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种承受，也是一种付出，我瘦小的母亲承受的多、付出的更多。
我出生不久后，我的奶奶来到我家，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得了中风。她是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去世的，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不能自理，全凭我母亲照料。我奶奶从没有得过褥疮，身上也干净。为了照料奶奶，我母亲在单位申请将工种变成工作时间灵活些的清洁工。清晨她将我奶奶安置妥贴去上班，上午抓紧时间清洁好楼道、厕所后，中午匆忙乘十几站公共汽车回家，照料我奶奶，再赶回单位继续上班。她在那十几年里，从没看过一场电影，单位发的电影票也没时间去看。要知道我母亲单身时，是很爱看电影的，她曾说，她每部电影都要看上几遍，直到把影片里的歌曲全部学会唱为止。
我父母工资不高，家庭人口多，父亲又嗜酒，我家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好。我母亲在自己身上处处节约，她的一个同事曾对我说，“你妈妈真不容易，几十年如一日，中午只买食堂里最便宜的一毛钱一份的面条，从来没买过炒菜。”这件事她从来没提起过，只是有一次在聊天中，她无意中淡淡地说，“我生了三个孩子，做了三次月子，只吃过一回鸡。”我的母亲尽她最大可能让我们三个孩子吃饱、吃的有营养些。她那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我不添置家具、不存钱，让孩子吃好点、长高个，孩子长大了就都好了。
我觉得我必须写我母亲做过的的一件“傻事”。文革时的一天，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全北京市停运停课，工厂也大多停产。我母亲怀着8个月的身孕，大着肚子，步行2个多小时去单位上班。她的领导说，“全北京市也找不出第二个象你这样傻的人。”
我上研究生时，我父亲因车祸突然去世，车祸责任方是总参下属的一个车队。事情发生后，我的母亲没有哭天抢地，只是在没人的时候默默地留下眼泪。我命运多劫的母亲，她在日常生活中总显得有些慌乱，大事来临时，她反而显得比别人镇定。部队给的赔偿是1万4千元人民币（89年时，据说算是高赔偿）。事情处理完毕后，部队的一个领导曾对我们说，你们家人和别人家不一样，有的人是撞伤一条胳膊或一条腿就到他们单位大闹特闹，你们家是人都死了，一点也不闹。他还主动说，我们单位在分大米，你们要不要？给你们送点来。我妈妈说，不要，干吗要你们的大米。
我奶奶、父亲去世后，我们姊妹三人相继毕业都有了很好的工作。我母亲也退休了，算是步入了老年。她的身体也发福了，皮肤变得白净细腻，她成了一位慈祥、达理的老太太。母亲后来和我妹妹一家住在一起，她的房子出租给温州来京做生意的一家人。SARS时期，我母亲看商场内买东西的人不多，她体谅生意人的难处，主动提出把租客的房租每月减少一百元。SARS过去了很久，我母亲想把过去的房租恢复了（本来就比别人的低），但那家人不同意。我母亲有点不高兴，和我念叨。我安慰她说，我们少一百块也穷不了，多一百块也富不了。他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需要钱。看在孩子的份上，他们把家搞的也干净，就先算了吧。我母亲一听马上就释然了，这事就不再提了。
我常常感叹1米53的母亲的身体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生命力。我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8斤多重，还是臀位生产。我自己近1米7，生7斤的女儿还剖腹。三年前，我正准备申请我母亲来加拿大探亲，她在一家商场购物时由于楼梯上有水，不慎从楼梯上滑倒滚下，摔断腰骨。医生说我的母亲可能会卧床不起了。可奇迹在我母亲身上出现，她又站立了起来，行走自如了。
我现在又一次为我母亲办理赴加的手续，我想这一、两天她应该收到我的材料了，这算是我母亲节送她的一份礼物吧。我从未为母亲做过什么，这一次我希望她能顺利来加，给我一次尽孝心的机会。我要打电话询问她，我知道，电话那端的母亲会一再叮咛她说过多次的话，“千万别给花钱给我买机票，我自己来买，一定、一定。。。”
这就是我的母亲，有一颗水晶般纯洁心灵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