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改良,不要革命 刘振墉
----从血腥故事得到的教训-----
听本街一位黄姓长辈闲聊时说，就在我家的左隔壁，原来的主人是一对老年“绝后代”夫妇，住房很空。“民国十八、九年闹共产的时候”，在他家里住着省保安团的一个班，常常下乡剿匪。有一天下乡时，被“共匪”打死了一个“弟兄”，当天回来，就看到这些当兵的情绪消沉，晚上又看到他们在点香、跪拜、喝酒，宣誓要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这些当兵的流露的情绪是真心的。在当时，军队里盛行“金兰结义”，成为结义兄弟。同时又流行“拜老头子”，班里的士兵，通常是同一个老头子的徒弟，于是又是同门弟兄。一个弟兄被打死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能不伤心。
过了些时，这些当兵的从乡下剿匪回来时显得满意，表示终于为死去的弟兄报仇了。原来他们从乡下带回一颗还是几颗人心，晚上在大锅里炒人心全班分了吃，算是报仇雪恨了。那个（或几个）被打死而且心脏又被挖出来炒了吃的人，真的是打死该士兵的人吗？退而求其次，他一定是“共匪”吗？有没有可能，只是当地的倒霉蛋呢?
民国十九年，也就是1930年，本镇上有个长者在如皋县城里谋生，春节时也没有回家过年。大年初一，下雪后天气晴朗，太阳也出来了。他走到一个城门口，突然发现城门上方的城墙上，积雪上放着一长列人头，太阳照在死者的脸上，实在让人感到恐怖。后来听说，年前军队到如皋西乡剿匪时，将捉到的共匪割下脑袋，装在麻袋里，用独轮车推回城里来的，这样既方便统计战果，又具有威慑作用。令人疑心的是，这些身首异处的人，难道真的都是“共匪”吗？即便是的，都应该如此不加区别地处以极刑吗？
1965年，我在江苏的瓜州地区参加“四清”运动，工作队长是兴化县的一位公社书记。闲聊时听他说，抗战后期，他是乡里的基干民兵，内战开始后，区里就将基干民兵集中食宿学习。局势越来越紧张，一天夜里有活动，任务是镇压反革命。分成八人一组，每组一个镇压对象，特别要求，每个人都要捅一刀，因为当时武器少，人人都有一把匕首，枪却很少。他说被镇压的都是嫌疑分子，以及乡保长与还乡团的亲属，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本人躲在据点里，够不着他们。当时我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你也捅刀了吗？对象是什么人？
记得有部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也是一人一刀的谋杀。所不同的是，电影里的被杀者或许是罪有应得，持刀者是为了报仇雪恨；而现实中的死者，只不过是个靶子，是为了给持刀人练刀功、练胆量，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杀过人的成员，不会去向敌方投降自首，至于被杀的人是否该杀，无关紧要。
革命与反对革命过程，都必然是最为丧失理性的过程，与残暴和杀戮密不可分。历史表明，无论是俄国人、中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都概莫例外。近百年来，中国人流的血已经够多了，所以我坚决主张，只要改良，不要革命。
