏实很多。
客观地说，赵匡胤对政治、军事、礼仪等各方面做的一系列改革，为中国的灭亡提供了所有必要条件，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1279年，赵宋这个一心一意做王八的朝代，终于被蒙古人赶到太平洋里喂王八去了。汉民族第一次体味到，亡国奴是怎样一个“痛”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